蔡子强在七月十日《明报》发表〈无力正干坤〉一文，道出作为温和派的无力感，特别屡次尝试从中间派角度出发，贡献香港民主运动的知识份子，他饱受指摘下仍笔耕疾呼，他自然更感无奈。面对无耻的特首、有强权无公理的议会及助纣为虐的警队，蔡子强慨叹：「我还可以再说些什么？」他的无力感同样见诸于不少人身上，而他所担心的不独是个人忧虑，更反映某种社会现况，就是「公民社会与政府开战，已经濒临一触即发」。最后，蔡子强忍不住反问按此情势发展下去，他仍能当温和派多久。看来剧本已被写下、角色已然分派，那么故事的结局如何？从文中端倪看出其测度，悲剧命运似乎不可避免。

　　强大的暴虐政权、叫嚣的狐朋狗党、呐喊的群体烘托出故事主角正步上受苦道路，二千多年前是为人的罪付上生命的耶稣基督，今天是为民主普选付上代价的新生代。社会制造的集体暴力，就是为了平息危机，由一个人或一小部份人成为代罪羔羊，杀害他／他们，以换来社群的稳定。或许，悲剧命运未成定案，但从香港及中央政府种种举止，我们能抱持乐观的态度吗？或许，这正导致致命的无力感及背城借一的心态。命运（fate），看似封闭的世界，我们各按剧本演活角色──施暴者、受压迫者／受苦者及围绕的群众。笔者十分欣赏蔡子强的分析，但在世界政权中寻求good faith，注定痴心妄想、缘木求鱼。从基督信仰来看，只有受托见证上主国度的教会明辨世界命途，故能打破此悲剧故事。问题是信仰群体会否迷失在世界的游戏规则、抗争行动中，结果乏善足陈。

　　部份信徒认为「占中」是回应今日香港处境的最后一张王牌，并视之为持有「终极武器」的抗争行动，但这选择正反映出言说者受当下情境限制：「这情况下我有什么选择？」或「这情况需采取什么行动？」即我们被处身的环境塑造自身的回应／抗争行动，但若信仰群体根植于上帝本性，那我们的回应便应超越处境所给予的条件、选择、机会及模式，因此尤达（John Howard Yoder）认为更恰当的提问是：「圣灵赐下生命的力量，如何超越现有模式及选择去完成新事，而这新事将见证上主的临在？」¹当信徒声称今日别无选择，只有投身此终极一战时，其实是接受了一个前提：社会制度的操作是决定性（deterministic）或机械性（mechanistic）的。²事实上，这假设只有一种被程式化的抗争方式，故此要逆转香港困局的唯一方法，便要如刘兆佳所观察那样，作出「竞争性动员」，因为只有输入更强大的力量才能压倒对方， ³故此拥有庞大人数的团体，自然成为争取招安投诚的单位，这包括公务员队伍、警察及教会等，亦因此近日社会出现不少低水平的「反占中」行动。无论教会以什么理由被收编参与正、反的抗争队伍，只要仍为当下情境塑造其回应模式，事实便接受了上述假设，最终不自觉地否定自身作为上主施事者（agency）的角色，同时否定处境中其他行动者的位格性。⁴

　　对支持或反对建制的基督徒来说，他们的抗争行动都只承认存在于系统内的盼望，而忘掉超越系统或在系统之上的盼望。⁵耶稣基督实现了应许：借其复活及升天（ascension）回应命运──悲剧世界里的命运，以打破这封闭世界里的罪恶循环。同时接续耶稣升天的叙述是耶路撒冷教会被建立，门徒被招聚过来，目的是见证一事，就是于强暴的命运下仍有新的可能──复和及建立团契关系。这是教会被召的使命：「转化命运为天命」（transforming fate into destiny），因此，教会的「抗争行动」本性上与「占中」抗争不同，信徒声称「占中」是最后一张王牌时，其实是接受在这封闭的世界里，按照命运既定的剧本演活当中的角色──施暴者、受压迫者或群众，但圣经却见证教会在圣灵指引和加力下打开新的世界，⁶于是教会的「抗争行动」不是拒绝（blocking）或接受（accepting）处境，而是「超乎地接受」（overaccepting）。与此同时，教会的他性（otherness）正道出不少支持者「占中」者的谬误。吕大乐曾指好些激动分子期望「占中」是跟北京的终极决战，这将「占中」转变为他们心目中的那场「政治沙蟹」，即在中环上演一场决斗。（《明报》观点，七月四日）当然他们为了追求公义，不惜承担政治风险，为普选付上代价去争取民主政制的意图是值得肯定（如七月二日的预演「占中」），但信徒有否另类的「抗争行动」呢？

