郭伟联，香港浸会大学宗教及哲学系助理教授。伦敦大学英皇学院哲学博士，建道神学院道学硕士及神学硕士。着有：〈八十年代前期香港教会社会参与：《信念书》的分析〉、〈七十年代香港福音派青年基督徒之社会参与〉、〈身分意识与七十年代福音派青年基督徒社会参与〉等十多篇论文，及《反对合一！？：贾玉铭、基要主义与中国教会合一运动的纠结》一书。

戴耀廷教授自从于《信报》刊登〈公民抗命的最大杀伤力武器〉一文后，「占领中环」成为了现今社会上热议的题目。他与朱耀明牧师及陈健民教授发布「让爱与和平占领中环」信念书时，选择了在教堂里举行记者招待会。朱牧师的讲话中，更强调他们以祷告的心并接受上主的引导来进行这行动。他们怀着信仰的感召来推动「占中」，但外界的纷纭回应令我们感到这不单是信仰的问题，而是香港在回归以来的一次重大事件。在这种张力下，信仰在这里可以担演什么角色？我自己如何对这些事件作出思考？

　　有关公民抗命的政治哲学，或从时事、社会或政治角度有关「占中」的评论，我都不会在此讨论。我在这里只会从信仰角度反省以下几个从「占中」引发，基督徒应会面对的问题：一、历史中的基督徒曾抗命吗？二、「公民抗命」是否激进？ 三、我可以有什么信仰反省？

基督徒抗命的历史反思

　　一、公民抗命作为道德判断的冲突

　　我相信我们都会认同基督徒不应以身试法，但参与「公民抗命」 的人认为他们的「犯法」行径，不是纯粹的违法，而是以违法来彰显某些法例或政策的不公义，并以有限度的「违法」来引起公众的注意和同情，从而推动改变。政治哲学家贝铎（Hugo Adam Bedau）将公民抗命定义为以公开、非暴力、谨慎而有良知的刻意违法行动，来推动政府改变法律或政策的政治行为。 ¹他更指出「违法行径」是将公民抗命与其他对政府和平抗议区分开来的最大特征。 ²但贝铎也清楚指出，「公民抗命」不是一般的违法事件，参与「公民抗命」的人认为有一些道德原则被现存的法制所背离，并且这些道德原则比那些法律来得更需要被尊重，因此他们宁可为着那些道德原则，而干犯法律。 ³简单而言，决定「公民抗命」的人是在两个道德原则冲突──追求某种「道德」价值与法律的「道德」价值──之中作出取舍 。因此，这是价值冲突中的取舍。

　　二、圣经中的更高命令

　　其实，圣经也有这种价值冲突的例子──当然，它不会是生活的常态，否则上帝也不会颁布律法给以色列人。最典型的，便是耶稣在安息日治病及容许门徒掐麦穗。耶稣很明显认为有一些更基本的价值，比律法更值得我们遵守。他也很清楚知道自己是犯「法」的，但在那些事上，更高的道德价值比法律条文重要。同理，他也批评人们以某些规範来成为逃避道德责任的借口（如交了圣殿的献金便没有钱供养父母）。不过，耶稣并不是蔑视法理，而是反对人用「法」来行不义：「这就是你们借着遗传，废了神的诫命。」（太十五6）因此，耶稣并不将人施行或实践法律，机械地等于「公义」。对他来说，上帝的命令才是恒常的判准。 ⁴什么是上帝的命令或公义？加尔文指出，那永恒、真实、公义的命令是耶稣在福音书的教导：尽心、尽性、尽力地爱上帝，也要爱人如己。 ⁵

　　三、更高的命令与建制里的改革

　　更正教（Protestantism）承袭了这种追求更高的命令的想法，从它的名字便看到其「反抗」色彩什为强烈。但当时不同的「反抗」形式，却提示我们要实践更高的命令时，其实有多样化的途径。

　　当时，马丁路德强调法官不应死守法律条文，而是要用「公义」（Billigkeit, aequitas, epiekeia）来纠正严刑峻法。同为宗教改革时期的德意志法学家奥登堂（Johann Oldendorp）更扩充路德的思想，认为所有制定法（positive law）的实施与执行皆要被公义所衡量。因此，更正教认为当人面对公义和法律条文的冲突时，人越过法律条文以保持公义是可被理解的。 ⁶加尔文在讨论顺服君王时，更提及官员应以他们的权力抵制暴虐的君王：「如果现在有一种官员被任命来约束君王的意志〔就如古代五位监察官当选以约束斯巴达国王，或罗马的保民官对执政官的制约，或雅典的行政长官被选立以约束元长院。又如今日当三级议会召开时，代表们也有着同样制约君王的权力〕，我非但不会阻止他们照自己的职分反对君王的暴虐、放肆的行为，我反倒认为他们若对欺压民众的君王睁一只眼、闭一只眼，这种怯懦的行为不过是邪恶的背叛，因为他们出卖了人民的自由，而他们知道保护这自由乃是上帝托付给他们的职责。」 ⁷因此，上帝的命令是比人间法律更高的命令、更高的权威，我们的一切制度，其实是为了实现这最高的权威。

