引言
近年香港的争议不少都环绕着性和道德的议题，一方面有一些前卫团体积极推动性开放（和其他左倾议题），另一方面也有一些道德保育团体提倡性节制，反对性解放，并关心一些社会道德议题（如赌博）。当一些议题牵涉到公共政策和法例时（如赌波合法化、性倾向歧视法和肛交年龄等争论），那些道德保育团体也会积极参与公共社会的讨论，例如登报声明、一人一信、游行集会等。其实这些手法都是不少民间团体（包括批评香港道德保育团体的组织）经常使用的，然而当一些基督教团体使用这些手法时，就受到猛烈批评。
他们把这些团体标签为道德塔利斑或宗教右派，认为他们基本上是与美国的宗教右派（religious right） 或基督教右派（Christian right）一个鼻孔出气（什或有组织上的联系）。当然，宗教右派在美国主流传媒和学术界中备受攻击，不少左倾人士都对宗教右派恨之入骨，俨然他们都是十恶不赦之徒；那香港的「宗教右派」当然亦不是好东西。
我曾指出宗教右派这标签有很浓厚的美国背景，加于香港道德保育团体并不合适，当然我的抗议并没有效果。我还是希望真理愈辩愈明，所以本文会解释香港道德保育团体与美国宗教右派的分别。由于香港道德保育团体大多是独立和互不隶属的，虽然大体而言有相近道德立场，但其实在一些细节和手法上都有些分歧，更遑论对其他议题（特别是政治）有统一立场了，所以「香港宗教右派」的论述第一个问题就是过于笼统和同质化。然而不少人把明光社、香港性文化学会和维护家庭联盟都视作「香港宗教右派」的主要成分，而我也有直接参与这三个组织，所以下面我主要谈这三个组织与美国宗教右派的异同。而今天攻击宗教右派的人仍经常把八十年代Jerry Falwell所领导的Moral Majority和九十年代兴起的Christian Coalition（和她的领袖Pat Robertson） 当作目标，我这里说的宗教右派也主要指这两个组织。（由于牵涉问题非常复杂，一篇文章当然不能处理所有问题，我这里只是开始梳理的工作。）
组织连系之辨
有些人猜测，在亚非拉地区的福音派运动（特别是有社会参与的）可能都是美国宗教右派在背后策划或支持的，所以可说是美国宗教右派「霸权」的延伸。然而Joel Carpenter是研究全球基督教的学者，最近他编的一系列书籍是关于南方的福音派的，他指出「福音派运动是一些『由下』涌现上来的草根运动，而不是美国宗教右派的向外输出……『有一些新的神权政府兴起』的说法也被这些书推翻了。」 （Carpenter 2009, 36；另参Freston）
在香港，道德保育派有很清晰的主体性，没有盲目跟从西方或美国的模式，主要是针对本地的情况和文化作出回应。明光社等由成立到运作，由始至终都是本地人领导的，其财政也全是倚靠香港人的奉献，并没有接受任何外国组织的支持。宗教右派的资料，若是可取的，我们也会参考，正如我们会参考其他有用和可靠的资料（来自世俗组织、学术界等）一样。
政治理念之辨
宗教右派在政治理念上与新右派（New Right） 或新保守主义相似──这主要是三样东西的结合：经济自由主义；社会传统主义；坚定的反共产主义。（Himmelstein 1983, 15）1经济自由主义以个人自由为重，特别是个人和商业团体的经济活动，他们反对政府干预自由市场，简言之就是「大市场，小政府」的理念。社会传统主义则关注社群和道德的崩坏，认为这是政府遵照自由主义的恶果，而他们则要维护那些传统价值（如反色情、家庭等）。而坚定的反共产主义主要是关注美国的国家安全，他们提倡强硬外交路线，对自由主义者的软弱不以为然。
三者的结合其实没有必然性，如明光社等大体上支持社会传统主义（如生命权和家庭议题）。然而就经济自由主义而言，我们并没有官方立场。就个人而言，我所认识的道德保育分子有些倾向经济自由主义，另一些倾向福利主义，我就曾目睹他们为「最低工资」的问题展开激辩。经济自由主义者有时给人不关心贫穷人、过分反对福利政策的印象，但香港道德保育团体原则上并不反对福利政策，更有一些团体一方面反对同性婚姻，但同时积极扶贫和关心弱势群体（如新褔协会──她的前总干事李健华牧师对穷人的关怀是众所周知的，他同时是维护家庭联盟的活跃成员）。明光社也积极支持近年的教会扶贫行动。就我而言，扶贫同时需要发挥社区的互助功能和政府的济助。
从基督教观点看，也不应偶像化自由经济。右派相信市场的魔法，反对社会主义，因此往往反对政府的扶贫计划（他们也倾向否定有严重环境问题，部分原因是环保的法例通常会对自由经济产生限制。）从态度而言，我相信基督徒绝对不应鄙视或怪责穷人，圣经中对穷人和弱势者（如孤儿寡妇寄居者）的关怀和悲悯，对经济不公义的谴责，是毫无疑问的。然而右派却往往说出 "Entrepreneurs are our economic lifeblood & deserve every penny they make." 的话（美国右派Phil Valentine写了一本《保守主义者手册》，里面用由A到Z界定廿六条保守主义者的信念，以上是其E条）。我认为要对资本主义有批判性，但在未找到更佳创造财富的经济制度之前，极端的反资本主义思想可能「好心做坏事」，使大家都受苦（特别是穷人）。扶贫的目标绝对正确，但如何能真箇达到扶贫的效果，有什么可行的方案，则要理性地倚赖经验数据去决定的。然而说资本家赚的钱完全是应得的，则忽略了无良资本家的存在，他们以低下层市民作踏脚石扶摇直上，有时什至欺压他人。
若论到反共产主义，香港道德保育团体更没有官方立场。2 或者有人会提出，在美国处境，反共代表右倾，因为这是盲目国家主义的彰显，但在香港，盲目国家主义的彰显却是亲共，所以这才是香港右派的标志。（这说法可接受，但也让我们看到当处境改变时，左右的区分会变得模糊。）但按这标准，明光社和香港性文化学会都不能说是右派，因为他们倾向接受基本的民主理念，和反对专政的不人道行为。由于明光社主要关注的是传媒、赌博、性文化、社会及家庭伦理等範围（这是组织定位的问题），它很少就着社会和政治议题发表机构立场，唯一的例外就是多年签署了「六四祷文」──这表达了对六四屠杀的否定。而香港性文化学会的温和民主派立场更精晰，不单多年签署「六四祷文」，更在二○一○年二月十九日的「基督徒关注普选声明」中清晰表达普选的诉求，和要求废除功能组别。（后来继续在报章重申这要求。3）值得注意的是，这「普选声明」的廿四位发起人中，除了笔者外，还有明光社的总干事蔡志森和四位董事，和维护家庭联盟的三位执委。由于蔡志森有时会批评一些激进民主派的做事手法，所以他的政治立场常被误解，其实他多年出席六四烛光晚会，并曾表达支持平反六四的立场。4我自己也曾公开维护纪念六四的重要性，5和支持刘晓波。6 我和性文化学会的核心成员什至于二○一○年一月五日到中联办外面为刘晓波祈祷。7总体而言，香港道德保育团体和其核心成员的立场都不是亲中的。
