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叔病重时曾说： 「你们要办好辛亥革命百周年纪念活动。」 就是这一句说话， 像圣灵的催促一样，激励我去认识辛亥革命。几个月来，我参加了辛亥革命的讲座和聚会， 看了孙中山纪念馆和历史博物馆的展览，欣赏了传述「大明顺天国」事迹的话剧， 我也在教会团契里分享辛亥革命和《与妻诀别书》，而最重要的是看了《革命先驱──基督徒与晚清中国革命的起源》这本书（梁寿华着，香港：宣道出版社）。
基督信仰是孙中山先生和当时基督徒救国的思想根基和热忱的来源，基督信仰尊重人的价值，相信人人平等，追求自由、博爱和公义，催迫当时基督徒对当代中国的封建和不平等不公义制度彻底批判，完全改革，什至颠覆革命，加上后来非基督徒的投身，最后推翻皇帝制度，建立共和。当然后来中国共产党执政，便是另一回事。
激励我的是基督信仰原来可以对国家有这么大的颠覆，什至推翻执政政权和制度，信仰的轰炸力很大。孙中山先生和当时基督徒对信仰和爱国的热忱，震撼和摇愰我人生的价值观。最颠覆我内心情感的，是陆皓东、史坚如和杨衢云先生等烈士的壮烈牺牲。
当然，我有很多不明白之处。在一八九五至一九一一年期间，基督徒曾使用武力， 曾以武力作为达到救国目的之手段，而教会也曾是收藏枪械军火的地方，这点是我不能接受和不明白的。也因为想解开疑团，激发我购买了《中国基督教唯爱主义运动》（姚西伊着，香港；基道出版社），正在阅读中。虽然不明白，但我仍然十分敬佩所有壮烈牺牲的革命烈士。
孙中山先生和当代基督徒对信仰和爱国的热忱， 引发我思考「信仰救国」的可行性，激励我购买了《基督信仰与救国实践──二十世纪前期的个案研究》（邢福增着，香港：建道神学院），还未阅读。现时中国经济发展蓬勃，然而法治人权人道状况大倒退，国难当前，基督徒可以做什么？刘晓波、艾未未先生等，就好像革命烈士一样早把生命豁出去，在香港的基督徒可以为中国付出什么？委身多少？执笔之时正值六四之后，信仰如何挽救在六四中错误的国家？信仰如何救国? 我的教会牧师在讲道中曾提出，南非大主教杜图（Desmond Tutu）成立真相与复和委员会（Truth and Reconciliation Commission），抚平国民的伤口，这方案值得中国学习， 虽然长路漫漫，却是一个值得参考的方向，故此，我购买了由Desmond Tutu写的No Future without Forgiveness。教会牧师也提出曼德拉在狱中接受磨炼，无怨无恨，成为出狱后实践使命的预备，故此，我也购买了由曼德拉写的Conversations with Myself。
说了这些，我无非想讲出我的心声：希望在香港的中国基督徒可以共同探讨及交流「信仰救国」的可行性，及有可能实践的方案，无论是面对六四事件及中国人权人道状况等及其他社会问题。而基督徒自己在上帝前不断反思和接受磨炼，等候上帝的召命。
百年辛亥，薪火永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