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续上期）

「公民抗命」的「激进」

郭伟联，香港浸会大学宗教及哲学系助理教授。伦敦大学英皇学院哲学博士，建道神学院道学硕士及神学硕士。着有：〈八十年代前期香港教会社会参与：《信念书》的分析〉、〈七十年代香港福音派青年基督徒之社会参与〉、〈身分意识与七十年代福音派青年基督徒社会参与〉等十多篇论文，及《反对合一！？：贾玉铭、基要主义与中国教会合一运动的纠结》一书。

　　一、公民抗命的非宗教向度

前一节我从宗教改革的历史谈及，基督徒在面对「更高的命令」的感召时可能会作出的不同「抗命」形式，但我一直没有使用「公民抗命」一词，这是因为这概念只有很短的历史，并且有其在美国的政治哲学讨论的特定意义。¹研究者通常将「公民抗命」（Civil Disobedience）一字的起源，追溯至梭罗（Henry David Thoreau）在一八四八年发表的言论。²梭罗反对当时联邦政府对墨西哥进行侵略，剥削印第安土着的权利，以及南部各州实施奴隶制，因而拒绝交税，并希望这行动唤起其他人的注意与支持。³后来，甘地（Mohandas Gandhi）及马丁路德金（Martin Luther King）分别将梭罗的思想应用到印度独立运动及黑人平权运动，并得到民众的支持，使「公民抗命」这概念受到注视。又因为马丁路德金是一位牧师，所以往往令人认为公民抗命行动与宗教有所关连。

　　但政治哲学家罗尔斯（John Rawls）指出，公民抗命其实是政治行动，不是宗教行为──公民抗命是在社会共同认受的政治价值上运作，而非在某一宗教信念上。⁴因此，今天信徒在参与公民抗命时，要明白他／她是有着两重身份。面对一般市民及世俗执政者时，更要注意基督徒视为理所当然的、道德的「更高的命令」，在世俗人眼中可能不值一哂，也不会明白这些「信仰追求」的原因。若基督徒参与公民抗命时，便应以一般市民能明白的理据，解释他们的行动。同理，因着这行动背后是一个公共的议题，而不同信徒会因其不同的思想和社会位置，而有不同的立场，这是十分自然的事。

　　二、公民抗命是否激进？宪政式的解读

　　公民抗命鼓励社会大众违法，虽说是有限度的违法，但群众集体地冲击法制，以达到他们的诉求，这对社会必然有着巨大震憾性。就是这种非政治体制内、震憾的改变诉求，使公民抗命被看为激进。但很有趣的是，罗尔斯却从另一个角度，指出惟有实施宪政及重视公义的社会，公民抗命才会是有效的，否则只会遭到无情的镇压。⁵并且，他相信公民抗命在宪政社会，其实如选举和司法独立一样，是保障人民的不满能有效疏解，稳定政治体系的机制。 ⁶如此，公民抗命其实是一种相对温和的政治抗议。笔者同意罗尔斯的见解：尊重宪政，是让公民抗命不致劣质化或令人民受严重伤害的重要条件。戴耀廷教授强调「占中」不是要「挑战北京的主权地位，也绝无意图搞港独」 ⁷，其「目标就是希望北京政府履行在《基本法》及全国人大常委会在相关决定中作出了让香港特区的行政长官及全体立法会议员由普选产生的承诺。」 ⁸从他的声称看来，他也是将「占中」放在宪政体制之下。但王永平先生指出，具有支联会常委身分的朱耀明牧师成为「占中」发起人，会带来政治的疑虑，「让现在指占领运动是反中乱港的人举出『人证』。」 ⁹另外，戴教授认为他没有仇敌，只有对手，强调以爱来应对事态。但后来「对手」这词，被乔晓阳主任理解为「对抗」及「你死我活」。 ¹⁰笔者认为戴教授、陈教授及朱牧师宜就这些方面加以解释，以免他们的温和宪政诉求，被人视为激烈的政治阴谋。

　　三、公民抗命是否激进？从马丁路德金的遭遇看

　　可是，罗尔斯的建议毕竟是理论而已。两位着名领导公民抗命的领袖──甘地及马丁路德金都是遭遇行刺身亡，马丁路德金更是在一个「宪政」的社会下遭逢此劫。他的和平、非暴力主张，也在整个运动中难以完全被落实。一九六五年的「流血周日」（Bloody Sunday）及一九六六年的「芝加哥运动」（Chicago Campaign）都充满对立和暴力，他在一九六八年遭暗杀后，美国多处更发生暴动。

　　为什么马丁路德金的非暴力思想不能避免暴力呢？最主要的原因是运动承载着很多社会张力和尖锐矛盾。首先，争取权利的一方（黑人）与被挑战的一方（白人）早已积累矛盾和仇恨，以致偶发的挑釁和冲突一发不可收拾。另外，「公民抗命」一方提出的建议被认为是不设实际、不合时宜，但双方又没有妥协的馀地，以致争议和冲突升温。第三，「公民抗命」的一方被质疑违背整个国家更高的价值观，如马丁路德金当时一直被怀疑，什至是被指责为共产党人士（这在冷战时代的美国是一个不可承受的罪名），令社会大众对他及他领导的运动产生疑虑，以致执法人员使用武力执法时，也相信他们其实是在保障社会，而不是加害「抗命」者。¹¹当然，历史最后都是谴责施暴、煽动人民之间仇恨的人和政权，但人民要付出生命与人生安全，总是令人不忍的。

