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月廿四日，本港有报章报道基督教国际学校（International Christian School Hong Kong, ICS）要求教职员签署跟从圣经伦理标准的声明，并注明如有违反，有可能导致被解雇。 1事件引起了一些讨论，有平机会委员、律师和议员同声说这做法是歧视，并趁机倡议立法保障不同性倾向人士。譬如陈志全议员去信立法会教育事务委员会要求跟进事件， 2以及律师庄耀洸认为若基督教国际学校不跟从《消除性倾向歧视雇傭实务守则》，教育局有权拒绝为学校注册等。 3一把刀已俨然放在基督教国际学校的头上，什或所有坚持办学理念的宗教学校的头上。
教育自由和家长教育权是国际人权标准和本地法律的共识
我们认为，办学团体依据其组织宗旨及办学理念订立员工的操守守则并不一定是歧视，一些批评者往往举起人权的大旗，或俨然以人权专家自居，却只片面引述条文。其实，教育自由和家长教育权是国际人权标准和本地法律的共识，从《世界人权宣言》到《经济、社会和文化权利国际公约》（ICESCR）及《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国际公约》（ICCPR）等国际人权公约到本地的人权法，均肯定家长拥有对子女的教育权：
《世界人权宣言》第26条（3）：「父母对其子女所应受的教育的种类，有优先选择的权利。」
《经济、社会和文化权利国际公约》第13条（3）：「本公约缔约各国承担，尊重父母和（如适用时）法定监护人的下列自由：… 保证他们的孩子能按照他们自己的信仰接受宗教和道德教育。」
《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国际公约》第18条（4）：「本公约缔约国承允尊重父母或法定监护人确保子女接受符合其本人信仰之宗教及道德教育之自由。」
《欧洲人权公约》议定书第2条：「任何人都不应当被否认受教育权。在国家行驶其所承担的与教育和教学相关的任何功能的过程中，国家应当尊重父母确保此类教育和教学符合其自己的宗教和哲学信仰的权利。」
《美洲人权公约》第12条（4）：「根据情况，父母或监护人有权按照他们自己的信念，对其子女或受监护人进行宗教和道德教育。」
《儿童权利公约》第14条（2）：「缔约国应尊重父母并于适用时尊重法定监护人以下的权利和义务：以符合儿童不同阶段接受能力的方式指导儿童行使其权利。」
《香港人权法案条例》（第383章）第15条（4）：「父母或法定监护人确保子女接受符合其本人信仰之宗教及道德教育之自由，得受尊重。」
教育自由和家长教育权的反思
有几点值得注意。第一，同时在一九六六年颁布的《经济、社会和文化权利国际公约》和《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国际公约》都有类似条文，其实当时这两个公约之所以要分开草拟和让成员国签署，正正是因为国际社会对人权的理解有分歧，有些国家较重视「经济、社会和文化权利」，另一些国家则较重视「公民和政治权利」，所以两个《国际公约》的条文不尽相同，也不多重覆。然而，家长教育权却同时包含在两个公约里，这反映了这种人权的重要性和普遍性。对重视ICCPR的人而言，他们明白专制者要控制人民的思想，首要任务就是控制教育权，只要稍为读一下各共产主义国家的历史就可明白这点。所以，确定家长的教育权，正正是抵抗和预防专制的一种公民和政治权利。此外，教育权对经济、社会和文化的发展当然非常重要，所以也是一种经济、社会和文化权利，不赘了。
第二，既然《香港人权法案条例》也肯定这种权利，而基督教国际学校能够存在，正正反映家长认同她为他们的子女所提供的「宗教及道德教育」，教育局俨然要把「社会存在这种宗教及道德教育的自由」也要取缔，又那里有半点尊重呢？《消除性倾向歧视雇傭实务守则》没有法定效力，但《香港人权法案条例》（第383章）第十五条（4） 却已是我们的法律，为何教育局以前者压ICS，却对后者只字不提呢？
第三，在反国民教育的浪潮当中，亦有人以家长教育权的理由去批评国民教育。例如上面批评ICS的庄耀洸律师，当时他就指出「国际人权公约列明家长有权为子女选择符合其信仰之宗教及道德教育。」接着他援引了我们上面提到的一些公约，得出的结论是：「政府推行任何道德教育，必须尊重家长选择权。」他再以英国中学的性教育为例，指出「家长有权为子女退修性教育选修部份。可见英国家长仍可按其自身信仰，替子女选择是否接受部份道德教育。」 4
参考类似法庭案例
