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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者按:本报收到K小姐的文章,深觉教会群体须关注有关问题,思考处理手法,避免悲剧发生。本报并分别邀请关注性暴力以及教会管治的机构,同步回应,以资参考。读者如有相关问题需要协助,可直接联络他们,本刊亦会将相关查询转介跟进。 |
致《时代论坛》编辑:
本人是一名性侵犯受害者,而侵犯我的,正是我一直信任的已婚基督徒上司。即使事后我有立即向信任的牧者和教会求助,没想到竟然会为自己带来更大的伤害!讽刺的是,这事令我见到一直声称行公义、好怜悯的教会,在面对姊妹被性侵犯的个案时,根本束手无策,什至某些有私心的基督教领袖,竟刻意隐瞒事件;我看不见公义,也看不见怜悯。过程中亦令我深深体会到现时的法律制度根本未能全面保障受害人的权益。
去年我在一间公司任职。上司X先生邀请我跟随本地一个有名的基督教组织,前往台湾参与一个基督教国际会议。X对我说,这是一次难得的学习机会,可以认识世界各地的人脉,对我将来在商界工作和事奉很有帮助,公司更愿意资助我的报名费用,作为提供给员工的训练。
没想到这位我一直尊敬和信任的上司,我视他为师傅、主内弟兄、长辈,竟利用我对他的信任,在回港前最后一天,于旅馆强暴了我。那一刻我害怕得不知如何是好,只想尽快回港。期间我找机会打电话给在香港的妹妹、X的师母和我台湾一位相熟的姊妹。姊妹提议我找机会离开,及后陪我于台湾报警,只可惜X已经及时出境,无法将他逮捕。
回港后我立即联络X的牧者Y先生及其太太,他们说我和X讲述的版本有出入,要求当面对质。岂料X竟敢当着我面前编故事,说没有看见我哭,也没看见我挣扎,更将责任推卸给魔鬼!我激动得声泪俱下,情绪失控。
Y牧者引用经文(太十八15-16),提议我不用报警,事件可交由教会处理,并说我们是一家人,一定会帮助我,叫我放心,他亦会为此事祷告,并尽快给我一个交代。
事发后,我一直不敢告知母亲,纵然被上司性侵犯并即时无理解雇,为免妈妈担心和怀疑,我日间仍然继续假装上班。在那段等待的日子,我度日如年,睡不好,吃不下,一睡着便发恶梦,无故颤抖,大哭,抓伤自己,亦多次有自杀的念头,不能工作,也不想见人。几位知情好友见我情绪很不稳定,提议我去见心理医生,结果医生判断我患了创伤后遗症和轻度抑郁。
一个月后母亲终于知道事情,非常伤心,并说要带我去报警。那些知情的基督教领袖便立即打电话来截住我,叫我三思,说事情公开对我没有好处,别人未必会信我,法律只是一套腐败的制度,审讯过程会令我很痛苦,如果证据不足最后判对方无罪,我会比现在更惨,亦会严重影响教会和整个基督教的声誉。于是那天我没有步进警署,继续在家等消息。
我一等再等,数个月后,Y说仍要再多祷告,等候上帝的指引。我那刻真的不知道要等什么神的旨意,唯有相信教会会尽力帮助我。期间那几位基督教领袖继续「牧养」和「辅导」我,说一大堆什么我没智慧、太易信人、太不小心、不会保护自己、交友态度有问题、一早不应跟他打工、男人有需要很正常等的说话,不单无补于事,更把责任推卸在我身上,又说停止X的事奉已是对他最大的惩罚,他不承认也没办法,要相信上帝的审判。Y师母更说我失眠是因为不肯饶恕侵犯我的人,叫我读经认罪,令我身心受尽折磨。
在华人的社会里,一旦有风化案发生,就说是女事主不懂得保护自己,太易信人,把责任放在受害人身上,受害人在面对审讯的压力已相当吃不消,社会还要我们「认错」,难怪大部份受害者选择哑忍,让犯案者逍遥法外。无论受害人如何不懂保护自己,都不可能把性侵犯的行为合理化!
后来我为了自己的精神和健康着想,我决定不再跟那几位基督教领袖联络,主动寻求专业社工的协助和辅导,并决定报警。但因为事隔太久,案件又在境外发生,香港警方说无法帮助我,就算交回台湾警方处理,采证的机会已近乎零,亦不能跨境抓人。我亦曾向律师谘询有关民事诉讼的意见、并向平机会申诉。整个过程我不断被「审问」、「质疑」,不断要我重覆仔细叙述事发经过,最后竟无人有能力为我讨回公道。有一刻我什至怀疑,或许了断自己的生命是唯一的出路,起码会引起关注和调查。
性侵犯案件的举证是相当困难的,试问在被侵犯的过程中,有什么人会目击案发过程而在法庭上作证呢?要是有目击者出现,他/她理应已经出手相救,罪案就不会发生。犯案者多会说事主是自愿的,而一般人什至律师或陪审员,也会以事发时受害人挣扎的痕迹来断定她是否情愿。但我个人的经历和心理医生也告诉我,被侵犯时九成的受害者都会因极度惊慌而不懂挣扎,特别是当侵犯者是她所认识和信任的人,或是当受害人怕挣扎会触怒侵犯者,对自己造成更大的伤害,也就没有法庭想看到的「挣扎痕迹」了。我希望有日司法部门能重新检视对性罪犯的检控制度,让受害人能较易得到公平的审讯。
期间令我非常震惊的是,从一些姊妹口中得知,已婚的X先生仍然多次以「关心」、「为人祷告」等借口约会她们单独外出。为了保障其他女性的安全,我决定忍痛道出自己难堪的经历,让各位姊妹对教会中「披着羊皮的狼」有所警惕。
对于教会牧者的处理手法,我深感愤慨和失望。事隔多月后,我有理由相信这名基督徒领袖Y先生根本没有依其当初承诺,尽力处理事件,什至有意图拖延及隐瞒事件。因为本年四月友人曾协助我去信有关教会询问跟进情况,教会负责人竟回覆说他们对事件毫不知情,X在教会亦没有任何事奉岗位!
事到如今,我亦不认为教会有权力和能力处理刑事罪行(安慰、祷告、医治等都可以同步进行)。难道靠侵犯者和受害人当面对质会得出公平审讯吗?若侵犯者「死口唔认」,教会有权力、有能力调查真相吗?在找到以上问题的答案前,我的心灵已因那次对质受到更大创伤。
犯案者必须承担他犯事的后果,羞耻不在于受害者。就算犯案者本身是基督徒,羞耻亦不在于教会、其他信徒和上帝。教会有责任「行公义、好怜悯」,否则只会容让犯案者逃避自己的问题,继续犯错,令受害人数增多,受害者馀生仍要活在自责、冤屈和羞辱当中,难以抬起头面对自己和日后的生活。
受害人
K小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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