　　从圣经叙述所见，耶稣并没有被动地成为交付罪价的受害者，反之他主动地在传道生活中反对具体的罪恶、不公和压迫，这见于耶稣与反对者、当权者针锋相对的故事──撒马利亚人、面对行淫妇人、安息日治病及洁净圣殿等。⁷这展示出耶稣不断借生活的经历去挑战更根本的牢宰──邪恶权势的捆绑，这不独见于耶路撒冷，同时见于生活上不同层面。于是耶稣挑战不义的方法，并非被动地在某地受害，而是主动地在那三年的传道生活中挑战邪恶权势，并且邀请被压迫者和受压迫者站在同一阵线，一同确认上帝的统治、更新彼此的生命、一起对抗借不同方式奴役他们的压迫处境，而上主的恩典则是让我们参与耶稣那方，⁸故此耶稣基督的「非暴力」行动，并非独见于耶路撒冷内，因为抵抗邪恶的场景是生活、解放的对象包括被压迫人民和压迫者。⁹「占中」倡议者强调要攻向香港最脆弱的地方，以令北京政府和特区政府如不落实真普选的承诺，就得付出沉重的代价，而预演「占中」看来亦分享同样策略，于是「占中」成为被压迫者反抗压迫的手段。可是耶稣在世的工作，却明显打破这分类。耶稣的工作挑战压迫者意会到自己是压迫的同谋者，于是开始采取行动，以消除压迫，与此同时，他同样挑战被压迫者，因为他们可以参与加在自身的压迫，即让压迫性的结构来定义人的实在。¹⁰ 于是耶稣的教导及生活是展示「生活之道」（the way of life），而人们通过这些践行见到上帝的统治如何挑战世界，由此而言，耶稣的生命和教导是上帝管治的见证，也是另类的抗争行动。¹¹进一步理解当中的基础，便离不开有关「权势」（Powers）的讨论。

　　伯克霍夫（Hendrik Berkhof）在《基督与权势》（Christ and the Powers）¹²里分析保罗书信中九段有关「权势」的经文，从而指出保罗并没有设想权势有任何位格化的意义。权势似乎是其中影响和控制地上的创造实在（created realities）。按伯克霍夫分析，保罗似乎把「权势」置于管辖宇宙的结构来思考，什至连上构成及规管人类道德事务的东西，诸如传统、法规、规章和道德学说等（西二）。问题是权势已然坠落，不再在基督里联系上主和受造世界。事实上，权势表现出它们成为存有的最终依据，并成为众神（gods）（加四8），要求人作出崇拜。简言之，坠落权势的渗透性令受造物放大自身的位置。权势把上帝与人分开，并站在造物主和受造物之间成为障碍。伯克霍夫认为，教会的存在便是蔑视和反抗权势的行为，因为当人认信耶稣为主时，便在权势面前作出抵抗。抵御权势意味着教会自身的生命要表现出合乎耶稣基督示範的生活之道，以对抗时代的众神。教会的生活要拒绝玛门、种族主义、不公义、歧视和压迫的权势，因为这些权势将引诱教会敬拜新的神只，而否认耶稣基督是主。当教会在权势面前承认耶稣的主权时，并不意味要推翻和消灭权势，相反是要创造一个地方去质疑权势的合法性，并在耶稣的主权下展示出全新的社群、道德、政治和经济关系模式。当发生这种情况时，教会便动摇权势的位置，这同样构成教会的另类抗争行动。基于权势的渗透性，于是只有通过生活之道去挑战它们。这无疑会引致受苦及死亡，但如韦弗（Denny J. Weaver）所言，受苦不是救赎和其自身，它不是上帝的目的，因为上帝并非借此引人注目，受苦只是反对邪恶的副产品，耶稣并非期望被人虐打，他的受苦和死亡是因为他示範生活之道去反对邪恶权势的结果。¹³

　　故此，耶稣并非如支持「占中」者所指那样，成为顺服被虐的典範，救主的典範是积极地在日常生活中主动对抗拒罪恶和压迫。¹⁴或许我们必须面对的问题是：「非暴力只要沦为手段，或许可以成为暴力的工具。」因为人可以在没有行使暴力下去鄙视、恨恶、侵占和压迫他人，这岂不见于特首及吴亮星的行动。于是尤达认为「非暴力」的意思已被混淆，指「不抵抗」比「非暴力」更有力和精确，即要软弱地接受那恶者的意图，顺从他邪恶目标，而不是在他的设计中同谋，这意味更要关怀那些执意行恶的人，¹⁵于是我们可以进一步提问：参与「占中」者的人链策略，是否恰当地反映「不抵抗」的精神？当警方清场时，参与者自行上车，这将带来什么的情况？在强大的武装设备下，参与者只默默跟从，那世人观看到是什么景象？

　　为什么「占中」并非对抗不义的终极手段？因为罪恶不独出现在中环、遮打花园，它背后的权势渗入不同社会层面，它制造恐惧及谎言，在群体内、外蔓延白色恐怖，而《主场新闻》结业岂不见证此事？我们用主动的行动，引来蓄意的受苦对抗，其实可能美化受苦，且作为工具，引来对方施行暴力。我们未必为感召敌人，但郤是为丑化、恶魔化他们，这骨子里岂不同样是以暴易暴？但这正是那恶者的诱惑，因为耶稣是从与撒马利亚人、面对行淫妇人、安息日治病、洁净圣殿下对抗不公，他挑战整个受权势渗透的生活结构，在其中他要带来生命，而非受苦，他要释放受苦者，而非带来不幸。故此，这不是寻找受苦英雄的日子，而是寻找中止悲剧资源的时候，香港教会不能制造英雄，但能遏止悲剧。就让教会根植本源，重拾我们更彻底的革命工作，回归日常生活里的抗争，这岂不就是捷克前总统哈维尔（Václav Havel）在《无权力者的权力》提及要「在真实中生活」，即做一个说真话的人之意。

（http://www.christiantimes.org.hk，时代论坛时代讲场，2014.07.2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