这样看来，新右派的三个政治理念，只有一个较与香港道德保育团体吻合，其他两个都不适切，那把右派的框框强加于我们，岂不是会误导？8若我们连右派都称不上，当然也不是什么宗教右派。9
政教关系之辨
批评者认为宗教右派把基督教与右派政治势力结盟，极为不当：从信仰角度看，结果是教会被挟持；从政治角度看，是破坏了政教分离的重要原则。
Falwell于一九八○年的书Listen, America! 已提出保守基督徒可与右派政治势力结盟，合力取回美国的主导权。美国福音派在那段时间由抽离政治变为积极参与政治，Moral Majority于八十年代就动员了数以百万的人（大多是基要派基督徒）。把宗教与政治结合的趋势在Pat Robertson的Christian Coalition中有增无减，她于九十年代兴起，在九十年代中有一百五十万成员，邮寄网络则有三千万人。她的目标就是要在社会各层面重新建立影响力。
在一九九四年的选举，虽然民主党的克林顿是总统（由一九九二到二○○○） ，共和党还是能一起收复众议院和参议院，这次胜利可能与宗教右派动员有关。据估计，这次选举中投票者当中有三分一是保守宗教人士，这比例在一九八八年和一九九二年分别只是18%和24%。（Sine, 187） 而Christian Coalition在选举前积极动员，共派发了三千三百万份选民指引，和打了二百万通电话。这次胜利使宗教右派更加乐观。在二○○○年美国终于选了一位共和党总统出来，就是小布殊，他也能在二○○四年连任，据说都与宗教右派的支持有关，而小布殊的军师Karl Rove也是着力寻求这方面的支持。而Christian Coalition后期的领导Ralph Reed一度使组织的力量蒸蒸日上，他后期也自己参与一些选举，但不成功，且弄出一些与接受不当捐款有关的丑闻。
教会不应被任何政治势力挟持
批评宗教右派的不单是无神论者，也包括一些福音派学者（Sine；Zwier），本文就会援引不少Tom Sine的批评。10 例如他认为这种政教结合会使教会追逐权力，福音和教会也成为意识形态的仆人。Sine就指控宗教右派因为怕得罪共和党的支持者──烟草业，所以没有反吸烟，也没有反酗酒。一些宗教右派领袖（如Gary Bauer）更把家庭价值与减税、支持National Rifle Association等政策挂钩（Sine, 168）。然而若枪械自由流通，岂不只是使孩子的互相杀害更严重？这如何能说是拥护生命（pro-life） 呢？（Sine, 208） 总结而言，当福音与现实的权力架构挂钩时，福音就失去批判性，而教会则不能再扮演先知的角色。
我同意教会要避免与现实的权力架构挂钩，以免失落先知的角色，但这种提醒加于宗教右派、宗教左派或任何派别也是合适的。假若宗教右派有因为权力的考虑出卖基督教应有的立场，的确应受到批评（但在这里究竟事实如何，则需要更详细考察才可下定论）。例如把家庭价值与支持National Rifle Association（NRA）挂钩，就真的大有问题。Phil Valentine的G条是 "Guns are good" ，这可反映右派对拥有枪枝的自由那种执着，什至视为美国宪法赋予的基本权利。以我看来，枪枝可用来杀人，但也可以用来自卫和救人，左派和右派争论不休，正正是因为水能载舟，亦能覆舟，我看并没有绝对的答案。而且无论美国宪法应怎样理解，我不认为拥有枪枝是基本人权。然而否定对枪械的管制，却是对NRA利益攸关，而NRA财雄势大，是共和党忠实盟友。我也不是说左派同样教条化的答案就一定对，但若单单因为想在共和党中冒起，而支持NRA一些不合理的诉求，的确不是基督徒应有的态度。
然而这里有一个难题，不单是与右派政治势力结盟有这种问题，没有一个政党是完美或其立场可等同基督教观点，所以支持任何政党都会发生类似问题，那是否说我们要完全抽离现实政治呢？但在这里要指出，香港道德保育团体并没有与任何政治势力（如香港政府、中国政府、外地政治团体、本地政党等）有结盟，有一些捕风捉影式的阴谋论是完全没有事实根据的（最大问题是把交流与结盟混为一谈，这些问题下面再探讨）。
宗教右派在搅政教合一？
不少人指控宗教右派是在尝试政教合一和神权政治的复辟。据说在美国有一个基督教重建派（Christian Reconstructionism） ，提倡者有David Chilton, R. J. Rushdoony, Gary North，他们的确不要民主，要神治，要在基督主权下控制世界，并且恢复旧约律法。但就我所知，这重建派只是美国基督教极为边缘的一少撮人（我极不赞同他们的观点），也不是绝大多数宗教右派的观点。美国作者David Marshall也说：他在保守教会长大，四十多年内接触过很多教会，但从未听过一位牧师提倡神权社会或随意攻击非信徒。（Marshall, 180） 我相当肯定，并没有香港道德保育团体赞成神权社会，或希望取缔多元社会，禁制非基督教声音。然而「美国宗教右派在搅政教合一」的说法，本来就有什大问题。
批评者的问题是把合法参政的行动与神权政治混为一谈，如二○○四年十一月美国总统大选，布殊虽不算获得压倒性胜利（双方阵营的支持者数目接近），但确实得到了大多数选票。不但如此，共和党继续掌管参众两院，而且优势扩大。美国民主党人及其选民感到深深的郁闷，什至在网上为美国向全世界人道歉。这是因为其他国家的人民大多不喜欢布殊，在香港，很多自由主义知识分子都支持民主党候选人克里，轻视和讨厌布殊，他们对布殊的胜利感到不快和大惑不解：「为何大多数美国人会作出如此错误的决定？」他们看到布殊的胜利的主因是美国基督教基要派的支持，就发出警号：这是神权政治，是政教合一：不单违反美国宪法，更与现代政治的精神背道而驰。
以上的指控是不成立的，神权政治和政教合一提倡以政府和法律的力量强加某种宗教信念于整体社会，例如要求所有人民或公职人员相信宗教。若美国的基要派提倡废除民主选举，或者担任公职的要信仰考查，又或者修改宪法，重新订立国教，这才是向神权政治迈进，但他们没有这样做。他们也没有强逼别人接受任何价值观，只是遵守民主规则，用民主的方法反映自己的价值观，其他人都这样做，难道就是信徒没有同等的权利去这样做吗？
