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日圣公会邝保罗大主教于堂会内的讲道，言谈触及对七一游行与「占中」等见解，引发社会与教会内热烈的迴响。笔者尝试在此探讨教牧面对争议性课题时，宜有三个基本立论，与因应职份而有四个不同角色。
一、三个基本立论
首先，笔者不认为任何教牧或教会领袖对政治争议的观点与立场（包括本人在内），等同上主启示或绝对真理。正因如此，我们对七一游行、支持与反对「占中」、一国两制白皮书等，容许有不同见解，更重要是个人的政见可以被修正，而非铁板一块，不容修改。
其次，任何教牧或教会领袖讨论政治或社会课题时，不存在所谓「超然」身份；教会在公共事务有其「超然」角色，即「教」会不从属于「政」府（这是政教分离的基本原则），「教」会宣讲与践信的真理（落实为普世与公共价值）却贯通于「政」治所有领域。教会宣称其「超然」身份，教牧或教会领袖也想像拥有「超然」身份，然而现实政治中，我们得承认与接纳个体的局限性。当教牧或教会领袖因其个人成长与家庭背景、个人性格与价值、友好与所属群体对特定课题的观点、职位涉及利害关系等，这些不同因素构成了某位教牧对社会课题的视野与识见。
有些教牧与神学工作者，肯定大公教会于公共伦理的「超然」身份，相信大多教会人士会认同；但过度强调到一地步，沦为「教会」（动词）门徒先要修好身，才能让「教会」（名词）成为「教会」（名词）！吴耀宗面对国共内战时，以「着了火的房子。」来形容当年中国，同样现今本港形势也是「烽火连天」。
吴耀宗这样评论：「右边的一群人是放火的，左边的一群人是救火的。我们站在旁边的人，如果还有一点人性，就应当毫不迟疑地去参加救火的队伍。所谓超然者的态度，却与此相反。他用神学家的眼光，对这个紧急的场面做一个冷静的分析，说：放火是不好的，但放火的人未必完全坏的；救火是好的，但救火的人也未必没有一点坏处。他自己不去救火，反而把放火和救火两种行动放在完全平等的地位，使善恶的评判变成毫无意义。这种态度，表面上似乎『公正』，其实是虚伪而残忍的。」（引自邢福增编《大时代的宗教信仰：吴耀宗与二十世纪中国基督教》，483-84页）。吴耀宗对行动的主张是对，但讽刺地，他对共产党的拥抱，使他的「非超然性」等同把救火行动「理想化」与「革命化」，什至「绝对化」，这便带来了中国教会的悲剧。
当我们确认教牧或教会领袖「议政」及「参与公共政治」（非参选与从政），其言行非绝对与超然，可按各自场景与限制，选取其一定位，或游走于两极之间的位置，心存谦卑开放态度应对，有智慧与原则带领会众一同学习与成长。因此，不同堂会信众不能要求或强求教牧要扮演特定角色，就政治或社会课题要有公开宣称的立场；教牧之间，或教牧与信徒之间存有相反立场与相异观点是正常的，是容许的，毕竟「教会成教会」不是因着政治立场，乃是三一神的创造与救赎所形塑的群体。基督是唯一决定我们身份的因素，而非由其它次要因素所构成。
以上三个基本立论：非绝对、非超然、非一律，这便是教牧于政治争议中，思考要扮演角色之前设。教牧的权威，并非来自政权的肯定，或民意的支持，乃在于知其所止，「不妄称耶和华之名」（借用冯炜文语），臣服于圣道之下，忠心宣讲，牧养群羊。（待续）
（转载自香港教会网站。作者为香港教会更新运动总干事。）
（http://www.christiantimes.org.hk，时代论坛时代讲场，2014.07.11）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