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续上篇）
四、宣讲（Proclamation）
神学工作者戴维思（Charles Davis）指出：「基督教从来都是彻头彻尾政治性的，更以社会和政治行动作为显着基督宗教经验的主要手段」（《政治神学导论》，3页）。
笔者并非建议牧者宣讲变为政治宣传，我们要作圣道的忠仆，就不能不全面地宣讲上帝对世界的心意与期望。宣讲基督复活时，若我们只停在个人罪恶有得胜的自由（「他赦免了我们一切的过犯」﹝西二13﹞），这只是部份的宣讲。我们还要传讲「他解除了执政者和掌权者的权势，借着十字架，把他们列在凯旋的行列中，公开示众」（西二15，新汉语译本）。基督解除了一切权势的权力，拦阻任何政权把本身绝对化与无限化。
摩根牧师（Campbell Morgan，1863-1945）为英国着名基要信仰牧者，不参与任何社会运动，他有一段年日牧养「西敏寺教会」（Westminster Chapel），这间堂会有部份会众任职政府或为国会议员，但他毫不讳言在讲道（1911年）指摘政府不应为了可观收入向中国贩卖鸦片，当时教会最大的错失是把此事件当作好奇、有趣的事，没有为此祷告、悔改、并向公众指出错误。选择「公义」（righteousness），还是选择「收入」（revenue），这是本于真理向一切不义与谎言，可作的宣讲。
当堂会的讲坛全成了政经分析，那是圣道的变质，同样当讲章只为安抚心灵，也是圣道的私有化。赖特（N.T. Wright）理解复活信息不是促使神的子民早日上天堂，乃是无畏死亡地于现世委身，展示国度的临在。牧者不一定要全面与深入了解有关公共课题，才能放胆宣讲，他／她存谦卑心灵，按经文原意带出原则：善美要追求，公义要持守，伪善要戒除，虚假要揭露。
五、抗争（Protest）
资深传媒工作者程翔这样理解：「现代意义的基督教，皆源于马丁路德一五一七年推动的宗教改革。当年马丁路德向罗马教廷提出《九十五条论纲》，抗议当年教廷的种种弊端，从此与教廷分道扬镳，创立新教。所以，现代基督教的英文名称是Protestant，意即『抗议者』或『抗争者』顾名思义，抗议或抗争精神，本来就应该是基督教的立教基础，是他们与生俱来的基因，因为没有这种精神的话，根本就没有现代意义的基督教。」（〈基督教与占中〉，《明报》，2013年9月18日）
回顾历史，基督徒群体一般安份守己，顺服政权；但有些时候，顺服在上掌权的圣经教导，并不适用。当潘霍华面对纳粹德国时，他尝试力阻巨轮，这做法带来非议。他明确表示：「在邪恶面前的沉默本身就是邪恶，神并不会当我们为无罪；不说话其实在说话，不行动其实在行动。」
非不得已时，基督徒群体也要采取抗争，如内地温州或其它地区有堂会面对强拆事件，有牧者与信徒迫不得已要维护教产，阻止强拆行动。堂会牧者对这些为理想或为原则而抗争的信徒予以谅解及支援。堂会不应成为抗争的场所；若要这样做，肯定是不容于政权而带来的悲剧。
六、和睦（Peace-making）
圣经肯定基督徒有使人和睦的使命（罗十四19；来十二14），而堂会作为为世上的盐（太五13），更要起着重要的调和作用。拥抱异见，不等同我们要放弃真理立场，乃存开放态度，平心静气地容让异见可以表达，惟有拥抱他者而非拒绝往来，才能迈向复和。神学工作者沃弗（Miroslav Volf）提醒我们「拥抱的决心要先于有关他人的真理，及任何公义的解释。」
堂会要教导会众，基督徒论政与参政，与任何常人一样，并无分别。笔者觉得可笑是有神学工作者或教牧竟以为我们可高人一等，于是基督徒的参与，能使政治生态不一样。圣经既对政制发展没有任何具体指导，我们便得承认基督徒一旦参与权力游戏，同样会有来自「权力的傲慢」，或透过权力手段来达成我们的道德理想。真理叫我们知道人性与结构的恶，于是我不理想化自己为「正义之师」，而异己则为魔鬼化身。我要寻求与神和好，也要与异见者和睦；我与你可在不少课题看法南辕北辙，然而我们仍是属于一个身体，作政治妥协的不是信仰的犹大，政治激进的西门同样也是耶稣的门徒。
结语
面对政治迫人来时，堂会不讲政治也是某种政治论述；同样堂会由钟摆一方去到另一方，只馀下与政权的敌我矛盾也是不宜。求主赐下智慧与勇气，让各堂会能适当应对当前局势，并引领会众活出国度的临在。
（转载自香港教会网站。作者为香港教会更新运动总干事。）
（http://www.christiantimes.org.hk，时代论坛时代讲场，2014.05.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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