香港大学法律学院助理教授
终审法院在「孔允明诉社会福利署署长」的司法覆核案中，裁定综援的七年居港规定，违反《基本法》第卅六条社会福利的权利。政府并未有足够理据证明七年居港规定与维持社会福利制度的可持续性有合理适当的关连。
社会福利权对香港人来说，可能会比较陌生。社会福利权与其他政治公民权同被列入《基本法》第三章〈居民的基本权利和义务〉内。就世界人权历史角度而言，社会福利权与政治公民权同样属于第二次世界大战后所签订的《世界人权宣言》中所确立的普世人权。
一九四一年美国罗斯福总统曾发表着名的「四大自由」演说：所有人民都应该享有四大基本自由──言论自由、信仰自由、免于匮乏的自由和免于恐惧的自由。而免于匮乏的自由（freedom from want）就演变成社会权利的基础。
其后联合国人权委员会根据世界人权宣言制定了《公民与政治权利国际公约》（ICCPR），以及《经济、社会、文化权利国际公约》（《经社文公约》，ICESCR）。西方民主国家一向较重视前者的权利保护，如选举权、集会自由、言论自由、宗教自由、平等权利等，直至近年才较重视后者的阐释与实践，如健康权、工作权、社会福利权等。但两个公约其实是同等重要和不能分割的。
社会福利权背后的理念并非要建立福利国家，皆因《经社文公约》同样适用于不同社会模式及政治体制的契约国。社会福利提供一个基本生活需要的安全网，令人在残疾、年老、失业、丧失工作能力或因其他天灾人祸不能控制的情况下未能满足生活需要时，能得到政府金钱或物质上的适切援助，不致活在惶恐匮乏之中。
极度的贫穷其实是违反了人性的尊严和价值。基于不公义的制度和对弱势社群的剥削而导致结构性的贫富悬殊加剧严重，政府在资源许可的情况下实在有责任去扶助最弱小被压制的一群。
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阿玛蒂亚森（Amartya Sen）认为人应该有自由和机会作个人发展，而每人必须具备一些基本条件（capabilities）容让他去发展，如有足够的食物、衣着，有瓦遮头等， 而贫穷就是削弱了个人发展的能力。如果一个人连三餐的基本需要也不能满足，谈民主和普选权利对他来说似乎是太遥远了。
社会福利是对人生命价值的尊重，与自力更生、多劳多得的社会价值并无抵触。例如在二○○二年加拿大的Gosselin v Quebec（Attorney General）一案中，加拿大最高法院认为，魁北克省订立三十岁以下失业年轻人只可享有社会保障的三份之一，并且要求年轻人要参与职业培训课程或社会服务才可获增加援助的社会保障制度，这并没有违反《加拿大权利及自由宪章》（Canadian Charter of Rights and Freedom)中第十五条的平等权利。因为该政策的目的是为了鼓励年轻人自力更新，加入劳动市场，并没有标签、歧视，或不尊重年轻人的成份。这与香港的〈孔允明〉案有所不同。终审法院认为七年居港规定的背后，是基于「穷人不要家庭团聚，对社会没有贡献，故不要来香港」的理念，从人权角度来看，显然不能接纳。
当然，政府也有资源限制，在提供福利时必须考虑长远需要。政府在审批社会保障个案时，亦要杜绝滥用、欺骗的情况。但这些问题并不抹杀了以社会福利帮助社弱势社群，及保障真正有需要的人的权利。在这个前提下，政府提供基本生活需要的综援，就不是居港一年和七年的分别，而是对所有真正有需要的香港居民施以援助，并以平衡、可持续以及符合人权的角度而非只以经济效益去分配资源和制定政策，让广大香港居民都能享有免于匮乏的自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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