事实上布殊八年执政的经验告诉我们，他的政府充其量是一个对公共宗教比较同情的政府，并不是什么神权。Michael Linsay （2007） 对当代福音派在公共社会的角色作了不少研究，他指出「在政治上福音派远远说不上是多数，在现代美国历史中，小布殊的政府可说是对福音派最友善的了，但其行政部门的被委任亲信中，福音派声音仍然是少数。」（Linsay 2007, 71） 把所有参政的福音派都标签为激进神权分子也不对，Linsay访问了二百○三位身区要职、有一定影响力的福音派，但他发现他们都不会鲁莽地把信仰立场带进公共领域。事实上， 他看到的是一种有弹性的正统信仰（elastic orthodoxy） ，其特色是「能够维持一组核心的信念，但同时不会过分僵化，以致不能与持不同信念者合作。」 （Linsay 2007, 216）布殊以民主政治的方法上台，但政绩不佳，二○○八年，他也因着民主政治而下台，奥巴马上台。11布殊或任何宗教右派有号召要用武力继续维持「神权政治」吗？他们有好像泰国或菲律宾的群众，经常不接纳民主选举的后果，并以大规模群众运动抗议吗？完全没有，美国宗教右派和平地接受民主政治的后果。现在，又变成左倾势力操控了政府、众议院和参议院，再加上左派一直在主流传媒和教育建制等领域占优，那为何没有人提出「左翼霸权」的呼喊？
其实宗教积极参与政治的讨论或行动，并非宗教右派的专利，如在美国，左倾的National Council of Churches在一九八一年五月向会员发了一个讯息，叫 "The Remaking of America" ，内容主要是批评列根的。（Heinz 1983, 135） 这不也是一种政治表态（反对共和党、支持民主党）吗？人们经常研究宗教右派如何为列根和布殊选举动员（俨然这是很怪异、有很大问题），但我却不多听到人们谈论宗教左派如何支持克林顿和奥巴马的选举（俨然这是很正常、天经地义的）。
自由派有时批评宗教右派根本不应用福音信仰去支持任何政治方案，然而这种批评是虚伪的，因为美国教会的自由派也是积极介入政治的，只是他们支持左翼政治而已。我实在困惑，为何一些自由主义者什么观点都可宽容，什么人的公民权（如参政权）都维护，和积极反对任何形式的歧视，但却似乎不能宽容「宗教右派」，多方质疑他们的公民权，这是否对宗教的歧视呢？假若宗教左派一方面援引信仰和动员教会去支持左翼政治势力，另一方面却高调反对宗教右派介入政治，又是否双重标准呢？
不少人对香港道德保育团体也有相同的误解，反对明光社的中坚分子李伟仪小姐在二○○七年七月三日的《成报》撰文〈政教合一〉，劈头就说：「信不信由你！政教合一的情况，正在我们的社会发生！」而她唯一的理据就是因为香港道德保育团体和本地政党合作搞社区活动和家庭研讨会。12 这指控相当滑稽，当陈日君主教支持民主运动（如要求普选时间表和支持七一游行），得到不少应得的赞赏，也招来「政教合一」、「宗教干政」的批评，但不少人已指出这完全是误解。政教合一是指以政府和法律的力量强加某种宗教信念于社会，例如要求所有人民或公职人员相信宗教。香港有任何人提倡订立国教或类似措施吗？没有！就算香港道德保育团体与任何政党结盟（这样也并非事实），也不是政教合一，因政党只是影响政治的一种力量，不等同政府。事实上，任何人都有权利，按照民主规则，反映自己的价值观，和参与社会（包括与政党、议员交流）。
事实上同运组织和性解放人士很早就觉察要与政党或议员有联系。多年前一次立法会的小组会议讨论性倾向歧视法，会场内一些民主派议员对性节制派不假辞色，还有一两次训斥他们，会后我却亲眼目睹一位民主派议员与同运领袖谈笑风生，还一起聚餐。此外，同运组织冲击榆林书店时，两位民主派议员也随同支持及发言谴责书店。再者，反对性解放的组织不是只和一方交流，二○○五年前就尝试和泛民主派议员交流，但在二十多人中最后与他们对话的只有六七位；明光社十周年研讨会邀请了两位民主党成员（现时皆立法会议员）作讲员，却没有其他政党成员，这又是否政教合一？其实性解放组织也有尝试与「亲中」的政党接触，争取支持，也与个别非民主派议员关系良好。此外，不少同运组织和性解放团体积极参与民主派组织（如民阵和社民连），以建立政治和社会上的影响力，也不是什么秘密。
他们这样做就不是政教合一，而信徒或反对性解放一方就没有同等的权利做类似的东西吗？我们从来没有否定同运团体有参与社会和政治的权利，但反过来我们的权利就被否定？这样是不是有点霸道呢？
宗教右派＝塔利班？
道金斯（Richard Dawkins）是近年新无神论运动的领导，他的The God Delusion （下面简称GD） 里用不少篇幅攻击美国基督教，称他们为美国塔利班！（GD, 288） 这是暗示宗教右派会危害民主社会。看来把宗教右派标签为「塔利班」的策略，由美国到香港都如出一辙，但真的合理吗？塔利班（Taliban）是南部亚富汗的Pashtun部族的运动，他们以强制方式执行他们心中很严厉的回教法律，因而禁示音乐，把纸鸢店关门，杀掉违规的女性，炸掉佛像等等。
然而「美国塔利班」有计划去禁止音乐，不让女人外出，并炸掉总统山吗？他们主要诉求包括提倡一男一女的婚姻制，反对堕胎，和认为学生也有权知道反对纯唯物进化论的理论（主流的当代宗教右派没有提倡要禁止教授进化论，只是要求在进化论以外，也要教创造论、智慧设计什或只是对进化论的学术批评而已）。正确与否，这些都是民主社会可合法讨论的政策。而在组织上这两个塔利班有联盟吗？不单没有，「美国塔利班」更是亚富汗塔利班的死敌，是布殊（被视为宗教右派的代表）推翻亚富汗的塔利班，恢复音乐、纸鸢和学校。总结而言，「美国塔利班」的说法不是建基于经验事实，而是道金斯的扭曲或想当然而已。（Marshall, 183）
再者，亚富汗的塔利班是用子弹推动运动，美国基督徒却是用选票和游说的方法，难道这些手法是民主社会不容许的吗？所以把宗教右派的目标等同控制政府以强加一种宗教正统于社会，并取消多元社会是错误的；Falwell纵使有诸般缺点，也不应比作希特拉和高美尼。把宗教右派说成是「基督教纳粹主义」，圣经就是《我的夺斗》──这种极端说法只会把现存分歧更尖锐化，并使那些不认识宗教右派的人产生偏见。（Hunter 1983, 159）
若说宗教右派是在为自己争取利益，那自由派的意识形态不也反映「新阶级」（New Class）的既得利益吗？（Hunter 1983, 161） 所以把宗教右派说成是单方面夺权的论述是一种严重扭曲（俨然左派垄断权力是天经地义的事），实情是美国的左派和右派，都各自反映不同阶层和组别的利益，双方都在为自己争权，双方都希望垄断合法性的符号（爱国主义、第一修正案、家庭等）（Hunter 1983, 162） ，双方都希望透过法律和制度推动各自的社会议程。正因为在美国两个阵营都有相当实力，所以在文化、社会到法律各层次的冲突似乎是难以避免的。
然而我们并不需要谴责任何一方反民主，我同意Hunter的评论：「双方都想像对手不明白民主的传统，双方都错了，因为从实践上看，双方都明白。他们都有效地组织草根阶层去支持他们的政纲；他们都透过宣传使更多人知道他们的目标，和寻求更多支持；他们都有效地游说被选出来的政治人物。从法律与政治而言，这一切都是在合宜的範围之内。」（Hunter 1983, 162） 透过他们双方的行动，「美国的民主被活化，透过互相平衡对方，民主重新变得有活力。」（Hunter 1983, 163）我也同意最重要是，双方要继续用非暴力的政治行动和理性态度去处理分歧。（Hunter 1983, 163） 这本来就是民主社会的构想。