国际人权公约及本地法律均赋予父母或法定监护人有确保子女接受符合其本人信仰之宗教及道德教育的权利，因此办学团体依据其理念提供与家长意愿相符的教育并非歧视，更保全了教育的多元性，避免有人透过公权力把统一的意识形态强加于社会和人民。一些外国法庭的判决也反映这种原则受到尊重，例如加拿大最高法院一九八四年在Caldwell et. al. and Stuart et. al.案例中指出，「在聘用上差别对待是否歧视，主要取决于这差别对待的原因是符合『真诚的职业需要』（bona fide occupational qualification）。」5在这案例中，一间天主教学校拒绝与一名离婚后再结婚的教师续约，「法庭指出，这间天主教学校的老师在其私人生活中遵照天主教的教义是属于『真诚的职业需要』，故此在这个案中，由于当事人违反了天主教教义，学校拒绝与他续约并不构成歧视。」虽然我们未必赞同该天主教学校的标准，但我们要指出，由此个案可引伸一个涵义：宗教学校在聘用教师时考虑其宗教信念，是符合「真诚的职业需要」的判准，也不构成歧视。
此外，加拿大最高法院二○○一年亦在一宗案例中肯定宗教团体的办学自由，这案例与ICS事件有一定相似性。当时一间私立基督教大学Trinity Western University（TWU）里面有一个训练老师的课程，然而TWU也有一些群体标准（the Community Standards）要师生签署，其中就包括「不进行同性性行为」。当时的British Columbia College of Teachers认为这课程有歧视成分，所以不承认这课程的毕业生的教师资格。双方对簿公堂，最后的判决判TWU胜诉：「虽然学生和教职员采纳群体标准的要求导致较差待遇──因为这样可能会妨碍了同性恋学生和教职员申请，但我们必须考虑这个承诺的真正本质，以及事件发生的脉络。……﹝加拿大人权条例列明﹞当一间宗教机构宁可﹝只接纳﹞她的宗教群体追随者，不会被视为违反条例。」6
当然，每个案例都有复杂因素要考虑，但最少我们要对那些把「反歧视」绝对化到否定一切其他权利的做法，表示不敢苟同。以上判辞也清楚地说：「在现今处境中考虑人权价值时，包括了考虑私立机构在我们社会的角色，和协调各种对立的权利和价值。宗教自由、良心自由和结社自由，与免因性倾向受歧视的权利，是同时存在的。」7 我们相信这种进路是比较平衡的。
结语
因此，我们反对将宗教信仰等同歧视，什至提倡立法以公权力践踏宗教自由、办学自由，以及家长确保子女接受符合其本人信仰之宗教及道德教育的自由。我们呼吁教育局及有关官员尊重国际人权公约赋予每一位香港市民的宗教自由，以及家长的教育权，并肯定办学团体拥有订立符合办学宗旨及家长意愿的道德守则的权利。
从媒体和同运的手法来看，他们正是值着这案例去鼓吹《性倾向歧视法》的必要性。然而这案例真正显示的是，《性倾向歧视法》可用来打压宗教自由、办学自由，以及家长确保子女接受符合其本人信仰之宗教及道德教育的自由。法例一旦被制订，宗教学校和支持它们的家长的教育权就会被剥夺，而他们拒绝让他们的孩子接受同性恋洗脑教育的自由也会荡然无存。8
（http://www.christiantimes.org.hk，时代论坛时代讲场，2014.02.27）
- 〈基督教国际校涉禁教师同性恋 要求签声明 违者可终止合约〉，《明报》，二○一四年一月廿四日，页A02。
- 〈团体称要教师守教义非歧视〉，《明报》，二○一四年一月廿七日，页A10。
- 〈教局促基督教国际校遵平机守则〉，《明报》，二○一四年二月十四日，页A04。
- 庄耀洸、徐嘉颖，〈家长有权为子女拒绝国民教育〉，《苹果日报》，二○一二年十月五日，页E08。
- 关启文，《是非曲直──对人权、同性恋的伦理反思》三版，香港：宣道出版社，二○○七年，页51。当中有一章论到宗教办学与歧视的问题。
- Trinity Western University v. British Columbia College of Teachers, 2001 SCC 31 (CanLII), [2001] 1 SCR 772, <http://canlii.ca/t/dmd> retrieved on 2014-02-18. Paragraphs #34-35.
- 同上。
- 关于这点台湾的经验很值得借镜，参关启文，〈台湾同运如何推行同性恋洗脑教育〉，载于「关怀．启示．文化」──关启文个人网页。取自：http://kwankaiman.blogspot.hk/2012/12/blog-post_5.html，最后浏览日期：二○一四年二月廿六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