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一一年七月十九日《明报》以显着篇幅报道，来届特首选委会基督教界别的产生方法可能有变。基督教协进会同日召开执委会后，即时公布将沿用上一届「教内普选」的形式推举「代表」基督教界的十个议席。姑勿论事件发生前，酝酿中的不同方案相继曝光，谣言满天飞，是否有人故意「放风」；事发后，又出现有当事人前言不对后语，什至各执一词的「罗生门」，但我们不认同以阴谋论去猜度动机和肇因，更不宜武断地指摘有牧者说谎。我们只观察到一个客观的效果，就是信徒的「投票权」失而复得，喜出望外之馀，教内普遍的声音几乎一面倒，要求协进会如何「搞好」这次的「普选」，至于教会应否为配合宪制要求而举办这次「教内普选」，却只有少数的信徒和基督教团体公开关注。承接本文上篇（一二五五期）对君士坦丁主义的神学批判，下篇尝试分析「如何」和「应否」这两方面问题背后的政治和信仰考量，辨识「参与」和「抽离」以外另类践行的可能性。（编按︰协助推动基督教界选委选举的工作小组早前已取消以「普选」命名选举。）
当政治渗入宗教
怎样才算是「搞好」这次的「教内普选」？有人以后果决定手段，例如，但凡有利于增加泛民主派获得选委会足够提名的机会，为中央钦点以外的特首候选人争取到入场券，就是「好」的选举安排。然而，先设地为结果而度身订造的选举办法，还算否公正？持这类观点的人，最担心的就是教内选委议席会被大宗派或超级堂会「垄断」。他们假设了来自这些教会的候选人自然是保守、亲建制，什至反民主的。但假如大多数信徒选举出来的选委的确代表这种政见，谁又能非议？难道选举的目的，不正是找出大众的意志？因不愿见选举结果最终显示较多的信徒拥抱保守的政治立场，因此就想利用选举安排预先否定这个事实，说穿了，岂非根本不信任民主？
也有人只谈价值和原则，例如，愈多信徒参与的选举，就是愈「好」的选举安排。可是，以投票人数或投票率来衡量选举认受性，恐怕是注定失败的。因为加强选举的普遍性，在实践上会与公平、公正、公开的理念矛盾。为鼓励和方便投票，最简单便是依赖大宗派、大堂会参与成为票站，但当有关的宗派堂会同时有信徒参选的时候，这却会增添瓜田李下的利益冲突嫌疑。如改为在堂会以外的地点设票站，除了资源限制和后勤配合等问题外，还有核实选民身份的困难。有意见认为可以「自愿诚实申报」（honour system）的方法简化处理，此举或能大大提高投票率，使选举变得比之前两届更公开普及，但却会产生种票、外来政治力量干预等漏洞，令选举结果的公正性更容易受人挑战质疑，最终损害其认受性。
其实，过去举办过的所谓「教内普选」，其程序公义一直为人诟病，最基本的连核实选民资格一事上，仍未能获得尽如人意的解决方案。要举行一次大型普及、平等公正的选举，起码事先要知道合资格的选民数目，投票日每站应发选票多少，确知最后又点算回收多少，才能最低限度防止舞弊或其他不规则的事情发生。于是，又有人提出为选委会基督教界别制定中央选民名册，此议却即时暴露问题的核心：一个人的信徒身份是他／她与教会之间的关系，绝不能与其他的公民身份混为一谈。名册的制定、保存、更新等固然牵涉庞大的行政程序，也是一项政治工程，是将教会建构成犹如一般自愿团体的宗教组织；当我们划定选民资格的同时，也触及界定信徒身份和堂会地位等神学问题。如此的大一统规範，对基督新教而言是前所未有的。教会如果邀请各种政治因素介入定义信仰、宗派的真伪，将会使信仰彻底政治化，变相容许信仰群体的边界被世俗硬生生的一刀切开。
从政治操作和理念的分析，突显了基督教会的独特身份，使我们怀疑教会应否承包一项不可能的政治任务：我们能否办好一次既符合基督新教多元合一性，又满足政治公正性要求的所谓「教内普选」？事实是，不同的教会、个别的信徒，无论因信仰、政治或现实等种种理由，或主动、或被动地在「普选」中缺席，当中包括一些持明确神学理据而杯葛的「良心违抗者」。因此，无论是「教内普选」的普及性和认受性，以至当选者的代表性，均有结构上先天的缺陷，不能单凭「优化」选举安排程序而弥补。教会以「死马当活马医」、什至「假戏真做」的犬儒态度，去「搞好」来届的「教内普选」，究竟是负责任、还是不负责任的表现？而各方责成协进会去把它「搞好」，则是否近于强人所难？
当信仰活出其政治性
赞成教会参与特首选委的推举，以至将来的特首选举，其中一个重要理由，就是要支持民主发展，因此基督教界别选委的产生办法，以至基督教会在政治过程的参与，要以是否有益于香港长远民主化为依归。（至于为什么有「竞争性」的特首选举就有助推动日后的民主发展，则仍是各政治党派争论的核心问题之一，可见当中政治研判的复杂暧昧。）不少支持民主的信徒认为，教会不应轻言杯葛，将仅有的选委议席断送，否则就是为民主化帮倒忙、拖后腿；正因为现在的制度不民主，我们更应参与，并协助改良它。