总结而言，虽然我不完全认同宗教右派，但认为宗教右派会危害美国的民主，不单是夸大其辞，更是在扭曲主流宗教右派的思想。
现代世俗社会 =世俗主义霸权？
自由派知识分子所以不能接受、也不能相信布殊真的会获胜，或许反映了背后一些假设，如世俗化理论（secularization theory）的影响，认为随着社会的现代化，世俗化必然伴随：宗教就算不完全消失，也会边缘化，不会也不应该在公共空间有大的影响力。因此，当宗教的政治影响力在美国总统大选中表露无遗时，他们固有的信念就受到挑战。同样，当香港道德保育团体开始有点儿影响力时，香港的批评者也表达类似思想。13
然而世俗化理论已饱受批评，也与很多当代的现象不符，基本上已被学者摒弃。这不是说现代社会会大规模回归神权社会（虽然这在某些回教国家发生了），而是说民主社会虽然是世俗社会（即是说不是神权当道），但却不等同世俗主义（secularism） 的霸权。宗教仍然是多元社会力量的一元，宗教的信念仍会对公共空间产生或大或小的影响，这将是长期的局面。你可以不赞成宗教，但却不应否定宗教信徒有平等参与民主政治的权利。
不少反对香港道德保育团体的人爱指出他们大多是宗教信徒，言下之意是：因为他们反对的基础是私人的宗教理由，所以是公共政策不用考虑的。他们强烈地感觉，「现代」社会实在不应再采纳过时的宗教价值观（如反对同性恋），私下生活尚可容忍这类「中世纪怪胎」，但若要把这等价值观提到公共议程，就万万不可！例如在家暴条例的争议中，李慧玲就质问「何必硬要介入信仰问题？」14她的态度已算温和，严樱则认为宗教团体在搅「道德霸权」，她们「将教条绝对化，……不愿因时制宜，不能实事求是。他们既对任何与信仰稍有背违的事情异常敏感」，所以「宗教团体若然希望继续在现今若干议题上留一置喙的席位，就是要谋求「入世」价值，而不应再硬推教条。……论及影响全民的议题，宗教团体置喙无妨──不过还是请你各家自扫门前雪。黄袍，穿给你们自家人看便够。」15 严樱当然有权不同意宗教团体的意见，但他凭什么否定宗教声音的权利？什么时候「入世」价值变成了霸权和排斥性的标准？而吴志森更直斥宗教人士「一派胡言」，认为他们「是以神的名义压迫弱势者的人」，质疑「上帝会否宽恕」他们，总而言之，「在文明发达的今天」，宗教人士作的是「荒谬绝伦的事情」。16 他在很多文中对保守基督教的敌意是非常清晰的。
首先要指出香港道德保育团体的活跃分子的确是以宗教信徒为主（但也有非信徒），但同情他们的道德立场的却不限于信仰群体。以同性恋的争论为例，把反对性倾向歧视法的立场标签为宗教观点并不正确。反对立法人士一直所引用的论据大多没有假设宗教教义，事实上有不少好的非宗教论点反对性倾向歧视法。此外，根据多个调查，反对同性恋行为和反对性倾向歧视法的人，占人口比例三成到六成，这些人很多应没有宗教信仰。
纵使有些市民是基于宗教价值观决定对公共政策的态度，又有何不可？每个市民都有他独特的价值观，为何没信仰的可用他的价值观判决公共政策，而有信仰的则不能？这是否对宗教信徒的歧视？这里往往有一个假设，就是宗教观点特别可疑。自由派不一定用强制的手段限制宗教信徒的参政权利，但一些自由派知识分子不大接受宗教在公共空间的影响力，因为他们认为宗教就算不完全消失，也应该被边缘化，特别是他们讨厌的「基要派」。因此，他们提出一些原则，例如认为在世俗社会里，用非宗教理由支持一种公共政策（无论符不符合宗教观点），是合理的，但反过来用宗教理由支持一种公共政策，若缺乏了非宗教理由，就不是合理的。
这种看法也受一些西方学者支持，所牵涉的问题相当复杂，但一直使我困惑的是，这种说法明显对宗教理由和非宗教理由作出区分，也对宗教信徒和非宗教信徒有不同的看待，除非有很强的理由，不然就是对宗教的歧视。究竟有什么问题是宗教观点独有，而非宗教观点则完全没有的呢？
有些人说宗教观点会挑起纷争，但一些非宗教观点，如爱国主义、极端人权思想、同运意识形态等，同样引起争议和纷争，而一些宗教观点，如关心穷人等则不见得会引起太多质疑。或许宗教思想都是非理性的迷信，而非宗教思想则是理性的知识吧？这说法是赤裸裸的反宗教意识形态，是西方启蒙运动的遗产，若以这为现代社会的基础，只是另类的「政教合一」，何况「非宗教思想」其实是包罗万有的组合，包括反犹主义、极端国家主义、法西斯主义等自由派鄙视的信念，难道都一定合理和可取吗？或曰宗教观点不是普遍被接受，但其实这视乎在那个地方，而且绝大部分非宗教思想也不见得有普遍认受性。我没有说所有宗教观点都可取，但原则性针对宗教观点，有好的理由吗？（这方面的学术讨论已有很多，较新的讨论可参Sweetman [2006] 。）
总结而言，世俗社会与神权政治和政教合一并不相容，但正正因为世俗社会是多元的，里面有宗教信徒，也有非宗教信徒，若真正持守民主精神，两种人都应有同样的权利和平等的机会去参与或塑造社会，这样才是对所有市民开放的自我管治（self-government）。参与的时候他们不能强逼别人接受其价值观，但只要遵守民主规则，用民主方法反映自己的价值观，是完全合情、合理和合法的。事实上非信徒（包抱同志组织和性解放人士）都这样做，难道偏偏宗教信徒就没有这样做的权利吗？
我支持世俗社会，反对神权当道，但也反对世俗主义的霸权。我相信民主，尊重别人参与民主政治的权利，也认为宗教信徒和性节制派有同等参与民主政治的权利。假若有一天我争取的全然失败，我也会以平常心接受民主政治的结果（如真正的公投接纳同性婚姻），不赞成以过分暴力、非理性和引起社会撕裂的形式去抗争。（我深切盼望反明光阵营有同样的风度和胸襟。）大多数香港道德保育团体应可同意这点吧？
信仰形态之辨
末世情意结
因宗教右派的支持者主要来自基要派，所以深受时代论影响（特别是前千禧年派），很强调末世的来临。（参马斯丹，页43-45）他们喜爱把圣经的末世预言应用到当代的社会和政治事件上，如Jerry Falwell, Tim La Haye和Pat Robertson等人认为末世时会有一个可怕的集团控制全球，而我们的时代已接近末世了。然而他们用这框架去诠释时事和选择社会政策，结果是灾难性的。有一次一个年青女基督徒对Sine说：「难道你不明白，假如我们开始喂饱饥饿的人，那情况就不会变坏，若情况不变坏，耶稣就不会回来！」（Sine, 46） 这种对待穷人的态度根本与圣经精神不符，这种悲观主义也使他们不愿投放精力和资源去帮助穷人，和促进社会改变，如种族隔离、经济制度等。（Sine, 59）如Falwell于1985年批评杜图主教，并反对制裁南非。（Sine, 213-4）
