香港数码广播电台（DBC）停播事件，敲响了香港言论自由的丧钟。按现时公开披露的资料，一小撮股东将电台推向夭折，包装成商业纠纷，原因并非为了听众利益，而是为了中联办是否高兴，我们为此感到愤怒。香港社会必须严肃反思，强烈抗议，追究到底，否则一国两制名存实亡，香港核心价值自内丕变，公义失踪，为期不远。
一直以来，香港社会虽然没有全面民主，苦等数十年，却拥有高度的言论自由，不单成为社会核心价值的重要一环，也成为一国两制下香港给中华大地的独特贡献之亮点。言论自由的重要性，对香港社会而言，原本应该近乎不证自明。特别在今天，当民主政制未成，现届政府无法取信于民，利益向权贵倾斜，法治传统又经常备受威吓；在如此处境下，言论自由更是极为重要，好使香港核心价值要得以维持，使公义仍能昭然于日光之下，是就说是，不是就说不是。因此，对一切有损言论自由的事件，均必须高度关注。即使有关人士的言论并非人人接受，道不同不相为谋，其言论自由亦须尽力捍卫，否则难保某天忽然发现言论自由寿终正寝，即使自己的权利受无理剥夺，也没有他人来捍卫声援。
而DBC事件令人忧心之处，不单在中联办因素赤裸裸的干预，更在于大部份传媒轻视事件，以至有报道不符事实，取材诠释混淆视听，导致普罗市民失去对事件的警觉性，亦印证了社会对「赤化」的焦虑。中港差异原本是一国两制的活力所在。中联办即使对香港一些舆论另有意见，也非难以理解，所需要的是港人不亢不卑的表达、有理有节的坚持，站稳价值立场。然而若媒体拥有人因为一己利益，担心中联办不高兴而要处处封杀，社会舆论又因为媒体揣摩上意而噤若寒蝉习非成是，异见无从表达，社会无法透过思考异见而自我纠正，原本的活力就变成张力什至破坏力，绝非香港之福，也非中国之福。说到底，若要干预香港内部事务，破坏一国两制，并不需要向每个机构机关派驻中央人员，只需人人揣摩上意，便已经水到渠成。
基于自身利益考虑而放弃为他人发声，这样的逻辑看似实用，其实失去原则，也就失去真正的互相尊重，最终累人累己。这种逻辑并非只存在于商业世界。数十年来，本地民间组织跟内地关系千丝万缕，直接影响募捐与事工；教会群体亦不例外。建立关系与事工并没有错，这关系与事工却不必也不应以破坏一己价值与原则来维持。覆巢之下无完卵，言论自由跟信仰自由息息相关。若教会中人处事只顾眼前实效，失去原则，揣摩上意，混淆视听，上行下效，拒绝是其是，非其非；最终教会失去信仰自由，无法作盐作光，焉能怪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