虽然香港的教会缺乏西方的君士坦丁历史背景，但君士坦丁主义在我们的社会想像、政治参与中根深蒂固。这种当仁不让、舍我其谁的想法，就是君士坦丁主义的思维方式，以为基督徒若不走在时代洪流之中，就会被世界遗弃；若不带领世界的转化更生，就会将世界拱手让给邪恶势力来掌管，使世界更堕落败坏。虽然赞成参与的信徒批评主张杯葛的是患上道德洁癖的毛病，但后者却反问前者：为换取期许中（或会、或不会出现）的公义成果，是否就可以在选择手段时牺牲当下的公义？
赞成「杯葛」的理据则有二：其一，现在「小圈子」的特首选举不民主；其二，基督徒不应享有比别人多一票的政治特权。此逻辑挑战信徒习以为常的政治参与模式：其实信徒或者也不应参与有委任议席的区议会；身为立法会功能界别选民的基督徒，也不应在界别投票；信徒更加不应参选，因为他们进入议会之后，要被逼与一些在他们眼中没有民主认受性的人一同议事，并服从效忠于现有的不公平制度；再者，就算将来的特首普选，亦只是经过预先筛选的鸟笼民主，是彻底的假民主，也应杯葛。假如教会能全方位坚持贯彻这项原则，不怕因此而丧失政治影响力，始终不失为良好的、忠于所信的（faithful）政治见证。但这不是唯一的选项。
「杯葛」有不同的形式，可以什么也不做，也可以做其它很多别人不做的事；于是，「杯葛」可以有积极或消极的意义，可以是示威以屈人就範，也可以是「示弱」以学习虚己，视乎背后的理据和传递的政治信息。如果杯葛的出发点，是与不义划清界线自以为义，则最多保存自己的道德纯洁，逃避共谋之罪。只为独善其身而「拒绝参与」，教会就容许她的社会议程任由当权者限制，只有「参与」或「不参与」非此即彼的可能。但设若杯葛是为活出教会所信仰的政治价值，以无惧的勇气向世界的权势说不，则可以开启世俗政治以外其他新的可能性。香港天主教教会「被动配合」的取态就是一例，它本身就已经体现了民主的原始精神：就是以抽签，而不是投票选举，以实现政治公平。又例如，网上有信徒提出，可以将基督教界别选委的选举权开放给全港市民，真正由「普选」产生；换言之，参选人仍限于信徒，但投票者则可以「来者不拒」，向全体港人展示摒弃特权的胸襟。此议或令人觉得儿戏、不切实际，但正好刺激我们去发掘其它更多另类的参与模式，以忠于信仰群体的身份，在一个叛逆的世界、不义的制度当中，见证耶稣基督是主。
正因为我们宣讲基督是主，所以基督徒不当权、不协助管理世界、不负责社会的长治久安，而是被呼召出来与世界分别，从而服事世界。教会要防止自己被世俗「政治化」，非但不应自我「去政治化」，反而要活出其应有的政治性。基督信仰使我们放弃驾驭历史，因为我们知道历史不是一种由因果律操控的封闭系统。所以我们不做政治买卖、权术计算，不需要行每一步都要「赢」、都要有所成就作为；因为知道谁真正掌权，所以教会不急于拨乱反正、扭转干坤，而是以盼望忍耐见证万有复和。教会成为教会，不与世界合流，是为了世界的好处，不是摒弃世界（for the world, not against the world）；是为了向世界活出天国的初熟之果，不是要抽离；是使堕落的被造世界明白真正的和平，而不是去改造世界。作为被造物，我们没责任保证历史不出乱子，我们只要扮演好自己在救赎故事中的角色。天国靠福音去实现，而不是靠良好的政治制度；和平不能靠人的力量达成，而是上主的礼物。
结语
在民主进程当中，政治制度难免有经由「不民主」过渡到「假民主」的阶段，两者之间如何取舍，是否非「真民主」不要，不是一次过能预先断定的原则问题，而需按处境做艰难的辨识；至于「真民主」是否只是一个永远来临中的盼望，则并非只是政治学的课题，也是神学问题。西方代议式民主是否就是「最不坏」的理想政治模式，也可以争辩，而非不证自明。当代民主理论对代议制度的「民主逆差」（democratic deficit）有深刻的批判，究竟投票选举、少数服从多数、政党竞争、轮流执政，是否实现政治平等的最好或唯一方式，尤其值得支持民主的信徒三思：民主有什么值得支持？应支持怎样的民主？争取民主的手段是否必须民主？
当有信徒就「教内普选」争持不下，假如他们真心支持民主，则更应在当下就要求自己实践民主，而无需等待民主的完全实现。我们要学懂尊重异见，哪怕对方的策略妨碍我们的策略成功胜利，也不需以敌我区分；当教会践行复和宽恕，对弟兄督责（fraternal admonition），对他者忍让宽容，但不放弃与之就真理是非争辩，或者就是基督教对民主的最大贡献。
（编按︰邓绍光及刘振鹏为香港浸信会神学院的教授，禤智伟为香港中文大学崇基学院神学院的副研究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