左起：戴耀廷、刘志雄、成名
基督徒民主教室已于八月廿六日晚假基督教会活石堂（九龙堂）举办「堵塞漏洞定剥夺权利？──基督徒应如何回应递补机制」论坛，由港大法学院副教授戴耀廷及科大社会科学学部副教授成名担任讲员，探讨基督徒应如何回应递补机制。基督徒民主教室秘书刘志雄指曾邀请香港政制及内地事务局局长林瑞麟出席讨论但不成功。
公投影响政策，阻止恶法
成名指市民没有普选行政长官的权利，「只要行政长官反对复建居屋，居屋复建便遥遥无期。」在港式半专制制度下，立法会一半议席由功能组别选举产生，在九七年后推行的分组点票下，功能组别只需十五名议员投反对或弃权票，便能否决议员的提案：「例如几年前有议员提出要调查屏风楼是否影响市民健康，又有议员提出发水楼问题，但都遭到功能组别否决。」在○九至一○年，有四十二项议员议案在分组点票下不获通过，当中涉及经济、政治、法治及人权等关乎民生利益的议案。所以香港有以补选、变相公投方式影响政策或政制，从而减低制度之恶的需要。
公投在外国普遍，一九七一至二○○五年有卅五个新兴民主国家，举行了四百卅三次公民投票，其中九十六次（22.2%）发生在亚洲。而公投中有关制度及人权的议题占超过一成三。公投可提供社会或政制一个方向，从而促进民主发展。先辞职后补选的变相公投曾在英国、印度、加拿大等多国发生。「例如○八年英国提出一个新的反恐法，不需经过审讯便可扣留疑犯四十二天，当时有在野党国会议员辞职参选，以保障英国人人权为议题，对手以浪费公帑为由反对并参选，结果辞职议员成功当选，最后政府撤回法案。」
公社两党主导，配合民间团体，透过集会、互联网等方式动员群众，刺激市民反思功能组别及半独裁政体对香港的害处。更多公众了解政府原有的政改方案，逼使政府举办「余曾辩」，结果令市民更排斥特区政府提出的不民主政改方案，什至有多达71%市民同意在二○一二或二○一六年取消功能组别，创历年新高。之后民主党更与中联办进行破天荒谈判，都是补选推进了香港的民主发展。
另外，政府经常以浪费公帑及影响立法工作批评辞职补选，只是「政府对市民进行洗脑」，例如「五区总辞」耗资约一点二六亿，其实只是每人花费十八元而已。而且变相公投式的补选并非经常发生，如英国在一九一九至一九九七年整整79年间，只发生了二十次。「立法会议员若任意滥用辞职补选，他们会输，什至牵连所属政党」而且补选会在议员辞职数个月内举行，影响议会工作有限。
港式递补机制的荒谬
成名指，世界一百八十九个国家二百六十六个议会当中，没有一个国家设有法例禁止已辞职的立法议员以补选在同届立会任期内重返同一议院。全球有六十个国家使用补选填补立法会议员出缺；用同名单填补的则只有卅一个。「机械式的同名单递补会带来一些荒谬情况：有政党爆发涉及众多同名单参选党员的道德丑闻，但仍会替换出缺党员。」例如爱尔兰坚持补选就是防止受欢迎的政客故意当选后请辞让位予不受欢迎的。德国、波兰和芬兰采用名单替补制，但他们是真正民主普选的国家，并设公投制度，与香港的情况不同。
虽然中央曾承诺二○一七普选行政长官，二○二○选出立法会，但拒绝承诺不对行政长官候选人进行政治性筛选及取消功能组别。例如今年的政改方案，也拒绝将功能组别的「公司」和「团体」票制度扩大至公司董事。「超级区议员的选举经费上限是六百万，连富贵党自由党也嫌太高。民建联的捐款十倍于民主党，五倍于民主党加公民党」，有利于民建联出选超级区议员。「递补机若非有法律界高调批评，议会内少数议员集体退出草案委员会，从而唤起传媒及广大市民注意，引发二十多万人游行，香港人的补选权便会无声无息消失。」
戴耀廷指出不同方案的弊处：
第一方案：即梁美芬议员提出的「限制辞职议员参选同届议会」方案，同时限制了投票人的权利及参选人的被选举权。引发讨论「这是否不合理的限制」，亦即讨论「阻截变相公投是否一个合理安排」，戴耀廷指这是一个政治性的议题，会有人不满并入禀，很大机会被推为另一次释法事件。
第二方案就是最大馀额替补，会严重扭曲选民意愿，正如「想看陈奕迅演唱会却被逼看林峰」的例子。政府修订后的同名单递补虽没有影响选民表达意愿，因为他们投票是投给一张名单而非名单中的某一个人，所以合宪；不过若同名单的人不肯补上，或名单中只有一人，结果由另一张名单补上便是不妥。政府辩称选民在投票时已知应承担后果，但是逼选民在投票时考虑递补机制，又或选多名单以防议员辞职都是不合理的要求。结果都会有人不满并诉讼，更会引来人大释法。
方案三是指「非自愿辞职就补选，自愿辞职就替补」，这是收窄了的方案二，但始终离不开一人名单的问题。
方案四是参考德国议会让议席悬空，不过德国议会很大，选举每年都可产生不同数目议席，所以悬不悬空影响不大，相反香港法定了议席数目，悬空会引起法律问题。
比较上述方案，戴耀廷支持维持现状，又不会引起诉讼释法。相反，政府硬推方案，即使够票通过，立即会有人提出诉讼，再加上诉、司法覆核等等，容易拖至下届特首上任，并刚好与将要讨论的政制方案重叠，缠绕着下届政府。
谘询文件中使用「漏洞」一词，带有负面意思，亦假设有「漏洞」必须「堵塞」，这是违反程序公义。戴耀廷指递补谘询跟李克强访港的保安情形相似，政府可能收到中央的命令，又或上面含糊一句「看着办吧」，便需猜测上头心意行动，结果适得其反。
台下有会众问到作为信徒应如何回应这种政治生态，戴耀廷指有很多不同方法，例如低度参与性的传福音帮助穷人，更进一步的如聚集社会精英培养政治领袖。又或者成为反对派人士的支援场所；教会领袖成为社会良心，什至政治力量，如波兰或菲律宾的天主教教会，但香港信徒多是比较低度的参与。
（www.christiantimes.org.hk，时代论坛每日快拍，2011.8.29）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