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我完成这本书稿的时候，我心里知道，这不会是一本超级畅销书，它的内容并不涉及大部份基督徒关切的婚姻辅导、儿女教育等与日常生活息息相关的议题，它所讨论的是华人基督徒什少关心的异象、公义、社会责任、文化使命等问题。从某种意义上说，这本书的读者肯定是「小众中的小众」──但是，为这部份有异象的基督徒写作，就是我的异象。
基督徒为什么必须有异象？
荷兰传教士干治士于一六二七年进入台湾，英国传教士马礼逊于一八○七年进入中国大陆，若以此两个时间节点而论，基督新教进入华人社会已有数百年的历史。然而，基督信仰之于华人社会，仍然如同油浮在水面，而非盐融入水中。
为何如此？在我看来，乃是因为华人教会长期以来形成了两个与圣经真理之间存在一定偏差的传统。其一，认为既然世界和人全然败坏，世界末日即将来临，便安心地坐等耶稣再来的那一天。在此神学框架之下，形成了一种圣俗绝对二分的反智主义、孤立主义和私人化的信仰模式。其二，受到近代以来的社会福音运动及第三世界的解放神学影响，以及儒家和佛教等中国传统信仰的侵蚀，偏离了「因信称义」的新教精神核心，强调善行，认同社会主义的制度框架。这两个极端都不符合圣经之教导。
华人教会需要神学的归正与生命的更新。基督信仰是一整套的、独一无二的世界观。所谓「新造的人」，就是指人在成为基督徒之后，世界观发生彻底的翻转。进而，上帝赐予那些世界观已然翻转的基督徒以异象和愿景。若无异象，民就放肆。有了异象，信仰与生命就能合二为一。布利克理如此描写那些具有异象的人：「这些人有一种预感，觉得另有一种方式，认为可以建成更好的世界。」他称这些人为「找路者」，「他们热爱这个星球，觉得对神所造的世界有责任，想要使所有神的百姓活得有意义」。
没有异象的基督徒，期盼的是那种桃花源中与世隔绝、自得其乐的生活；而有异象的基督徒，是有智慧和勇气的基督徒，是有信念和信心的基督徒，也必然是有影响力的基督徒。他们不是随波逐流，而是逆流而上；他们不是遗世独立，而是风雨兼程。他们以能与上帝同工而信心满满。英国神学家斯托得在《当代基督教与社会》一书中追问说：「那二十亿没有听过耶稣的人，和另外二十亿听过，但没有恰当回应机会的人；那些穷人、饥饿的人、受到伤害的人；被政治、经济或种族逼迫的人；千百万被堕胎、焚化的婴孩；以及所谓「平衡核武」的威胁……我们看见这些事，难道无动于衷？我们看到现况，难道看不见可以改变的情况？改变是可能的。那些未听闻福音的人，可以将耶稣的好消息传给他们；饥饿的人可以喂饱，受压迫的人可以得释放，流离失所的人可以有家。我们需要有异象，看见神的旨意与能力。」
在基督新教的历史上，最具异象的前辈就是清教徒群体。发掘清教徒的精神资源，是我近年来思考和写作的重心所在。
因着对公义的坚持，我们愤怒
在清教徒时代，很多牧师和平信徒都是颇具影响力的公共知识份子──虽然「公共知识份子」这个概念是最近半个世纪以来才开始流行的，但在宗教改革之后，长期在社会上承担此种角色的，恰恰就是一批牧师与平信徒。对于他们来说，教会与社会之间并没有一道高墙，基督信仰不是被束缚在教会之中的僵化教条，而是贯通于基督徒生活各个领域的真理与伦理。清教徒不是社会上的弱势群体，他们用美好的见证显明了上帝的大能，他们敢于对抗这个世界的不公不义。用美国清教徒史家利兰赖肯的话来说就是，「清教徒是事奉上帝的伟大人物，在他们里面，清醒的激情与热烈的同情心有着很好的结合。他们有异象而又实干，将理想主义与现实主义结合，追求目标并讲求方法，是伟大的信徒，有着伟大的盼望和伟大的作为，也是伟大的受难者。」
今天的华人教会为什么失去了光与盐的特质？我观察到，很多基督徒反倒比他们不信主的时候还要胆小，无论是面对人性的邪恶，还是面对制度性的邪恶，他们大都默不作声、忍气吞声，什至自欺欺人地祷告说，统统交给上帝来解决吧。然而，上帝并没有让我们做守株待兔的基督徒、如履薄冰的基督徒，上帝让我们刚强壮胆，跑那当跑的路，打那美好的仗。基督徒不是没有是非判断的好好先生，基督徒不是没有棱角的犬儒主义者，基督徒理应像大卫那样挺身迎战巨人歌利亚，基督徒应当像但以理那样无畏地面对狮子。这样的勇气，是如何从我们身上丧失的呢？
