建道神学院　基督教与中国文化研究中心

　　北京守望教会以户外崇拜来争取固定户内崇拜地点的行动已进入第三个星期，四月廿四日上午，虽然政府已将守望教会的牧者、长老及传道人软禁家中，并连续三个星期动员大量警力及公共资源，以不同的方式拦阻该教会的弟兄姊妹参加户外崇拜，但仍然有约一百名弟兄姊妹在附近进行崇拜，卅六人被带到派出所。笔者希望从政策及群体性事件的角度，探讨这事件值得注意的地方，并且为前面的可能发展提供一些分析。

宗教政策层面

　　从政策层面而言，政府对家庭教会问题的定位到现在为止并没有改变，它们仍然是非法的宗教组织。但我们可以看到，相比起改革开放初期的强力打压，现在的情况的确是宽松得多。因此，家庭教会即或仍是不合法的宗教组织，却现实存在且不断发展。刘澎于二○一○年的评论的确是事实：「现在全国各地绝大多数的家庭教会与政府管理部门之间不存在严重对峙的紧张关系，各地政府虽然没有公开承认家庭教会，但一般也不阻止家庭教会的活动。」（刘澎，2010）可是，从政策角度而言，家庭教会作为非法组织的身份没有改变。因此，国家宗教局早前公布的二○一一年工作重点便包括「加强对基督教活动的规範管理，把参加私设聚会点活动的信教群众引导到经登记开放的堂点里来活动，促进基督教活动的正常有序开展。」（国家宗教事务局办公室，2011）陈剑光便一针见血地指出：「尽管〔政府〕对宗教有了新的认识，但处理宗教事务的机制并未发生根本改变。政府依然抓住界定宗教的权力不放……在执行宗教政策和法规时，只有政府界定的正式宗教能够合法享有相关的政策法规赋予的自由……政府只有在感到宗教没有失控时，它才会觉得安全。」（陈剑光，2009，516-517）这种不变反映着政府对宗教团体没有信心，担心它们成为政府管治的威胁，因此以政策规範及控制为首要原则。

　　这种政策思维，使政府对家庭教会的发展及成长，以及随之而来争取合法身份的诉求变得敏感。因此，除了守望教会之外，每当有一些家庭教会的发展「过快」，超过政府当时能承受的程度，又或因为聚会地方及合法身份的诉求而使政府无法在现行法规让步，被政府认为过于高调时，「依法」打压是政府常采用的选项。政府这次对守望教会的压制，或许就是希望教会退让，或将抗争行动瓦解，使有关诉求变成「非议题」，将家庭教会与政府的互动推回原点，从而不须在政策问题上失却主导性。《环球时报》于二○一一年四月廿六日发表社评，便公开点名「提醒」守望教会应明白自己的敏感身份，并要求它不要冲击现行的法规：「〔守望教会〕逐渐发展到一千多人。他们应当理解，这么大的宗教组织在中国现行体制下构成了某种敏感，它与能在一个房子里容下的真正「家庭教会」已经有了某种不同，拒绝承认这一点，不是实事求是的态度。成立任何大型组织，在中国一直是受到认真对待的事情。几十年来中国社会形成了这方面的审慎习惯，政府的相应管理一直比较严格。这方面是否需要有所松动，是全社会的政治大事。教会不应当在这个敏感问题上，充当推动变化的激进力量。」（《环球时报》，2011.4.26）不过，这种控制政策并配以打压驱散的做法，其实没有彻底解决问题。家庭教会在改革开放三十年来的不断增长已说明，这种政策思维并不能追上实际的发展。并且，我们可以发现，从二○○九年守望教会第一次户外崇拜，到今次第二次更激烈行动的发生，政府采取主动，实施政策改变的动力并不太大。如此，现行打压迫退的做法会只是将有关问题拖延，或许会使之在将来更为复杂及困难。除了短期的行政措施外，长远的政策规划是刻不容缓的事。

　　我们也可以察觉，没有政策的改变，不良的互动是随时可以发生的。而且此中所谓良好及不良的互动，其关键变成在乎政府官员与教会领袖之间的博奕，其中并没有任何制度或机制，可提供较客观的缓冲及保护。例如，守望教会向外公开的资料显示，政府有关部门在第一次户外崇拜的前几天，口头承诺教会可租用新的地方。从乐观来说，这是政府善意的表现。但从多次受迫迁的教会方面来说，他们却已对这种没有持久约束力的承诺失去信心。（守望教会，2011.4.14）我们可以说，双方因没有其他可依赖的制度或机制，来让彼此取得一些缓冲及进一步的互信，而使冲动及博奕变成主导整件事件的因素。因此，这次冲突不是单一的偶发事件，而是反映着宗教政策落后于现今实况的系统性问题。

　　除此以外，现行政策无论在国家经济及社会平稳发展，或社会出现动荡的情况下，都会对社会有不利的影响。陈剑光便早已断言，若国家的经济及社会平稳发展，现行的宗教政策只会造成非法宗教组织扮演殉道者的角色，令人们对它们寄予同情，但政府却不能压制它们的发展。这政策也会弱化顺从政府的宗教组织的信誉，而且使受压制的非法宗教组织以钱权交易的方式，向地方政府官员贿买有限的自由，使政府的管治质素恶化。若社会出现动荡，非法宗教组织的信徒则会因他们觉得受到极不公正的对待，而以宗教的名义反抗政府，利用其末世教义，将自己视为一股革命的力量，更可能会使自己从宗教组织变成政治组织，从和平团体变成暴力团体。（陈剑光，2009，530-531）