　　同样，今天的「占中」行动，也是在充满形形色色紧张状况的香港社会中进行，令人十分忧虑。中港矛盾、建制与非建制、官商勾结、仇富、「爱港之声」、激烈民主派等等在报纸上常常见到的字眼，令我们不能否认社会有着很大的对立情绪。戴教授提议的符合国际标准的普选机制，与中央宣示的「筛选」似乎没有交集。普选的问题上升至国家安全、爱国不爱国、搞乱香港、颜色革命的层次。参与「占中」的人士便等于「泛民」，也等于「对抗中央」。他们更是被称为「傲慢」、「欺负内地人『不懂民主』」。¹²面对着这些，我为我生于斯长于斯的城市有说不出来的忧虑。

不同角度的信仰反省

　　一、若我不同意「占中」……

　　若我不同意「占中」，大概会是因为我不同意他们的激烈言论（例如：「占中」主促者以「核震慑」来形容他们的行动，要中央在武力镇压或妥协让步作出选择，好像将全港市民的利益孤注一掷），¹³或不同意现在是要采取激烈行动的时候，现在缺乏抗命的根据。¹⁴什至，可能我根本不认为普选有何重要性。¹⁵但若我是基督徒，求上主叫我将别人的诉求看成他们的呼喊和伸冤，叫我不掉以轻心，切实找寻回应之道，也看出我们同是在罪里及困苦流离的群体。若我相信对方的诉求并不真实和合理，求主叫我有智慧、勇气和能力，让对方明白他／她的行动的限制或偏颇。求主叫我反省自己生命的价值观，叫我认定我的选择是有上帝的爱和公义在内，也为我的选择寻求具体的实践途径。求上主叫我明白我害怕「抗命」，或许是因为害怕暴力及不稳定，但纯粹的压制不能使我们免于暴力。求主叫我看到，基督的和平是一个爱和将自己向别人付出的和平。并且，这付出不是要别人付出（要别人看开一点，现实一点），而是为别人付出，创造恩典和空间。求主叫我看到上主更高的命令便是要我们彼此相爱，叫我看到这是撕裂的社会最大的保护。求主叫我成为和平之子，致力避免及阻止任何暴力和仇恨的事情发生。若许可，更希望尽力寻找一个解决矛盾的方案。求主叫我爱人，因为有爱才不至消灭信任；能够互相信任，才能寻求社会正义。最后，虽然我不认同或参与「占领中环」，但求主叫我明白，我可在不同的岗位上发挥正面的社会力量。

　　二、若我参加「占中」……

　　若我参与「占中」，求主叫我心中充满大爱，持守非暴力的原则。紧记圣经的教导：「要爱我的仇敌」，坦白承认在社会纷争中必会遇到对我有「敌意」的人，但求上主叫我能以爱回应。求主叫我明白这行动其实是沉重的，有可能发生意想不到的困难，求他叫我好好计算自己能付的代价，能有勇敢的心，不要以一脑儿的傻劲参与。求主叫我看到「公民抗命」不是终点，而是民主进程的起点，明白那是漫长的进程，不是你死我活的争斗。求主叫我能与不同的人沟通，能理解人，少求受理解，不单让人明白我的诉求，也理解不同意我的人的质疑、关注和忧虑，并且尽力向他们解释。求主叫我能说出为什么基督徒应支持民主，¹⁶思考什么是良好的民主精神，它又如何能帮助香港走过现时的社会和管治困难。求主叫我为运动的领袖祈求，叫他们在过程中能秉持和平，避免运动激进化。¹⁷求主叫我能勇敢地向内地同胞道歉，为香港人对他们作出不友善的言论寻求宽恕，不让普选这事务，成为中港矛盾的一个引发点。求主叫我们在掌权的人及市民眼前蒙恩，将一切冲突的可能性减至最低。

　　三、从教会角度看「占中」……

　　若我们是在教会里，求主叫我们超越一切政治的界线，为国家求平安，为这城求平安，为我的弟兄姊妹求平安。我们可能对政治的看法有很大的分歧，但主耶稣爱我们，接纳我们，使我们在他面前是一个尊贵的人。他的爱和肯定是政治纷扰中维系我们的枢带，也为我们带来复和与平安。

后话

　　还记得争取八八直选时，我仍是个中学生，当时我相信循序渐进地推进直选是好的事情，因而同意不应立即直选。但万料不到现在人到中年的我，仍未看到立法会及行政长官达到完全直选。人生有多少个廿五年？五十年不变的特别行政区又有多少个十六年？若有基督徒因着道德的感召，认为现在是推进普选的关键时刻，奋起行动，我们或有种种原因没有参与，但也值得思考他们的呼声，积极寻求出路，为他们及社会求平安。（全文完）

编按：黑体为编者所加。本文为郭伟联教授于四月十九日在「公民抗命的信仰及教会反思」公开交流会上分享的讲稿。交流会由香港基督教协进会社会公义与民生关注委员会、香港教会更新运动、基督徒民主教室主办，并由时代论坛协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