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九香港教会普查」数据反映，全港基督教堂会提供不同类型的社会服务项目达63.9%（占全体堂会数目）。
一直以来，教会实践社会服务有三种不同的取向。第一种立场为「后果论」，基本认为教会只要专心传道，信主的人多了，就会成为好人，于是好人自然会做好事；根本不需要所谓「服务」。事实是一个社会或地区多了基督徒人数，不表示社会就能自动转化。就以南韩与香港作一比较，南韩更正教徒占整体人口之18.1%，而香港则不超过10% （「二○○九香港教会普查」反映为 6.2%至7.8%之间）。按照「二○一二全球廉洁指数」，香港排十四位（得分77），而南韩排四十五位（得分56）。当政府高官多了基督徒，政府施政不见得因而有所改善？ 「后果论」不会带来社会结构或实质的改变。
第二种立场为「桥梁论」，支持这种看法以基要派与福音派居多，社会服务只是手段而已，为的是要达成传扬福音目的。最后一种立场为「伙伴论」，理解社会责任（包括社会关怀、社会服务与社会行动等）与传福音同为整全使命之内容。口传与身传，两者于见证信仰同样重要。《开普敦承诺》（The Capetown Commitment） 表明：「整全的使命意味着察验、传讲并活出圣经真理，福音就是神的好消息，是借着十字架和复活的耶稣基督传给我们个人、社会和受造之物的好消息。这三方面都因罪而有破碎和痛苦；这三方面都包含在神救赎的爱和使命之内；它们必须成爲神子民之整全使命的部分。」现今所谓「整全使命」（Holistic Mission或Integral Mission）基本不分灵性与身体，我们不能以分割的心思来参与社会服务。
自香港开埠以来，基督教一直透过开办不同服务，建设香港社会。笔者年少时居住的「明华大厦」，乃以香港房屋协会创办人之一圣公会何明华会督命名。我早期接触的「香港小童群益会」（一九三六年成立），首届主席也是何明华会督，他与一些热心公益的基督徒与社会人士所组成。从历史来看，基督教在香港社会服务方面，是重要的持份者；但可惜地在日后社会服务「管理主义化」之下，教会的社会服务走向了不断倚赖政府资源的困局中。教会失掉了原来承办服务的主导性，只沦为外判服务的「伙伴」。
卢龙光牧师曾发表一文〈教会的社会服务到了进退维谷的处境〉（《思》一二○期，二○一一年五月）：「过去在殖民地政府之下的发展，教会不自觉地陷入了结构、规划、组织和制度的陷阱。教会当然要发挥社会服务的功能，教育的功能等等，但是教会没必要一定要办学校，尤其是政府津贴的；也不须要办社会福利机构而接受政府资助。头栽进去了，自以为是政府的伙伴，却原来只是伙计。后来还加入了商界，分明是多了个老板，谁愿意付钱，谁掌握了权力，谁就是老板，而教会便不自觉做了政府和商界的伙计，还自以为是伙伴。」
另一问题便是「服务专业主义化」，「社会服务不必然一定由专业人士提供，最重要的是令整体教会对社会关怀，令整个社会也参与社会投资，而不是由个别机构或专业社工垄断了社会服务，更加不应被政府垄断。」「有些工作只有专业社工才可以做，这是不错的；但大部分人需要的服务却不是制度化、结构化、专业化的，而是互相关怀、接触和鼓励，提供机会，以致达到一个互爱互助的社区网络。」
这现象造成了社会服务愈来愈昂贵，服务做得愈好，便需要聘请更多专业社工提供专业服务，而政府与教会投放的资源多了，然而社会里真正需要服务的人却不能得着，问题在哪里？
（待续，这是笔者最近一篇「社关主日」讲章之部份，抽起了经文，现分两期刊登。）
（转载自香港教会网站。作者为香港教会更新运动总干事。）
（http://www.christiantimes.org.hk，时代论坛时代讲场，2013.09.19）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