贫穷问题，这刻在香港社会谈论得很炽热。
劏房的恶劣环境、露宿者在隧道过夜的报道、真人节目《穷富翁大作战》播完再播……这一切，实在地告诉我们社会有一大班人，处身于水深火热中。
可惜，我们的政府看不到他们的困境，把钱胡乱地抛。前几天，人们开始登记领取六千元──一个无用的香港政府所实施的无能政策。
穷得只派钱
在我工作的刊物，我们把今期专题名为「穷得只派钱」——我们要点出这个讽刺、可悲、可怒的现实：香港穷人多的是，政府有盈馀却四处乱派。
政府究竟是「技穷」，还是没有承担？
同时，社会有钱派，因为有人有钱赚。但到底是谁赚了谁的钱？香港的坚尼系数，近几年全球「名列前茅」。这，反映了什么？
「穷得只派钱」，是要揭示贫富悬殊的可恶，就是那不公义的状况——有人啃了另一班人应得的金钱。
更可恶的，是当贫富阶层形成后，是一个个迷思的出现——各人置身自己的处境，制造对贫穷片面或扭曲的印象。
财政司司长曾俊华指，派钱是受市民欢迎的；特首曾荫权在上年施政报告表示，经济成果可共享；政务司司长唐英年深信，自力更生可脱贫，叫青年人反思为何做不到李嘉诚；骗取综援的报道，叫人到今天仍相信综援会养懒人；有人认为六千元是自己的，别人穷，与自己无关；即便扶贫，其实就是施舍。
迷思，就是主流的论述和价值观。三位掌权的政府官员，带人走入迷思里；现在，也是一班有权势的人，啃了另一班人应得的金钱。用文化研究的角度看，这些主流观点，是文化霸权（cultural hegemony) 的展现。
贫穷，不止于金钱事
我还记得在今期访问中，一位很醒目的青年人，跟随政府增值更生的「游戏规则」，花了十几万读一个副学士，但现在仍找不到工作；
我还记得，一位中大女工合作社姨姨，跟我谈到校方因合作社帮人不够「成本效益」，就是花时间、「受惠」人数少而有意关闭合作社时，铿锵有力地吐出：「我们要有尊严……我们要继续营运下去！」；
我还记得，一位领综援的单亲妈妈，死悭死抵，也把钱留给自己的孩子，「与其加综援金给我，政府不如把钱投放在我的孩子，以及所有综援孩子身上……我们未来的社会都靠这群孩子，不是吗？」
在这刻的香港，贫穷是什么？
贫穷，不止于金钱事。贫穷人缺乏的，比单单的金钱为多——因为，贫穷蚕食了一个人的盼望；夺去了一个人的尊严；拿走了一个人应有的公道。
这一切的「失去」，告诉我们惯常的理解，即缺乏金钱的贫穷概念，只是问题的一个表征，不足以让我们看到真正的问题所在。我们须要一个更大的框架——值得深究的根源，是那幅大图画、那扭曲人性的霸权资本主义。
抗衡——存在的醒觉
随文化霸权这概念而来的，是抗衡（resistance）这词语。当我回想女工姨姨那掷地有声的坚持，我慢慢明白，抗衡之所以重要，因为它叫一个人找回自我的意识──相比甘愿活在资本主义底下，随波逐流过活的人，贫穷人，对自己更有一份「存在感」。
那是一份醒觉，也是一种挣扎，就是「我不是可被操纵的，这生命是我的！」的一项宣告。
读着他们的故事；忆起他们的声音；回想他们的表情……我再一次被提醒——贫穷人，比很多人活得更实在和精采。
但那不表示，扭曲人性的资本主义，因而可被合理化，贫穷人因此才活得实在。相反，既然抗衡是一份自我醒觉，我们要自问：我们会否愿意参与其中？
我们是否看到，我们与贫穷人，其实是同坐一条船、同处于一个被扭曲的文化底下？抗衡，是与贫穷人站在同一阵线，让他们明白，有人懂得回应他们的处境。
这份回应和结连，是一个更确切的存在醒觉。
文化这词语，听来又大又广，但它又是由我们每个人的日常生活所落实。抗衡，有很多种方式：有人们会示威；有人会静坐；有人会创作歌曲抗议；也有人像庞一鸣那样，不帮衬大地产商……
哪种方式也好，这刻，只有当我们察觉到当下残酷无情的现实，并与它挣扎、抗衡到底，我们才看得见别人、才找得到自己。
（作者为Breakazine编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