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北京牧师
（续上期）
作为前车之鉴，周幽王屡次三番烽火戏诸侯，失信于天下，终落得身首异处、西周灭亡。另一为国人熟知的典故，就是秦国变法名臣商鞅，在颁布新法之前先立信，命人在国都市场南门立一根十米长的木杆，宣布任何人将木杆搬到北门就赏十金。百姓感到怪异，无人伸手。商鞅把赏钱提高了五倍，终于有一个人去做了，真得了五十金。（司马迁：《史记》卷68，商君列传）这件事轰动效应极大，就是要取信于民，让百姓知道秦国言出必行。有趣的是毛泽东在十九岁时曾写过一篇倍受国文老师赞誉的作文，题为〈商鞅徙木立信论〉。文中肯定商鞅变法的贡献，所颁新法是「我国从来未有之大政策」，但仍需一番苦心徙木立信，「吾于是知吾国国民之愚也」，另外就是担心这件事一旦被「东西各国文明国民闻之」，势必会嘲笑讥讽。（参「百度百科」网页的「商鞅徙木立信论」条目）。不能不说年轻毛泽东的见解的确独特，从商鞅徙木立信之中竟读出国民愚昧，感到颜面扫地，反倒不见取信于民于执政施政的重要性对他有何触动。
话又说回来，当今中国社会总体信任度之所以如此之低，笔者认为与国人对几件事的历史记忆不无关联。首先是建国前新民主主义的《共同纲领》，允诺农民拥有土地和保护民族资产阶级经济利益及其私有财产，到建国后不久即发动全面社会主义改造，农民的土地得而复失，变为集体所有；工商业者则或自愿或被迫地交出企业，当时就有人形容资本家的无可奈何为「白天敲锣打鼓，晚上包头痛哭」。其次是大鸣大放运动鼓励人帮助共产党整风，说是「知无不言，言无不尽；言者无罪，闻者足戒；有则改之，无则加勉」，结果却是揪出三十万右派，竟然说成是「引蛇出洞」的「阳谋」！其三，就是鼓励揭发告密，令人与人之间的信任被破坏殆尽，对他人的防範意识在文化大革命中达到极致。
这些事都时隔未久，中老年人也都记忆犹新，从公权力翻云覆雨如此失信于天下的历史背景，看富翁移民海外现象就不觉奇怪了。
今年春晚有一句话给人印象深刻：「人倒了还可以扶起来，如果人心倒了可就扶不起了」。丧失诚信是当今中国社会上下急需扭转的弊端之一，为了不使后人而复哀后人，当政者有责任利用一切机会取信于民，挽回将倾的人心。
孔子的门生子贡问政，孔子列举了治国三项要事：「足食，足兵，民信之矣。」子贡问若是迫不得已在三者中可以去掉哪一个，孔子回答「去兵」。子贡再请孔子于剩下的二者中除去一个，孔子「去食」。显然在孔子眼中，对治理一个国家而言，诚信是最重要的，「民无信不立」（《论语》，颜渊篇第十二）。意思是说人若没有信用在社会上就没有立足之地，一个国家若不能获得百姓的信任就会瓦解。（全文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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