由于他们的末世论令他们把社会主义视作邪恶的代表，所以他们把争取民权的黑人看成社会主义的爪牙，用以达成一统天下的目的，也因此他们对美国的民权运动和南非反种族隔离的运动都不大同情。（Sine, 50） 宗教右派很多时执着对圣经「预言」的字面解释，于是对敌基督和七头十角的身分有种种假说。然而这种进路是否对圣经apocalyptic literature的正确解释呢？事实上以这种进路衍生的预言往往不应验，如Robertson说在一九八二年苏联会侵略以色列，而Falwell也预言美苏冲突会在一九八二年爆发灾难。（Sine, 56） 其实过往两千年已有不少关于谁是敌基督的猜测，对十字军来说，他是回教军队领袖Saladin；对马丁路德则是教宗。二战时期一些电台布道家说是墨索里尼。要竭力找出谁是敌基督的心态，很多时会加剧仇恨、恐惧和暴力。也使我们用黑白二分的方法看世界：一面是上帝的精兵，另一面则是敌基督，双方势成水火。（Sine, 58）
Sine相信现在整个世界都面对疾病、饥饿、环境问题和污染等挑战，教会应在前线促进国际合作、社会公义和环保。宗教右派那种意识形态令他们不能面对这些挑战。他不否认世俗主义的挑战是真实的，但这不等同某种政治意识形态，也不代表是有一群社会精英在合谋摧毁教会和我们珍爱的价值。（Sine, 77）
我认为末世情意结弊多利少。我中学时期也爱读《哈米吉多顿大战》那类书，但大学以后认定基要派的末世情意结是有点反智的。圣经强调末世，是要我们警醒，且明说那天那日是我们不能预知的（好像贼那样来临！）其实多次把末世预言应用到当代事件的尝试，都已被证伪，为何还乐此不疲呢？（要找出谁是敌基督的努力也同样徒劳。）释经要视乎文本的体裁，apocalyptic literature本就是充满寓意的，所以以字面解经的进路在这里大有问题。（有趣的是，有些经文他们却坚持要以寓意解释，如耶稣的福音传给贫穷人，他们以为只是说「心灵贫穷」的人。） 再者，末世的盼望不是叫我们放弃今天的参与，而是要我们更努力每天为主作见证。所以末世观不应成为忽略社会关怀的悲观主义，更不应成为纵容社会不公义的借口。若Falwell真的支持种族隔离，那实在是我不敢苟同的。
把信仰与大美国主义混为一谈
宗教右派把美国历史美化，什至创造黄金的敬虔时代的神话。他们认为美国是上帝拣选的民族，由属神的人按照圣经原则所创立。Christian Coalition后期的领导Ralph Reed也说要回复美国的强大和光荣。（Sine, 116） 他们信奉国家主义，对国旗和宪法的尊崇，就如崇敬耶稣一样！Sine认为这些都不是来自圣经，圣经的国度是超越国家的，我们要在每个民族中辨别上帝作为在那里，而不能把某个国家的历史等同之。
这也衍生不少弊端：把基督教与公民宗教混淆；支持富国强兵政策，支持减少对外国的援助，但这会影响很多全球性的人道工作；反对宽松的移民政策，反对多元文化主义（学校和社会），这使基督教显得很狭隘。再者，为了高举美国的主权，宗教右派一般都不大提倡国际合作，什至提出减少对联合国维持和平部队的资助。（Sine, 216） 宗教右派也因害怕堕胎权的推动，往往漠视国际的人口问题。
我同意信仰不应与国族主义混为一谈，老实说，有时看一些美国右派的书会感到啼笑皆非。例如Valentine的A条就是 "America is good" ，但我想：美国有二百多年历史，也是一个复杂的国家，所做的事当然有对也有错，难以一概而论。我不赞同盲目的反美主义（参Revel），但也不认为基督徒应把国家偶像化。17要有爱国精神，但对国家也要有批判精神（特别是当美国独大之后可能有的霸权主义）。单方面说美国是好的，实在不能认同。
我同意不应把美国或任何一个国家的历史美化，至于美国有黄金的敬虔时代的说法，历史学家也已有不少批评（当然把基督教的影响彻底扫荡的做法也可能不符历史），至于认为美国是上帝特别拣选的民族，又是狂妄的表现。18圣经的国度是超越国家的，但这里要补充，合宜的爱国精神应是可接受，且对社群的建立有正面影响，我也不赞成把右派的爱国行为贬抑得一无是处。
香港道德保育团体较多是新福音派
就以上两点而言， 香港道德保育团体与美国宗教右派的分别是非常明显的，末世情意结和大美国主义（或大中国主义）从来都不在我们的论述中有任何重要地位。这是因为我们的信仰传统与基要派，虽然在基本教义上相似，但在信仰形态上仍有相当大差距。宗教右派主要来自支持政治参与的基要派，然而在二十世纪二三十年代，美国基要派是政治冷感的。四五十年代，一群新福音派（如Carl Henry）自觉地与较保守、反智和分离主义的基要派区分开来。（参马斯丹，第二章）在香港，基要派与新福音派的区分不是很明显，但也是有分别的。香港道德保育团体中没有太多接受时代论，倾向新福音派的较多。而香港的基要派主要受到传教士的政治冷感的基要派传统影响，所以并不是香港道德保育团体的主要成分。
行动手法之辨
宗教右派煽动仇恨和暴力？
道金斯搜集了一些宗教右派煽动仇恨什或有暴力行为的可怕故事，这是批评宗教右派的标准动作：
※如科罗拉多州有一位Keenan Roberts 牧师，他打理一间「地狱屋」，里面就显示堕胎者和同性恋者在受折磨 （GD, 319-20）
※有一个基督徒男孩穿上印着「仇恨言辞」（hate speech）的T恤回学校。
※一些宗教右派领袖（如Pat Robertson）竟然把New Orleans的风灾归咎于同性恋者。（GD, 292-93）
※另外有一个枪杀堕胎医生的路德宗牧师Paul Hill
基于这些例子道金斯就认为美国主流的基督教实在是为祸社会。19
道金斯的批评能成立吗？事实上，Pat Robertson把New Orleans风灾归咎同性恋者的说话（GD, 239），完全是网上虚构的（see Dateline Hollywood）！（的确有一些基督教领袖倾向把天灾人祸归咎于神的审判，我对此也感到遗憾。）Paul Hill枪杀堕胎医生的例子是真实的，然而Hill已在佛罗里达州长Jeb Bush（小布殊的兄弟）的管治下处决，「美国塔利班」在鬼打鬼吗？我当然反对Hill那种暴力行为，但在有超过二亿基督徒的国家里，道金斯找到几个Hill就可得出关于整体基督教的结论吗？首先要指出恐怖分子的行为背后的意识形态是多样化的：
※Jim Jones是新纪元马克思主义者，他导致九百人集体自杀。
※Unabomber是无神论者，他曾在UC Berkeley教数学，为了减慢科技的非人性化发展，以邮寄炸弹炸死或伤害二十多人。
※Timothy McVeigh是不可知论者，在Oklahoma炸死一百六十八人。
※九一一袭击杀害三千人，是回教原教旨主义驱动的。（以上例子和下面不少讨论都参考了Marshall, ch. 10）
