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初，一篇讨论公民抗命的财经报刊文章，触发「万人占领中环争普选」讨论不断发酵，至今不息，再发展成行动七步曲，还有北京以「加设预选的普选」针锋相对。这一切，戴耀廷都始料不及。他说自己成了一台戏，给世人观看。
事情变化之快，这篇专访注定一刊出就有点过时，却是思考「占领中环」的中途站，思考为了香港的公义与未来，我们可以做点什么。以下为今期《时代论坛》专访戴耀廷的部份内容：
戴：戴耀廷（香港大学法律学院副教授）
罗：罗民威（《时代论坛》总编辑）
「走下去」的信仰反思动力
罗：现时你推动「占领中环」，到了什么阶段？
戴：现在仍在酝酿期，和不同民间团体、政党和学生团体接触，还有媒体。可能还会继续一段时间，还是在「传道」过程之中，不过开始会做组织工作。「占领中环」的《信念书》已草拟好，三月底会开记者招待会。
罗：早前你对传媒说有「隐晦的压力」，现在这些压力是否仍然隐晦？
戴：因为「隐晦」，所以也谈不到的了。倒没有直接压力，只觉疲累，经常四出倾谈，人疲累就自然紧张。我的生活节奏亦全改变了，会很不习惯。事情发展下去，可以预见很复杂，亦会有很多事情你不能预见。压力是来自「如何继续下去？」。
罗：有没有信仰的推动力，支持你在疲累中继续走下去？
戴：我在信仰层面的信仰反思是基础。二○一一年正值我在大学的大休年，原打算写书，但到了最后几个月却做回公共神学和法律公义的关系，写了一篇文章，一二年在澳洲出版，后来译成中文，一三年一月在《中国神学研究院期刊》刊出，同期我在《信报》的文章也刊出了（〈公民抗命的最大杀伤力武器〉，一月十六日）。我觉得神让我在信仰上先反思法律公义与公共神学的关系。我原本也不大醒觉这一点，不过我有一位新的研究助理是基督徒，协助法律与宗教的研究项目。为了让他了解我的想法，我给他看了几篇自己的文章，看完之后他说：我在里面好像看见了「占领中环」的影踪。......
是公民参与运动 不是教会参与运动
罗：论到「占领中环」，你曾提及希望有宗教人员参加，至今宗教人士可有什么回应？
戴：朱耀明牧师已一同工作，迟些香港教会更新运动等亦会举办相关活动。教会领袖方面暂时仍未有直接接触去谈。有趣的是，在不同场合之中，有记者和金融界朋友找我谈，我原没有期望对方是基督徒，他们却要谈信仰层面的事情。过程中也见到很多基督徒有思考和认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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罗：你期望有不同阶层的宗教领袖参与，但他们也要面对教会内不同政治倾向的人，若要参加，如何交代？
戴：其实整个行动是一个公民参与的行动，而不是教会参与运动。当然堂会要交代的是神，而不是人。有数间堂会已约了我去他们的团契分享，大家可以讨论，然后自行作神学反思，认为符合信仰的，可考虑签（承诺书），若不然就不签。也可能他支持「占领中环」，但认为自己未去到付出这样的代价的地步，未必自己参与──这行动始终是要付代价的。每个人在不同阶段有不同历程，就算他认同你，也不一定要现在参与。
什么公义值得犯法来争取？
罗：对不少信徒来说，奉公守法是当尽之义。你为何相信，上主会喜悦你鼓励人犯法？什么样的公义，值得以犯法来争取？
戴：这也是我在神学反思中得出的结果：新旧约圣经很强调公义是照顾弱势社群，让他们的基本权利不受剥夺。用什么制度来做到这点？人类历史的发展有很多不同经验。以宪政制度为例，虽然不完美，但很多方面都很受基督教思想的影响。......
当社会制度和法律制度不公义，下一步我们就会问：信徒可以做什么履行公义。制度不公义需要制度性的处理。若我们认为香港社会有很多不公义是源自制度的，尤其是欠缺民主宪政制度时，我们就要问如何使这宪政制度得以出现。在香港历史里所有可以用的方法差不多都用了，仍未推动到改变，就要想最后一着，以非暴力来做......
当身边人开始问「你会否去？」
罗：你们初步找一万人，不少知名人士表态参加，有否让一般市民却步？
戴：我没这印象。我所认识的一般人群体，一聚首就谈「你会否去？」，各自在思考。
反而我跟朱耀明和陈健民谈后有点修正：一开始时我们要求参与者必须公民抗命、要自首和不抗辩。现在我们想应该让参与者自行计算参加的代价，愿意付出多少──总会比现在多，否则不用参与「占领中环」──但可以开放，例如不参与公民抗命，但参与支援工作；或是愿意公民抗命，但不愿意自首，只会静待拘捕；当然也希望有一班坚实的──于是参与者可以有点选择。人因应生命所处阶段，可付出的代价也有程度不同。......
（www.christiantimes.org.hk，时代论坛每日快拍，2013.03.2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