真基督徒是一群会愤怒的人，而不是心静如水的假冒伪善者。出于对那些将圣殿当作市场的买卖人的愤怒，耶稣亲自出手掀翻了他们的摊位；出于对罗马教廷贩卖赎罪券的愤怒，马丁路德不畏死亡的威胁，宣布「这就是我的立场」；出于对贩卖奴隶的「国际贸易」的愤怒，威伯福斯和同伴们推动了废奴运动；出于对纳粹的暴政和种族屠杀的愤怒，潘霍华参与地下抵抗运动并以身殉道；出于对美国社会种族歧视现象的愤怒，马丁路德金率领众人进军华盛顿并发表了《我有一个梦》的演讲……他们，就是行道者。愤怒出诗人，愤怒也出圣徒，愤怒带来了起而行公义的勇气，愤怒带来了实践真理的决心，愤怒更带来了个人和教会的复兴。
基督信仰是滚烫的，如温水一样不冷不热的基督徒，会被上帝从口中吐出去。基督信仰又是具有颠覆性的，它不会与敌基督的、不公义的社会秩序「和平共处」。从英国革命到美国独立战争，从美国南北战争到南非黑人的抗争，愤怒的基督徒们是在前线浴血奋战的主力军。所以，我愿意做一个愤怒的基督徒，愿意自己的文字充满愤怒和激情。诗人T.S.艾略特说过：「年轻的时候，我们看问题棱角分明；随着年龄渐长，我们喜欢说话留有馀地，即便明确的观点，也要多加限定，喜欢插入更多的括弧。我们能预见自己的观点可能受到怎样的反驳，我们对论敌更为宽容，有时什至是同情。而年轻的时候，我们说起自己的观点来底气十足，要么激情澎湃，要么义愤填膺。」对我来说，真理让我得享自由，真理让我永远年轻，成为基督徒之后，我没有变得乡愿、世故、中庸、冷漠，我的文字反倒更加锐利，更加锋芒毕露。
我要迎接的属灵的「不列颠空战」
二○一○年，上帝让我经历了中共的盖世太保的酷刑之后死里逃生，上帝没有让我成为殉道者。二○一二年，上帝更为我排除了一道道的拦阻，带领我们全家奇迹般地离开中国，来到美国，来到这块享有免于恐惧的自由的地方，开始新一阶段的生活。
临行前，王怡弟兄在微博上留言祝福我说：「主啊，我知道不是地上的君王；乃是天上的君王使他们离开本地、本族、父家，往主所指示的地方去。」这是让我最感动的一句送别的话。在二战期间，文学大师鲁益斯到牛津大学的学生团契分享。当时，很多年轻人都去参军了，有一些在前线战死。那些没有参军的同学追问说，我们在这个时候读书有意义吗？鲁益斯对他们说，这场仗早晚会过去，希特拉注定会失败，但当伦敦上空纳粹的飞机消失后，另一场属灵的大战即将来到──马克思的声音、佛洛伊德的声音，各种世俗的思想和价值都将蜂拥而至。那时，谁可以升空，去参与这场属灵的「不列颠空战」呢？他说，这就是上帝让你们活下来的原因。这段话深深激励了我，这也许就是上帝让我活下来的原因。
成为基督徒之后，我写作的目标，不再是自我的功成名就，而是荣神益人。《我听见斧头开花》这本文集，就是我的「不列颠空战」的备忘录。无论是对清教徒传统的追慕，还是对华人教会史的梳理；无论是对教会内外黑暗一面的揭示，还是对流行的政治、经济、文化观念的剖析，我都竭力做到「凭爱心，说诚实话」，拒绝谎言，不迎合大众，讲述让人感到扎心的真理。我在很多文章中得出的结论，在这个善恶与对错的标准已然混淆什至倒错的时代，几乎都是严重的「政治不正确」。但是，基督徒应当有「虽千万人，吾往矣」的愤怒与激情，因为，最终的判断标准，就是回归圣经──经上如是说，为什么还要欲言又止呢？
数百年来，基督信仰在华人社会中生根发芽，但赵天恩牧师所宣导的「文化基督化」远未实现，华人文化仍被敌基督的专制、暴力、谎言和迷信所充满。然而，我欣喜地看到，上帝在这个时代兴起了一批信仰纯正、异象明确、委身教会又面向社会的作家、学者、艺术家以及各个领域的专业人士，上帝要将「文化松土」的使命放在这群人的身上。无比荣幸的是，我亦是其中之一员。我祈求，上帝继续使用我这卑微的器皿，让我有份于将福音传遍地极的伟大使命；我也祈求，与更多的弟兄姊妹共用在主里丰盛的生命，一起走在「与神同行」的道路上。这一路，有死荫幽谷，更有花香满径；这一路，有公义，有怜悯，有恩慈，有信，有望，有爱。
编按：本文写于二○一三年九月美国维珍尼亚，
作者为旅美中国大陆基督徒作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