就慈善组织的监管问题，法律改革委员会上月发表文件提出建议，谘询公众。从过往经验看来，即使法改会在谘询后完成最终报告，特区政府何时采纳报告的建议，采纳哪些部份，到什么时候向立法会提交相关的条例草案，其实都没有什么既定的惯例。我们一方面希望香港的慈善活动能因为法例的完善而进一步健康发展。另一方面，由于法改会的建议直接影响教会群体现今的捐献处理和慈惠工作，教会群体实在有需要详细了解内容，作出回应。
事实上，法改会的谘询文件于四年前开始草拟，当时曾荫权政府上台年日尚短。而文件公布的今天，曾荫权政府步入夕阳政府以至跛脚鸭政府的状态，却仍不时显得专横而不顾民意；七一大游行人数创曾荫权上台以来的新高，民间社会对政府信任愈来愈低，对于未来香港的人权、自由、法治，以至经济前景，亦愈见忧虑。坊间有舆论将法改会规管慈善组织的建议，与现仍搁置的《基本法》第廿三条立法相提并论，认为是压制涉及慈善及人权的政策倡议工作。这理解或许跟法改会相关小组委员的想法有所出入，却有其社会基础。
慈善捐献活动，虽然不像买卖交易般的货银两讫，却有将钱财托付他人作一般或特定用途之意，或是直接用在最终的受惠者身上，或是维持有关的机构得以正常运作，有关的价值和信念得以持守推广。要监管慈善捐献，重点应在于如何确保这个托付得以贯彻，当中包括处理捐献一方的诚信与问责，也包括捐献一方的知情与督责；凡此种种，均涉及捐献资讯及慈善活动的透明度。一般的舞弊行为，现时已有相关的刑事法例处理，日后若有针对慈善团体的特定措施，重点应在于运用公权力提升慈善募捐与捐款运作的透明度，让捐献者寻找捐献对象时知所选择，也知所监察。然而这个议题的发展方向，是会着眼于慈善捐献透明度的加强？还是着眼于将收取捐献这种行为圈划为必须由公权力背书的核准权利？两者对香港公民社会的意义，肯定相当不同。
特别值得一提的，是现时香港有相当部份的宗教团体（包括基督教的堂会、宗派组织与机构），是以有限公司的形式注册，其董事会与团体的领导层，常有相当幅度的重叠。日后与慈善监管相对应的措施若涉及团体董事会的人事情况，其实很容易会超出提升慈善运作透明度的範围，进入牵连更广的宗教自由範畴，必须小心处理。
在基督徒而言，捐献还有其属灵的意义，包括有份于上主那沛赐大地的慷慨分享，给最小的弟兄递上一杯凉水，向上主的委身舍己，以至履行当个好管家的职份。世俗的律法，难比天国的价值；基督徒亦应谨记，捐款的动机，交账的对象，并不单在地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