　　但值得注意的是，无论是路德、奥登堂及加尔文，他们谈及冲破法律条文，实践更高的命令时，他们的对象都是立法、司法或执法者。因此，更高的命令在他们思想里，其实本身不是一个「颠覆性」的「抗命」概念，他们渴望制度里的变革，渴望有良性进展的善治。笔者认为这是今天在社会不同岗位里的基督徒应注意的：我们应在可以的範围里追求更高的命令。若身在建制的人能肩负起这责任，留意现存法制可改善的地方，我们可以想像，社会里发生反抗建制事情的机率便会减少。同理，信徒不一定认同或参与「占中」，但我们要认定自己可在不同的岗位上发挥力量，改善社会的情况。

　　四、由抗命到革命

　　但改教家的良好设想并没有得到实现，当加尔文仍在生时，苏格兰的改教家诺克斯（John Knox） 便提出贵族、官员和人民可因着政府的堕落，而不服从政府，以回应苏格兰女王的暴政。而这不服从，可以是消极抵抗政令，也可以是正式抵抗政府。 ⁸诺克斯的言论可说是更正教改革宗对不义政权抵制的滥觞，为后来苏格兰与英格兰发生的革命提供合理的思想基础。可是，革命也引起英格兰与苏格兰在十六世纪下半叶与差不多整个十七世纪的动盪和混乱。

　　五、非暴力及不抵抗的「抗命」

　　不过，我们要注意在这个混乱的时期，出现了第三种的「抗命」形式：信徒面对政府的不义时，他们坚持顺服上帝更高的命令，消极不与政府合作，但也不抵抗政府给他们的惩治。这是重洗派（Anabaptists）对当时政府极权，但社会局势日趋暴力的回应。他们一方面不同意当时政府的施政，但另一方面又看出「以暴易暴」为当时社会带来的不稳定和伤害。因此，他们强调不会挑战政府的权威，承认政府管治的合法性，但又勇敢向政府表示某些法例有违他们的良心与信念，以致他们无法遵行。他们企求以这种「殉道」心态表明心志，希望政府尊重他们的良心，改弦易辙。重洗派的做法在十六世纪时并不为人所欣赏，他们在欧洲大陆受着很大的迫害，不少领袖人物皆被残害。但在欧洲经受个多世纪的战乱和政局飘摇后，他们的和平主义渐为人所认同。后来贵格会（Quakers／Society of Friends）便是用类似的手法，推动废除黑奴运动、妇女平等运动及反战运动。更值得注意的是，贵格会在后来的活动中，渐渐明白到他们的活动不是纯粹的「反抗」，而是教育其他民众，使他们明白自己可以过另一种生活。什至，教育的效果是要比纯粹的「反对」来得重要。这样，「抗命」的核心便不是抵抗，而是活出一套新的生活模式，让人参考及尝试。他们关心的重点，不是用抗命形成势力，强制屈服他人，而是提倡新的生活。他们的终点不是抵抗，而是教育社会，为社会提供新的生活模式，推进社会的改变和进步。 ⁹

　　六、道德的抉择

　　基督徒在宗教改革时期的 「抗命」历史，令我们看见信徒在面对法制不能满足公义时，作出了他们的道德抉择。诚然，要作出「抗命」，归根究柢，是因为不满的情绪（不公义、被剥削的感觉）累积到了危险的程度，令持不同意见的人（或政府与群众）之间难以沟通。也因为如此，三个选项都让当时选择的人背负很多攻击什或生命危险。但若以社会要承受的代价论，当然是建制里的人为着人民着想，主动改革，能使社会避免巨大的震动。另外，宗教改革后欧洲动盪的政局告诉我，革命不会是我的选项。若真的没有任何可以沟通的渠通，而我的良心及信念催迫我必须服从「更高的命令」；那么，承认政府的权力、以和平、非暴力的形式的抗命，是一种令社会承受较轻代价的选择。但我仍然不希望我需要选取这选择。（下期续）

编按：本文为郭伟联教授于今月十九日在「公民抗命的信仰及教会反思」公开交流会上分享的讲稿。交流会由香港基督教协进会社会公义与民生关注委员会、香港教会更新运动、基督徒民主教室主办，并由时代论坛协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