群体性事件层面

　　除了政策的问题外，今次守望教会的事件已是一场不节不扣的群体性事件／社会行动。令笔者担心的是，在中国现存的局势下，守望教会的群众行动会造成政府与守望教会双方皆受损的结局。守望教会用户外崇拜来争取稳定的聚会场所的行径，明显是采用集体行动来争取自身诉求的事例，是一种群众性的利益争取行动──守望教会表明，他们关心的不是政治的问题，而是自身稳定聚会场所的问题。但因为中国特殊的国情，这种利益诉求行动也会变得敏感及有想像的空间。例如，早前便有人将守望教会的行动，与支持艾未未和茉莉花革命拉上关系。《环球时报》也刻意指出，守望教会「在事实上呼应了西方对中国的政治施压，这一切远远超出了一个教会所应当做的。」（《环球时报》，2011.4.26）其实，群体性事件在中国被「政治化」是屡见不鲜的事，中国社会科学院社会学所研究员单光鼐便指出，西方媒体往往会将这些群众事件炒作，「将国内的社会矛盾冲突渲染为人民群众和共产党的政治对抗」。他也担心：「一些事发地的政府往往倾向以『敌我矛盾』来定性群体性事件，把本是经济、民生利益诉求的事件视为反对执政党的政治行为。『阶级斗争为纲』时代的『好人不闹事、闹事无好人』成为一些官员普遍的思维定势，面对群众的集体行动，总以为是和政府作对，是反政府行为。」（覃爱玲，2009）

　　这种对群众性事件的敏感取态，加上国家的宗教政策仍然是防範控制为指导思想，特别是基督教仍被视为与西方沆瀣一气，守望教会这种利益抗争行动便在政府眼里变得复杂和失焦。由教会有关自身权利的争取，变成「呼应了西方对中国的政治施压」。但我们可以想像，若事件是朝着政治化的方向发展，不单教会不能实现搬入自己购置物业的利益诉求，信徒也对政府产生不满的情绪，这是一个双输之局。反之，若我们将它视为随着国家改革开放，而出现的种种利益追求的群体性事件之一，或许便能找到较平稳的出路。

　　除了敏感性的问题外，我们也要注意群众行动进行期间，会影响其结果的因素的特质。社会学家指出，群众性行动不能妥善解决，其原因往往不是因为冲突双方，彼此有着不同的利益或意识形态，而是在行动期间的对抗性情绪，使双方对彼此的行为及意图充满不信任及误解，最后产生过度反应和令对方意料不及的行径，使彼此长期处于紧张及对峙的状态。（Koopmans, 2004, 38-39）因此，笔者认为，这次群体性事件现今重要的问题，不是政府与教会有什么不能调和的利益矛盾，也不是教会有一套反对政府管治地位的意识形态，而是沟通和互信。正如前述，第一次户外崇拜举行之前，政府曾派人劝告守望教会留在户内，并承诺他们能留在室内敬拜，但教会最后因为不信任政府而真的走上街头。对政府来说，教会的做法应会被认为是恶意的，因此我们看见政府将对抗性升级：「市国保代表领导让他捎信息给守望治委会（包括出来后有关人员也讲了大体相同的话），转达的主要意思是这样：（一）十七号无论如何守望必须回到室内；（二）十七号后让现治委会下台。」但这样又使教会的领袖更没有退路可言，因而发出「魔鬼撒但借着上帝所赋予国家的政权，来拆毁上帝的教会，它的魔爪终于显露幷已经伸向基督的教会」的重话。（金天明，2011）这样的互动式对抗升级，对整件事件的解决并没有帮助，其中最关键的，应是彼此的互信及沟通失效。若要将整件事顺利解决，这两方面的重建是重要的。我们见到教会方面在新近的言论中，收起了激烈的措辞，表明它的行动意图：「其实守望教会所希望的，无非就是可以在室内稳定聚会的保证」，并且表达了沟通的意愿。（守望教会，2011.4.27）笔者单纯地希望，这是良好互动的开始，也是妥善解决问题的起头。笔者也希望指出，基督信仰强调关爱所有的人，包括与自己发生矛盾的人，应是缓和这次事件的最好思想准则，也希望教会方面以爱心对应这次事件。

　　最后得指出的是，虽然政府希望透过警力来消解守望的行动的影响，但事实上却引来更大的影响面和更广泛的注意。如此，信徒反而有机会与执勤的警察、工作单位的上司、同事、居住地方的业主、居民组织的代表等等去介绍及解释他们的信仰与行动。再加上传媒的报导，这使守望教会的事件反而获得更多人留意，并且其中会有一些人是因此同情守望的情况，这或许也超出政府当初的构想。

　　笔者什愿守望教会的事件，最终能妥善解决，让当前政教关系进一步向良性互动的方向发展。

参考资料

《环球时报》。二○一一年四月廿六日。〈社评〉

Koopmans, Rund. 2004. “Protest in Time and Space: The Evolution of Waves of Contention”. The Blackwell Companion to Social Movements. Sarah A. Soule and Hanspeter Kriesi, ed. Oxford: Blackwell.

守望教会。二○一一年四月十四日。〈就户外敬拜的再次说明〉。

守望教会。二○一一年四月廿七日。〈不要把专注于信仰的教会政治化——回应《环球时报》社评〉。

金天明。二○一一年。〈天明牧师的牧函（二）：争战的本质〉。

国家宗教事务局办公室。二○一一年。〈国家宗教事务局二○一一年工作要点〉。

陈剑光。二○○九。〈廿一世纪中国宗教发展的若干设想〉。《中外名学者论廿一世纪初的中国》。熊景明、关信基编。香港：中文大学出版社。

覃爱玲。二○○九。〈「散步」是为了避免暴力〉。《南方周末》。

刘澎。二○一○。〈再谈关于中国宗教问题的战略思考〉。《领导者》总第卅四期。

（http://www.christiantimes.org.hk，时代论坛时代讲场，2011.04.2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