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日因着「港人」可享六千元而「新移民」却不能同等看待，更引发对「新移民」与「本土主义」之间的讨论。「香港人」身分本身是包容的，南亚裔土生土长、领有身分证的是港人；已居港七年的新移民或其它种族也同样是香港人。本港教会不存在对的歧视与排斥，我们要问的，倒是为何「新移民」或新来港人士不能融入主流教会 ?
五十年代难民潮的本地教会，有不少教会在调景岭中服侍；六十年代，有教会在天台学校中；七十至八十年代，教会现身在公屋中；现今在126万贫穷人中有多少间服侍他们的教会 ? 全港1,250间堂会，有49.2% 堂会有新来港人士参与聚会，「2009香港教会普查」录得只有总数4,424人，平均每千名会众只有新来港人士 13.8人，低于04年同一问题的答案。这项问题一是反映填卷者看不见本身堂会有新来港人士，或新来港人士难以融入本地中产教会。笔者参与「教会关怀贫穷网络」，约有165间堂会参与其中；参与扶贫的堂会不一定表示本身堂会来自基层。本港自称本身是「基层教会」的，恐怕也不超过一百间 (笔者也曾参与「禧福协会」及相关基层事工)。当私校没有穷学生，本地堂会没有贫穷会众，也许我们更要反省此现象带出来的问题。
过往大多港人认为资本主义是良性竞争制度，只要个人努力奋斗不懈，必可爬上社会阶梯，享受安居乐业。置业正是进入「中产阶层」的象征身分。但如今，房地产的高昂楼价，使更多八十后与就业人士难以置业，有所谓「中产下流化」。城中百万富翁多是靠投资物业或股票而致富，社会内阶级矛盾较十年前更为恶化；当社会阶层日益两极化，我们要思考是教会如何在低下阶层中履行国度使命 ? 或是中产教会作为既得利益者，享受经济的成果，只会「上流化」(美式巨型堂会基本如此)，却忘掉了教会也要定意地「下流化」。
当中产文化已成为本地大多堂会运作的潜规则，中产价值不知不觉地成为堂会领袖思考与决策背后的价值取向。吕大乐及王志铮于《香港中产阶级处境观察》剖析本港中产阶级的意识形态，「基本上相信个人 - 个人可以争取机会及改变命运。」正因为中产人士「差不多完全接受了资本主义市场竞争的规範」，中产信徒同样相信透过个人努力，就会带来教会的增长；认为贫穷只是个人懒惰与不负责任所致。中产教会不多谈及贫穷课题，即或谈论也不愿多作承担；反而更多关注个人或育庭伦理，是否我们早已在意识内把贫穷「逐出道德义务的世界」? 本港教会即或拥有大量资产，却不认为我们有责任照顾社会里的贫穷人，认为这是政府或社福团体该作的，与教会使命无关。
美国社会学者伯格 (Peter Berger) 于1990年检视美国主流教会时，认为中产文化已深深影响了教会对公共事务的取态，写了一篇Reflections of an Ecclesiastical Expatriate 。伯格的见解，同样适用于本港福音信仰教会。中产信徒「知道」要关爱穷人，但教会忙碌的聚会与事工，使他/她们眼不见穷人，自然不会刻意地「参与」服侍穷人的事工。「知道」与「参与」正是两回事 ! 我们知道关爱穷人、新移民或其它边缘群体是圣经的教导，但中产教会容易把事物合理化，或「解释掉」，便不关己事了。
「中产价值」不知不觉间已成为众多在位教会领袖所带眼镜，用来观照一切事物，这便形成了教会在使命的理解与实践的严重失衡，什至乎把使命「私有化」为堂会业绩的亮丽点。当「中产价值」已成决策的原则 : 本位主义 (我的堂会等同是全部教会)、重理性、办事务求程序正确、好体面、宁可保守而不犯错等，成为事工背后的金科玉律，我们便能理解福音使命为何不能进入基层或劳苦大众；堂会只能「向上流」而不会「下流化」；会众选取作消费式信徒，却不能与别人分享财富。也许教会领袖要重新察验现有堂会事工运作有哪些已受「中产价值」左右，什至高过圣经或神学。「中产价值」并非原罪，但当我们合理化了或神圣化了某套文化的价值、或事工哲学，我们有需要回到圣经，承认我们的盲点，并作出悔改 !
（转载自香港教会网站。作者为香港教会更新运动总干事。）
（http://www.christiantimes.org.hk，时代论坛时代讲场，2011.03.11）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