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上星期在一个关怀贫穷的讲座中，分析到在资本主义社会了解贫穷问题至少有三个向度，分别是物质及生活层面、制度层面及灵性层面。物质及生活层面不用多作解释，贫穷悬殊就说明在各层面贫穷人的不足。制度层面就是指社会的资源分配原则，简单说就是分辨谁是社会上的胜利与失败者的游戏规则，亦即一般人指的政治。灵性层面暂不在此讨论。一般社会上对贫穷问题的关注都只集中在物质及生活层面，而忽略其馀两者。读今年的《施政报告》时，就必须同时注意制度层面的问题，才不至患上政治斯德哥尔摩症候群。
斯德哥尔摩症候群是指被害者对于加害者产生情感，什至反过来帮助加害者的一种情结。面对今次的《施政报告》，如果把一些所谓扶贫抽离来看，不能否认它的确对贫穷人士在物质及生活层面有具体及实质的帮助。但如上文指出，贫穷问题不能单单从物质层面看，也要从贫穷的来源，亦即是制度的层面讨论。今年将是落实政制的一年，政制就是社会主要游戏规则。行政长官的选举办法不单是一人的选举，他有权任命行政会议成员及社会上大小委员会的成员，而这些委员掌握无数的资源，同时亦对社会不同层面有广泛及深远的影响。教资会、警监会及医管局等的主要成员都是由特首委员任，更不用说其他大大小小的专责小组等非常设的委员会。
在过去的国教风波、近日政制的讨论、《明报》撤换总编辑、香港电视事件及《AM730》的事件，在在都告诉我们，以往香港赖以成功的游戏规则正受威胁，香港的资源将面重新的分配。面对可预见的压迫正慢慢迫近，而压迫者又在这时候给予最受压迫的一群一些好处，在这情境下，我们的确很容易出现类似斯德哥尔摩症候群的情意结。
我不是主张为批评而批评，但我们必须防备一些政客利用贫穷人物质及生活迫切的需要，来为自己制造政治筹码的骗局。事实上，一些贫富悬殊的国家，一些政客都是利用他们的缺乏来争加自己的政治资本。面对今年的《施政报告》，我不会批评个别的扶贫措施，但认为必须要把它们放在更宏观的处境来分析，我们要物质及生活层面的扶贫措施，更要有更公义及公平的制度，以至不会制造更多贫穷受压迫的一群。
（作者为关怀贫穷学校义务校长）
（http://www.christiantimes.org.hk，时代论坛时代讲场，2014.01.17）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