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代论坛讯】中大基督教研究中心最近整理30多万封内地听众于1959年至2004年间，去信远东广播的信件，以了解内地信徒对信仰的心态，中大崇基学院宗教与中国社会研究中心遂于四月十一日举办「听不到的声音：中国大陆福音广播听众来信研究」公开讲座，揭示了中国政治局势变迁与民间社会的动态关系，特别是开放前教会及信徒的命运与抉择。

是次讲座讲员包括中大崇基学院神学院副教授邢福增博士、基督教研究中心兼任研究助理吴剑丽及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宗教研究所研究员高师宁教授。聚会约三十人出席。该批信件是香港远东广播早前捐赠予该中心作研究之用。

福音广播：文革下心灵慰借

邢福增说，新中国成立后，福音广播突破各种籓篱，默默参与内地基督教发展。十年文革时，中国教会虽表面上被革命浪潮吞噬，有来信信徒表示感到困惑，但有信徒坚守信仰，什至作另类抵抗，此时福音讯息透过大气电波，成为动盪时局下人的心灵慰借。

文革时，有曾受打压逼迫的姊妹来信表示，希望从圣经中找到对残酷现实的答案。亦有弟兄因目睹文革的各种「武斗」，感到「苦难深重，大有受法老欺压感受」，更有弟兄说，会在可能的「安全」情况下高声唱诗歌。邢福增分析，这些都反映信徒经历连串政治运动，处境愈见艰难，而苦罪更是信徒在文革时期的切身体验。

身处火红年代的中国教会，处境亦非常恶劣。有广东来信者表示，自1964年后，当地的弟兄姊妹没有圣经可看，大部分圣经被烧毁，亦有南京来信者指，自己已停止聚会多年，「渴望能听到像广播中那样的讲道和传福音」，又说自己在「心灵中是很需要肢体间彼此的交通」。

极「左」时期之广播需求

由1959至1969年，远东广播收到的内地听众来信共140封，现存可辨认的来信则为132封。来信者绝大部分为信徒，占整体132封信的47.1%，其馀为慕道者、信仰不详者及无神论者。邢福增分析，信徒比例较高，反映福音广播的形式对他们的重要性，而非信徒在听到境外的宗教广播后竟以写信的方式回应，反映他们对境外新鲜事物的好奇。

此时期的来信亦有特别的现象，就是1966年虽是文革开始的第一年，但亦是内地听众来信「激增」的一年，由1965年的1封增至1966年的21封，到1968年更有59封信，成为由1959至1968年间的最高记录。邢福增指出，当时全国上下均视宗教为消灭对象，收听境外「敌台」广播什至是犯上「反革命罪」，但信徒仍敢于冒险寄信至香港，反映在「全能主义」（totalism）政治下，民众的另类抵制与反抗。他形容：「这实是一个不容忽视的现象。」

来信地点方面，1959至1969年的来信以沿海地区比例较高，广东省占整体132封来信的64.4%（共85封），当中广州市占70封，占整体53%。邢福增分析，沿海地区来信较多，相信是因为与广播讯号接受较佳、基督教在那些地区具深厚传统有关，反映信徒即使在极「左」时代，仍对宗教广播有较大诉求。至于广州市来信特多，则很有可能是因为粤港两地关系较密切，在文革时两地仍能维持通信有关。

1970至1983年：索取圣经的需求

有关1970至1983年的来信分析，吴剑丽指出，当时教牧信徒除承受文革十年的艰难外，亦对圣经有庞大需求，来信者要求索取圣经的，不单是信徒，而且包括非信徒及慕道者。她表示，在圣经欠缺情况下，信徒要排队借阅并尽量抄录经文，或者凭记忆默写章节，然后再互相抄写。

文革结束后，远东广播在1979年收到的信件多达10781封。及至改革开放，大教堂聚会陆续恢复，部分地区的个别教产亦获发还。吴剑丽说，获发还教产仅属少数，来信也反映不少地区的教产至1980年代中期仍因种种原因被扣住。她表示，教产归还的局部及缓慢执行，对教会重开造成影响，间接造就大量家庭教会的成立，尤以农村教会为什。她亦透露，来信的信徒面对教会重开有不同反应：「有信徒表示持审慎观望态度，亦有不少农村信徒因路途遥远等实际情况，而选择在家里聚会。」

高师宁解读开放后之来信趋势

邢福增亦在讲座上以图表展示，由1974至2009年的中国来信数目趋势。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宗教研究所研究员高师宁教授回应时指，1978年后信件愈来愈多，是国家改革开放后的正常现象；80至90年代，农村来信者远较城市为多，是因为那时期中国基督教的发展主要在农村，城市的基督教发展在1982年起才开始恢复；90年代中后期来信者下降，是因为中国出现下海浪潮，大量国民从商、淘金，由此影响国民对基督教的关注；90年代后期以还，来信者稳步上升，则是社会开放发展的正常结果，其中城市的新兴基督教也其时出现。

（www.christiantimes.org.hk，时代论坛每日快拍，2011.04.1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