看过汤汉斯的电影《机场客运站》的观众都应该体会，一个无国家肯收留，成为人球沦落机场的人是十分值得同情的，因为人总是渴望有一个清晰的身份和归宿。而香港终审法院裁定变性人可以新的性别身份结婚，其实亦是为他们找到了一个归宿。
个人认为一直以来整个问题的焦点，只放在不容许变性人以变性后的身份结婚是否违宪，是不能真正解决有关问题，什至引发更多问题，特别是终审法院一些法官对婚姻定义的重新诠释。因为问题的真正核心是如何在法律上令一个完成了完整的变性手术并已获发新的身份证的人，他的性别身份能够持续一致。现时一个变性人可以更改身份证上的性别，而日常生活中大部份的时候，社会都会以新的性别身份来看待他，包括进入那一个性别的更衣室；奥运会在二○○四年亦已容许变性人在符合一些基本条件下以新的性别参与比赛；什至在一些地区可以参与选美。不过，当变性人打算结婚的时候，香港政府则只考虑出生时的性别，形成了一些不一致的现象。一个人在法律上的性别身份若果有时是男、有时是女，对于当事人和其他与他一起相处的市民，的确会带来一些困扰和不便。
由于变性人已是客观存在的事实，据关注团体估计现现时香港约有近三百个变性人，如何处理他们法律上的性别身份是一件无法逃避的事。而变性人涉及的不单是婚姻的问题，更可能涉及领养什至继承权（例如新界的丁权）这类问题。在修订法律的时候应全面考虑变性人身份改变会带来的影响，而不是头痛医头、脚痛医脚。
在终审法院的判辞认为，由于现代很多夫妇亦不打算生儿育女，因此繁衍后代不再是现代婚姻的必然要素，需要改变婚姻必须是自然男女的结合这规定，有评论认为这理据亦间接会为注定不能生儿育女的同性婚姻开路。有关忧虑并非无的放矢，因此，更合宜的做法不是改变社会和法律对婚姻的定义，而是确立变性人的法律身份。即一个由男变女的变性人，她虽然不能生育，但法律上她已经是一个女性，因此，可以按照香港的法律，以女性的身份与另一个男性结婚，正如一个就算一早验出不育的女性，仍然可以以女性的身份与另一个男性结婚，没有违反我们认为婚姻是属于一男一女之间的结合这基本原则。可以繁衍下一代是我们对婚姻和家庭的期望，至于是否生儿育女则是有关夫妇的际遇和选择。变性人在法律上有一个持续而一致的身份，可以避免他／她们成为性别身份的人球，令他们和社会人士亦无所适从。
不过，如何界定一个人是变性人，给予身份证上性别的改变，必须继续维持现时严格的程序和标准，包括充足的生理和心理评估和诊断，以及约两年的观察和完成了完整的变性手术。不能好像一些国家（如加拿大）渐渐变成接受一个人心理上认为自己是另一个性别，但因为不愿意或不适合做变性手术，只要通过心理评估亦接纳他／她是变性人。亦不应好像有些个案，当事人只做了切除原来性器官的手术，但没有加上新的性别的性器官，亦当作是一个变性人，便会令问题愈来愈复杂。亦会令其他在日常生活与他们接触的市民感到尴尬、什至不安。相信大部份女士都不会接受一个男性只是认为自己有女性的内心，就容许他进入女性更衣室的。
不过，接纳变性人在法律上有一个明确而固定的性别身份，并不代表大家一定要支持或肯定一个有性别认同障碍的人做变性手术。特别是很多香港的教会从创造秩序的角度去看人的性别，一般都会反对变性，但是反对还反对，现实就是社会已经有一批变性人存在，他们在日常生活应该受到合理的保障，正如基督教一般不赞成离婚，但比方说陈太离了婚之后，再嫁给李先生，我们不能够说教会不承认她再婚，因此继续叫她做陈太；而教会按她再婚之后的情况称呼她李太，亦不表示教会支持她离婚，教会可以不接纳她在教堂行第二次婚礼，牧师可以不为她证婚，她们只能够按照法律的规定举行非宗教仪式的婚礼。
同一道理，法律容许变性人以新的性别身份结婚，不等如教会要完全认同有关的规定，教会仍然可以继续反对变性，以及不为变性人举行宗教婚礼，至于变性人若果参与教会聚会、什至洗礼和事奉，应如何处理，对香港的教会来说是一个很新的课题，在未来一年，除了社会要讨论法例如何修订之外，教会也要多些讨论有关变性人的牧养问题。
（http://www.christiantimes.org.hk，时代论坛时代讲场，2013.05.15）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