没有人会因为几个无神论者或回教徒发动这些恐怖袭击而怪责所有无神论者或回教徒，那为何道金斯却可用几个例子就把美国基督教定罪呢？这种做法非常偏颇。其实就算是用较激进手法（如缠扰想堕胎的女士、以身体堵塞堕胎诊所入口等）反堕胎的Operation Rescue也是反对用暴力手段的。我在○九年三月到美国密芝根州时，就发生有人走入教堂枪杀牧师的例子，假若是「宗教右派」枪杀堕胎医生，主流传媒肯定会大肆报道，然后不少评论员会归咎于反堕胎的宗教右派在煽动仇恨，然而那次牧师被枪杀的例子却不受主流传媒注意，更没有人会归咎于那些反基督教的无神论者在煽动对基督徒的仇恨。其实后来有一个反堕胎人仕Jim Pullion被杀的例子，也同样没什么人理会。随意枪杀的例子在美国本来就有不少，很多时行凶的人不是为着什么意识形态，只是因为对社会忿恨或精神不稳定而已。（大陆最近也发生不少随意杀人的案件，难道又是宗教右派的「霸权」延伸到大陆的后果吗！？）
基督徒是应从这些案例作反思的，基督教若与暴力罪案相关，一个例子也嫌多，所以无论我们在提倡或反对什么时，都要避免过分感性、侮辱性和攻击性的语言。一些美国基督徒有时会说「上帝憎恨同性恋者」或「爱滋病是上帝的审判」，这些语言是不要得的：既违反圣经精神，又对理性讨论无益，也有可能在社会的分化上火上加油。我在上面的重点只是说：当我们审视这些个案时，要抱谨慎和公平的态度。一方面不应在没有根据时过分夸大事件的涵义，另一方面也不应只把矛头指向基督教，其他类似例子却视若无睹。例如反明光阵营的人很喜欢批评宗教右派或明光社，百般找他们的错处，我们也不应过分猜测他们的动机（如他们对基督徒和明光社有非理性的恐惧或憎恨），更不用说他们是在煽动对基督徒和明光社的仇恨。同样道理，道德保育团体对同性恋行为有批评时，若不涉人身攻击和过分激烈的言辞，也不应被说是在煽动对同性恋者的仇恨。
至于那个有仇恨言论嫌疑的学生又是什么回事呢？事因在俄亥俄州，一男孩回学校时穿的T恤上写着： "Homosexuality is a sin, Islam is a lie, abortion is murder. Some issues are just black & white!" 这事引起一些纠纷，法庭最后也判他是有这表达权利的。但道金斯坚决反对，认为言论自由不包括仇恨言辞。（GD, 23） Marshall认为这做法虽然不违反校规或宪法，但与爱心精神有违，然而他指出：宣布一些行为是错误的做法不能等同散播仇恨。上面已讨论这点，这里要强调的是道金斯的虚伪和双重标准。其实道金斯骂人时也是挺凶的，例如他指控一群回教徒有 "tendentious lie" （GD, 24） ，又说宗教 "misogynist, homophobic, racist, infanticidal, genocidal" （GD, 24?）为何一个十二岁男孩说类似说话就犯了仇恨罪，而他说则可名成利就呢（他那本书可是畅销书）？
总结而言，道金斯喜欢找最愚蠢和极端的基督徒作攻击对像，又把边缘的当作主流，有时更倚赖错误的资料。他把自己尖锐的批评视作诚实的表现，而孩子的表达则是仇恨罪。骂别人是教条化和好战的基要派，但自己的无神论却同样教条化（我另有文章详细批评），从他对基督教的多方不断的攻击和其中激烈的言辞看来，他毫无疑问也是好战的。其实他不单攻击基督教，也攻击其他宗教，特别是回教。他积极推动反宗教宣传，如在英国策动在巴士车身上登「这世界应该没有神」的广告，这又算不算是歧视有神论者的言论呢？类似的双重标准触目皆是。所以我认为道金斯的批评并不成立，也过于激烈和情绪化（其实这有违他科学家的精神）。但无论如何，道金斯提到的案例绝对是香港道德保育团体反对的，我们也从来没有提倡暴力或煽动性的手法。
对抗性手法和激烈言语
Falwell和不少宗教右派的电台主持人都用愤怒言辞，提倡对抗性政治。Operation Rescue的领袖 Randall Terry认为中西部有严重水灾，就是因为上帝对堕胎的审判。（Sine, 179） 他采用不少对抗性手法，如缠扰想堕胎的女人（Sine, 174）。宗教右派把支持堕胎者称为胎儿杀手（fetal assassins） 和集体谋杀犯（mass murderers）！总体而言，宗教右派倾向把对手极端化，全盘否定，不去寻找共通点（Sine, 167），什至不同意他们的福音派人仕也被妖魔化，如Ronald Sider和Tony Campolo （Sine, 155ff） 。Sine认为圣经并不强调政治行动，所以右派的做法不是建基于圣经，而是在抄袭左派。此外，圣经教导我们以道成肉身的精神作仆人，而不是去争权或与人对抗。
以上一些批评是成立的，也是关社的福音派信徒和组织需要紧记的教训。但我们仍需要对争论的双方尽量公正，如Tom Sine猛烈批评宗教右派，但同时指出左派的类似问题。假若说宗教右派言辞激烈，那左派何尝不是把右派视为超级恶魔，称他们为反堕胎恐怖分子、恐同法西斯主义者、右翼煽动仇恨者等。若Operation Rescue缠扰想堕胎的女人，那同运分子何尝不是冲激教会、毁坏教堂、缠扰反对同性婚姻的人──如在加州八号提案通过后，同运分子对支持者非常愤恨，对他们发动各种缠扰行为和攻击。20若批评宗教右派倾向把对手全盘否定，不去寻找共通点，那左派活跃分子（同运、极端的妇运）何尝不是把白人、男人、异性恋者等妖魔化，不屑与他们对话？
当然，别人有错误不代表你就清白，我只是说若要全面和持平评价美国的「文化战争」，不能单把责任和批评加于宗教右派。一只手掌拍不响，在很多冲突的过程中，都经常因为双方阵营都有过激行为，互相刺激下产生逐步升级的局面。所以我们的确应避免过分对抗性手法和激烈言语，我反对加剧仇恨的语言或做法，也不赞成过分用黑白二分的方法看世界，与基督徒政见不同的人不就是敌基督，就算是真诚的基督徒都可有不同政见。动辄把天灾宣告为上帝审判的做法不单不合圣经（耶稣就拒绝把一切人间惨剧都视作人的罪孽的后果） ，更往往反映一种狂妄的态度，我们是谁，可以随意代表上帝说话吗？
民主社会与合法抗争
诚然我们不应使用「过分对抗性手法和激烈言语」，但釐定界线却不容易。因为对一些人来说，坚定地从某立场出发批评其他人，已算过激的对抗，特别是当那些人被认定为弱势群体时。另一方面，一些批评宗教右派言辞手法过激的人却可以用激烈言辞去骂宗教右派，什至用相当对抗性手法去打击宗教右派，却仍然心安理得，什或自诩为替天行道、秉行公义。例如有些反明光人士用激烈什或恶毒的言语骂明光社和蔡志森，笔者也有类似的经历。
