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律界人士
近来，性倾向歧视法的争论又再度炽热起来，基督教界担心将来一旦立法，只是提出「同性恋是不道德」的言论也有机会惹上官非。但有支持立法的人信誓旦旦断言法例对骚扰、中伤、严重中伤等歧视情况都有非常清晰的明文规定，因此，除非提出了一些连「一名合理的人」都认同属歧视的言论，才有机会触犯法例。换言之，只是提出「同性恋是不道德」并不会触犯性倾向歧视法的；因而一旦立法，是不会影响言论自由的。然而法律问题不能单单诉诸直觉判断，还须直接分析法律条文和有关案例。
限制言论自由的条件
现有歧视条例涉及言论自由的有：骚扰、中伤、严重中伤、歧视性的广告等。其中定义最宽松的是骚扰罪，只须被告人的行径使对方「感到受冒犯、侮辱或惊吓」就算作骚扰，标准是「一名合理的人」也有相同的感受。而所谓「一名合理的人」，在法庭上往往就是指法官的看法。
在轮椅博士的个案（Ma Bik Yung v. Ko Chuen），轮椅博士马碧容，指控的士司机高泉接载她时，不单没有协助收摺轮椅，更在途中以说话羞辱她：「你坐轮椅大晒咩，你唔行得大晒咩，我只脚都曾经做过手术！」1 轮椅博士向平等机会委员会投诉遭的士司机歧视及骚扰，并告上法庭。由于司机本身也不良于行，对健全和残疾的乘客都不会协助其上落行李，故最终歧视罪不成立，但骚扰罪成立，因司机的确对原诉人表露不欢迎态度及言论，须赔偿原诉人一万元。这个案显示歧视条例是会影响言论自由的。
简单来说，言论自由就是发表意见而不受干预之权利，它被视为民主法制中带有根本性的重要条件，受到《香港人权法案》第十六条及《基本法》第二十七条的保障。言论自由虽非绝对，但《香港人权法案》第十六条规定，对言论自由的限制都必须是经法律规定，又必须是为了：（1）尊重他人权利或名誉；或（2）保障国家安全或公共秩序，或公共卫生或风化。
现有的诽谤法便是在尊重他人权利或名誉的背景下形成的，但在诽谤诉讼中，被告人所能提出的合法反辩理由很多，使原告人胜诉的机会相应减低。这也是疑点利益归于被告的原则，尽力保障言论自由。廿三条立法则牵涉国家安全和公共秩序，当时对「煽动」、「鼓吹」、「意图」等用语作过多番讨论，认为其定义不明，必须连带具体行动，才能构成犯罪的条件，这也是为了捍卫普通法政府「不限制说什么、只限制做什么」的原则。
我们希望限制言论自由到什么程度？
所以若说歧视条例不影响言论自由，是讲不通的，现在的问题是：我们希望限制言论自由到什么程度？限制愈多，言论自由的空间愈少；我们也可以追问：这种限制去到哪个程度，我们尚算拥有言论自由？
笔者并不认同的士司机的态度和言语，相信不少人也会认为当中是有冒犯、侮辱的成分，所以问题并不是他有没有冒犯对方，而是怎样程度的冒犯才构成真正的「伤害」，需要以法律和政策去规管，成为公众要介入的範围？这背后的原则我们必须搞清楚，否则任何的「伤害」都有可能被立法者按其价值判断而列作政府要加以控制的範围。
设想现时有一条综合的歧视条例，保障所有类别的人士，而条例包括骚扰罪，那么，就连菜市场的档主批评别人：「阿伯大晒呀！」「靓女大晒呀！」都有可能触犯法例，因为说话中的确有冒犯的成分（更遑论有电台节目主持批评官员为「狗官」、「奴才中的奴才」等）！如此看来，歧视条例中有关不被骚扰的保护，不能被视为基本人权，否则言论自由将大受影响。笔者认为这是一种对弱势群体的特殊保护，因为他们在教育、经济、雇傭和社会地位等方面都受到次一等的待遇，较难为自己争取合理的权益，以致社会愿意限制一部分的言论自由来帮忙他们。故此，当支持立法人士提出订立多一条歧视条例的要求时，不能单以人权为由，因为当一种人权诉求侵犯另一种现有的人权时，举证的责任就在提出要求的一方，他们必须证明受保障的类别在社会上具体受到歧视的情况有多严重，以致社会值得进一步限制言论自由，并惩罚「歧视」人的一方。
歧视条例中有关言论的还有中伤、严重中伤、歧视性广告。严重中伤由于要有人「身体或其处所或财产」受到损害才算触犯，且是刑事罪，争议性较少，误犯的机会也不大，不过现有刑事法中已有相近的教唆罪，是否需要重覆立法，值得斟酌。而歧视性广告沿用骚扰罪的定义，以上已指出那会限制言论自由，而且法例对广告的定义相当空洞：「『广告』（advertisement）包括任何形式的广告，不论是否向公众发布」，而且在列出包括通告、标签、商品目录、价目表、模型等範围非常广阔的广告方式前，还强调「亦不论是否采用以下方式」，其规管範围近乎没有界限。
中伤是指借「公开活动」，「煽动」对受保护类别的人的「仇恨、严重的鄙视或强烈的嘲讽」，但是，「仇恨」、「严重的鄙视」和「强烈的嘲讽」，只要不涉及具体行动，都不算犯罪，「煽动」别人有某种不犯法的思想言论，到底何罪之有？而且所谓「公开活动」更「包括动作、姿势及手势及穿戴或展示衣服、标志、旗帜、标记及徽章」，如此规範是相当危险的。因为「煽动」原就是一个定义不明的用辞，这些「公开活动」即使是轻度的批评，什至没有任何中伤的「意图」，也难保不会致使某些人产生过激的反应，因而触犯法例。这些在讨论廿三条有关「煽动叛乱罪」时，已多有论及，于此不赘。
不是会不会，而是能不能
支持立法的人认为「单纯只是提出『同性恋是不道德』的言论是不会触犯性倾向歧视法的」，这想法是没有根据的，因为比「不道德」更轻度的言论（如「同性恋大晒咩！」）已有机会触犯歧视法。况且在外国，已有案例指出「同性恋是不道德」的标语已经带有侮辱性 （insulting） 而触犯法例。
明光社及香港性文化学会曾列举外国订立性倾向歧视条例后产生的许多逆向歧视个案，有论者认为这些都是极端个案。然而，是否极端并不是重点，重要的是是否合法，即是说，若这些极端案例皆合法而非误判，则表示这些条文能「合法地」被「极端」诠释，这正正显示有关条例的危险性。而且当「极端」个案不断出现，已表示「极端」有普遍化的趋势。
此外，又有论者认为因文化差异，香港订定的条例将会跟外国的不一样，故此香港不会发生类似极端个案。这更是向壁虚构的想法。综观各国的歧视条例，用语用字相近，内容大同小异，何况过去立法会曾提出过的条例草案，正是以外国相关法例稍作出修订而写成的。
梁家杰大律师在反对廿三条期间，一语中的的说过类似的话：「法律讨论的不是会不会发生，而是能不能发生。」性倾向歧视条例能不能影响言论自由？笔者的看法是：不单能，也会。
编按：本文曾刊于《爱家共融祈祷音乐会特刊》，蒙作者投来本刊刊载。
（http://www.christiantimes.org.hk，时代论坛时代讲场，2013.01.29）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