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香港浸会大学宗教及哲学系教授，浸大应用伦理学研究中心主任；曾任系主任七年，文学院副院长四年。美国纽约州立大学哲学博士（哲学），美国耶鲁大学哲学博士（神学）。着作包括《公理婆理话伦理》、《自由社会的道德底线》、《生死男女：选择你的价值取向》、《繁星与道德》、《黑白分明：基督教伦理纵横谈》、Treating Persons as Ends: An Essay on Kant's Moral Philosophy及学术论文数十篇。 |
华人教会普遍害怕冲突，喜欢和谐，喜欢弟兄姐妹顺服，因此，听到「抗命」或「不服从」字眼，就浑身不舒服。公民抗命是对政府抗命，就更触动很多教会领袖的敏感神经。惊愕过后，希望大家可以冷静反思。
圣经看政府：服从与抗命
然而，圣经中也有一个很重要的对政府集体抗命典範。当摩西要求法老让以色列人合法和平离开埃及，法老不准；摩西服从政府，没有发起暴动，强硬离开。上帝不断降天灾，同时摩西一直与法老谈判。第十灾后，法老终于让步，答应让以色列人集体合法和平离开。当以色列人起步后，法老突然改变主意，重新下命令不准以色列人离去。以色列人当时有两个选择。其一，继续服从政府，原地踏步，停滞不前，等待上帝再出手。其二，违抗政府最新政策，勇往直前。出十四8说：「耶和华任凭埃及王法老的心刚硬，他就追赶以色列人；以色列人却抬起头来出去了」（和合本修订版）。换言之，以色列人出埃及，最终是集体对政府抗命，「昂然无惧地」（和合本原翻译）向前走的结果。他们对政府的抗命，既非因为宗教自由，也非基于保障生命，而是因为一个族群在社会生活中受到不公义对待。（参出三7，9）
新约圣经教导信徒服从政府，如罗十三1-7及彼前二13-17，不需要很高深的释经学，就知道要服从政府只是一般性道德指引（如服从父母），而不是一个必须严格执行的绝对命令。因此，在某情况中若有其他更重大的圣经道德原则与其冲突，便需要服从更高的道德指引，而暂时搁置对政府的服从。
公民抗命，是透过一个非暴力、集体、有限度违抗法律行为，引起公众关注一个不公义的社会制度，影响舆论，试图改变这个不公义的法律及制度。这是一个圣经没有直接谈论的现代社会行动，因此，当代意义的公民抗命，圣经既没有直接禁止，也没有直接赞成。作为一个社会觉醒运动的手法，公民抗命只是一次的违命，而不是持续及全面对抗政府，所以没有违背新约圣经。再者，只要这一个公民抗命行为是清楚为了争取重大社会公义，就更有圣经基础。
旧约圣经对人类政权的要求
旧约圣经有大量经文清楚指出政治公义是耶和华上帝对以色列君王的要求（如诗七十二1-2；耶廿二1-3），政治领袖在这方面失职会受到上帝严厉谴责（如赛一21-23；耶廿二13-17；结卅四1-6）。有些先知也因为社会不公义现象而谴责君王（如以赛亚、阿摩司、耶利米）。再者，这不只是对上帝选民的要求。箴言属智慧文学，漫谈世事，主要是诉诸理性及经验反思，而不是摩西律法。而箴言也这样说：「国位是靠公义坚立」（十六12，参廿五5），「王借公平，使国坚定」（廿九4）。换言之，有智慧的人应该明白，社会有公义，才是社会及政权稳定的基石。因此，无论是什么社会，政府的公权力必须在公义规範内运作，是圣经对全人类的要求，是智者对政权的忠告，也是所有国民对其政府的合理期望。
因此，一旦政府因为拥有权力导致腐败，当政府施政漠视公义时，所有人（包括基督徒）都要帮助政府纠正，这是公民责任。人民政府脱离了人民，人民有责任提醒。
公民抗命提供第二次机会促社会进步
因为人类的私心及社会盲点，世界上没有完美的宪法与法律，都可以有不公义的元素。一旦我们醒觉到这些不公义的元素，就应该在体制内寻求改变（政府内部若有相互制衡机制及广泛民意基础比较容易进行）。体制内争取不到，公民就要在社会内合法施压。对于非常严重的不公义，就需要考虑诉诸公民抗命，采用和平非暴力的抗争，揭示制度的严重不公义，使其不能再躲藏在合法性的框架内欺哄社会。
公民抗命行动目的是要求改变，提供第二次机会让政府及社会重回公义正轨，改善法治及施政。所以，这行动本身是预设了这个政治制度大体是值得支持的。这行动的意图是改善政府，修补漏洞，而不是推翻政府；是促进社会进步，而不是反社会。公民抗命愿意承担罪责，接受法律惩罚，更表示了对政府的普遍服从，而不是反政府。这是一个偶发性行为，不是常态。只要政府不再有严重不公义措施，就不会再有公民抗命。
从圣经到香港：政制改革与社会公义
目前香港的行政长官选举方法有严重程序不公正（如渔农界一百五十九个选民却可以选出六十个选委）。透过不公正程序产生的特首，自然就不想纠正这个不公义，也不会特别热衷社会公义。立法会功能组别权力过大，很多界别议员的产生办法也是有违程序公正。一个由不公正程序产生的政府，其身不正，就天生不会着急社会事务必须讲求公正。由于政府漠视社会公义，市民民生受压迫、受剥削、得不到公正仲裁，地产霸权缺乏约束力量；市民受苦，政府失职，这是一个非常严重的结构性不公义。最近新闻指廉署前高层都涉嫌以公谋私，无人监察，令人忧虑政府高层视社会公义为无物，香港的优良制度在回归后开始霉烂。要从制度根源上打击种种社会不公义，就需要有全面政制改革，特首及所有立法会议员的选举都需要符合程序公义，让政府各部门都接受社会公义的监督。
香港政制有真正改革，既是香港的进步，同时也就是中国的进步了。再者，香港的政制改革，也可以为内地政制改革提供参照。立足香港，对中国有进步梦想，就从香港的政制进步开始。这是爱国爱港的赤子心。
自称为人民服务的人民政府，应该尊重人民，而不是倒过来，要求人民迁就为他们服务的公仆。政府为人民存在，而不是人民为政府存在。人民是国家主人翁，政府是国家代理人。代理人有何合法性去限制主人翁对特首的提名权及参选权？有关当局曾经庄严承诺香港可以在二○一七年普选特首，现在似乎改变主意。与昔日以色列人出埃及途中遭遇一样，香港人也有两个选择。乖乖听话，服从政府最新安排；或是好像当日以色列人一样，「昂然无惧」地争取香港人应有的权利。
具体的公民抗命行动，大家可以酌情判断是否适宜参与。但请万勿把参加的人棒打为反社会份子。
教会，若积极关心社会公义（不推搪说这是政府的事，与教会无关）， 不只关心自己（宗教自由及生命得保障），就不会得出圣经反对公民抗命的错误结论。
进深阅读：
Stephen Charles Mott, Biblical Ethics and Social Chang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82, 2011), chapter 8, "Strategic Noncooperation"; A Christian Perspective on Political Thought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93), chapter 4, "To Seek and to Distrust Government."作者于1970至1995年是美国Gordon-Conwell Theological Seminary基督教社会伦理学教授。笔者在北美求学时读他第一本书后获益良多，特别到他波士顿住所拜访他。
编按：黑体为编者所标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