另一方面，为了争权夺利去与人对抗诚然不是基督徒所为，但难道基督徒不能为真理和公义以和平、理性的手段与别人对抗吗？若否定这点，则把基督教还原到未受马克思的批判（宗教是人民的鸦片）洗礼之前的阶段──所以「抄袭左派」不见得必然是坏事。就算道成肉身作仆人的主，不是也与法利赛人和宗教领袖抗争吗？其实我所说的都是福音派用以批判基要派时的老生常谈，左派欣赏的解放神学把这种思路推到极致，力陈就算对抗性的手段、什或暴力革命，在某些情况下都可以接受。君不见只要是针对董建华、曾荫权或「建制派」等人，就算你投掷东西，把别人的东西扫落地面等，大多数宗教左派（或自由派）都只会庆贺他们的英勇行为吗？
其实在民主社会，本就把利益和思想的冲突计算在来，不勉强用大一统的「和谐社会」强行压制，而是把这些冲突和分歧纳入一种避免暴力的游戏规则当中，如可以集体表达意见（登报联署、游行示威），在论坛和媒体辩论，游说议员和官员（有时什至对他们施加压力）等，这些行为不单被容许，更被视为公民的基本权利。这种做法就是要容让有限度的「对抗」爆发，并把它们纳入一个安全的轨迹，提供一个和平解决的机制（民主投票等）。若过分严例地诠释「对抗」并且禁止基督教「搅对抗」，其实无异于剥夺基督徒的公民权利。这应该不会是支持民主社会和机制的人应赞成的吧？又或只把这种禁令加于宗教右派，却不加于宗教左派，岂不是明显的歧视和不公道？所以，说圣经并不强调政治行动，这有点道理，却要提防矫枉过正，回到一些基要派那种避世，或把传福音等同关社的传统（「只要每个人都信了耶稣，社会问题就自然会解决，不是吗？」）。也要反问有没有双重标准：是否为民主、环保、公义抗争就可以，为道德议题就不可以？（两者的二分法本来就问题重重。）
参与政治有代价，不参与也有代价。牵涉政治可能使教会被权力腐化，但不肯参与政治也可能是反映软弱（不敢与别人抗争） 或政治洁癖（「我不能让任何东西弄脏我纯洁的灵魂！」）。「做好人」对基督徒永远是容易的选择，但不一定是正确的选择。正正因为福音不应成为意识形态的仆人，教会的确不应靠拢特定的政治势力，我也同意更好的模式是按着每一个议题，真诚地从信仰出发寻找立场，且谨慎地审时度势，决定合宜的手法和策略。有些时候可能我们要支持右派（如反堕胎），另些时可能我们要支持左派（如反官商勾结）。有些时候可能我们只需要温和说理地表达立场（我相信大部分情况都应这样），另些时可能我们需要果敢行动，如联署声明或游行（当一些影响深远的法例的决定去到紧要关头）。全盘否定个别基督徒和有基督教背景的团体的政治动员是不必要的，上面已解释在现代民主社会里这本来就是游戏规则所容许的。假若一些基督徒的行动不是基于权力欲，而是真诚地相信某些公共政策（如赌波合法化）或强制性法律（如性倾向歧视法）不单违反信仰立场，也会损害社会长远的公益，那他们用合宜的手法去动员，尝试去参与政府与公民社会互动的决策过程，本身没有可非议之处。
当然，社会里的非基督教团体、什或其他基督教团体未必同意（我没有假设基督徒在所有议题上都一定有共识，或能找到一个单一的信仰立场），那他们自然有权利作出批评，和作出反方向的动员。有些基督徒可能忧虑这不是引起社会分化吗？我认为社会分化应尽量减低，但在多元民主社会中我们是不能用强制方式遏抑这些分化，也不应用「和谐（河蟹）社会」的幌子掩饰真实存在的矛盾。
从这角度看，虽然我对宗教右派的一些立场和做法也相当不同意，但Moral Majority的社会动员，和Christian Coalition与共和党打交道等做法，也是一些右倾基督徒的权利，若参与这些运动的人都是自愿的，也不能全盘否定。其实在美国，同样也有很多左倾的前卫基督徒与工会、同运组织、环保团体和「人权」组织等有千丝万缕的关系，什或也对民主党效忠。事实上宗教右派的对手拥有庞大的势力，也积极动员：「一个自由主义组别的大联盟已开始统筹一些大规模行动，动员各方资源去反对新右派。」（Hunter 1983, 150） ──主要成员是知识工作者的「新阶级」，包括教育工作者、媒体、自由派教会人士和知识分子。中坚的组织有ACLU、National Organization for Women （NOW） 、the National Abortion Rights Action League （NARAL） 、National Education Association （NEA） 、National Council of Churches （NCC） 。有一些更加是特意成立来反对右派的：People for the American Way （PAW） （由Norman Lear于1980年创立），Americans for Common Sense等。
我奇怪的是很少听到有人对这种现象本身咬牙切齿，或发出「美国民主将被颠覆」的警号，宗教右派的参与却引起如此强烈的反应，但双方阵营的策略和手法看来是大致雷同的。我们可以按自己立场判别谁是谁非，但若单方面谴责和质疑某一方的参与的合法性，则似乎不大公允。所以我以平常心的态度看待美国的左右阵营的分裂，这源自美国多元社会中一些理念和价值观的深刻分歧，双方阵营都非完美，也都可能腐化。或许他们的彼此制衡和监察，和更替执政，本就是民主社会处理这些深刻冲突的一个办法。
谁更好战？
简而言为，宗教右派最为人诟病的是过于好战（militant）：道德绝对主义、狭窄、教条、封闭、自义、狂妄和不宽容，标签和攻击反对者，不愿意对话等。宗教右派的手法也被批评为不负责任，因为他们倾向把复杂事情简化和感性化。21这些批评纵或有点夸大，但也说中了一些宗教右派领袖和热心追随者的问题。
然而要公平看待这场争辩，也要指出自由派也有他们的绝对，如不能歧视。22 现在于University of Virginia教社会学的J. D. Hunter在一九八三年曾仔细考察当时自由派对宗教右派的反应，他指出「没什么证据显示自由派组别曾尝试与新右派的组别对话」（Hunter 1983, 157） 若说立场僵化，「大多自由派组别在立场上也同样是寸步不让的，例如我们不会预期NARAL会改变对堕胎的立场，或同运组织会放弃同性恋者的权利。当自由派组别呼吁对话时，……他们的目标或许不是『持对立意见者的相互了解』，而是要求对手作出妥协。」（Hunter 1983, 157-8）
自由派的手法也同样可质疑，例如他们倾向把所有福音派描述为右翼宗教狂热分子，这是一种扭曲。他们用夸张和感性的方式描绘右派的「危害」。「事实上，我们很难在自由派的回应上找到温和的声音。……整体而言，对基督教右派的本质、现时的影响和潜在的能力，自由派的描述不是严重误读，就是故意扭曲。」（Hunter 1983, 158）
那香港道德保育团体是否好战呢？首先要指出好战有很多层面，若是字面理解可以指肢体冲突、暴力性的伤害性行为（针对个人）、破坏性行为（针对物业）、滋扰性行为（如在别人聚会时在外面抗议或冲击会场）。若是较比喻性理解则指在语言和态度上，把对手贬低和妖魔化，什或人身攻击，揭别人私隐，并作出威吓等。
明光社和性文化学会等并非好战。我们有坚定立场，也用行动去争取目标，但表达方法是温和、理性的，行动手法都是非暴力、和平，并符合民主规则。我们从没有做出暴力性的伤害性行为、破坏性行为和滋扰性行为，其他道德保育团体也似乎没有。我们也坚决反对这种行为。反对明光社的人士亦没有作出伤害性行为和破坏性行为，这值得鼓励，但他们却作出滋扰行为，如有一次我们举行讲座，我们也欢迎虞伟倩女士（反明光社的急先锋）参加，但她强行要录影，不断对参加者产生滋扰，我们的反应仍极端克制。23有一次明光社卖旗筹款，一些人士不断缠扰义工，令他们不安。24此外，二○○九年一次家庭发展网络游行，同运强行踩场。对比起来，虞女士搅几百人的游行反对教会和明光社，同运每年搅游行，我们都没有去「踩场」。提倡性解放者每年也有很多聚会，我们从不强行录影或冲击会场。谁较好战？
在语言和态度上，我们基本上针对社会议题，透过分析正反论据，倡导我们的立场，从来只是理性辩论，不会人身攻击。我亲耳听到蔡志森对明光社同工说，正因为有时我们到一些论坛时受到不礼貌对待，当有不同意我们立场的人到我们地方时，我们绝对不能以牙还牙，一定要以礼相待。我同意这态度，也看到他这许多年都是坐言起行。
然而我们曾派代表出席一些对话会，结果却主要是训话会，对方也不是用太尊重的态度对待，也不让我们有太多发言机会。性文化学会曾举办两次对话会，一次谈性倾向歧视法（SODO），另一次谈道德塔利斑的问题，我们两次都尊重别人，并让双方有均等机会发言（事实上SODO的对话中友方的发言时间比我方更长）。若论到反明光社的言语和态度，有不少也是和平、理性的，我们表示欣赏，但也有不少是粗言秽语，人身攻击，什或是诅咒和威吓。谁较好战？
小结──香港道德保育团体与美国宗教右派大不同！
我有参与香港的道德保育团体，但我并不须要维护宗教右派，老实说，Falwell和Robertson的一些言行和立场是我不认同什至反感的。然而基于理性与公平的考虑，我认为我们也要批判性地反思对宗教右派的批评，不能太鲁莽下定论，也不应把批评普遍化到所有美国基督徒。例如道金斯一些对宗教右派的批评是虚构的，由我过往参与香港多年的争论的经验看，有一些人由于极度憎恨他们心目中的宗教右派（如明光社），的确会捏造一些坏话或假资料出来（如明光社有万尺豪华办公室），而另一些人则可能因为道听途说或先入为主，会将那些假话辗转传播，慢慢演变成一些不证自明的「真理」（特别在某些圈子）。
综合各种资料，我倾向相信一些宗教右派领袖的确有可非议之处，事实上Jerry Falwell也作自我反省，对超级基要派提出十大批评（Dobson, Hindson & Falwell 1986, 149-54）。但要全面评估宗教右派的功过，我们还要研究那些错处是偶然的，还是持续的呢？是个别人士的独特看法，还是对一般宗教右派的支持者有代表性呢？例如一些反堕胎贴纸上写上「处决谋杀犯和堕胎人士」，真的代表大多数反堕胎人士吗？就我在二○○九年在美国的见闻，就算最「激进」的Operation Rescue也是绝对反对以暴力对待堕胎医生的。宗教右派在演变过程中有没有从错误中学习，作出改进？宗教右派的错处是否代表他们所有诉求都一无是处呢？我过往十年也看了不少有基督教背景的右倾团体的资料，的确良莠不齐，但一些较高质素的总体而言没有太多激烈言辞，也没有妖魔化对手，基本上是以事论事。因此，继续以八九十年代的标签──宗教右派──不由分说就套到当代一些有基督教背景的右倾团体头上，不一定公平。
但无论对美国宗教右派的评价是如何，我想香港道德保育团体无须背负这标签。诚然宗教右派在一些道德立场上与香港的道德保育团体相近，但上面看到很多对宗教右派的否定理由都与其道德立场无关，所以用宗教右派的整体成败去判决香港道德保育团体的对错，既不准确也不公平。宗教右派的说法有太浓的美国背景，牵涉美国的独特处境，根本不能应用到香港。例如大国家主义、自由市场经济、拥有枪枝的自由等问题，从来不是香港道德保育团体的关注重点，更遑论他们在这些议题上有什么清晰立场。把宗教右派的帽子，套在香港道德保育团体的头上，的确是张冠李戴。
批评者大可直接评论香港道德保育团体的道德立场，这是更真诚的辩论方法。透过把香港团体与美国宗教右派扯上关系、制造联想什或划上等号，从而丑化前者的形象，却是不诚实的做法。当然，我们无权禁止别人把「宗教右翼」加于我们身上，我的建议是：制造这种论述的人要为「宗教右翼」提供清晰定义，然后提出证据支持香港道德保育团体的确符合这定义。不然，就难免令人疑惑，这么多人笔下的「宗教右翼」，究竟是谁？真的在香港存在，还是一些人因着误解和恐惧幻想出来的稻草人？抑或是某些人故意制造的负面标签？
更使我惊讶的是，创作「香港宗教右派」的论述的人不少是学问精深的学者，但很多学科（包括神学、社会-政治学、文化研究）都强调任何概念都要注意其内在差异性和处境性，不能随意地在不同处境应用。那「宗教右翼」（religious right） 是否真的是一个可普遍化的概念吗？若见到香港一些团体倡导家庭价值，与美国右派有丁点儿相像，就马上把他们全归类为一个同质的保守主义阵营，又是否合适呢？
超越左右之争──香港福音派教会关社的第三条路
整全福音──反思宗教右派的缺失
我在某些人心中是香港宗教右派的代表之一（曾有人称我为「极右」），但在很多点上我衷心赞同对宗教右派的批评。我年少时信仰型态相当基要派，也不大关心社会，但在大学时期却受到冲击，开始信仰反省，最后走向一种尝试整合信心与理性、传福音与关社的福音派信仰。FES提倡的整全福音理念对我影响很大，而阅读John Stott的Christian Mission in the Modern World, Ronald Sider的Rich Christians in an Age of Hunger， 和Jim Wallis（被视为左倾的褔音派）的 Radical Discipleship，更是我大学时期信仰重新启蒙的关键。到今天Ronald Sider论到人权[经济公义应与公民及政治权利同样视为基础人权]，和一致地拥护生命的立场（consistently pro-life stance）[既反堕胎也反战争、贫穷]，都是我认同的，所以他被一些较极端的宗教右派攻击，我也感到遗憾。25到今天我还持守整全福音理念，并认为威伯福斯（William Wilberforce）是我们要学效的典範（参我在《时代论坛》的一系列文章）。
右派对黑人的民权运动的暧昧态度也是我不赞同的，诚然任何政治运动都很大可能有缺失，不少平权政策，如扶助性的affirmative action（把这译为「平权行动」并不准确） 的确有争议性，但基督教绝对不应接受因着别人肤色而有的偏见和歧视。宗教右派的支持者的确大多是白人，到今天右派（如共和党）吸纳黑人和少数族裔的选票仍然是一个难题，这不是没有原因的。教会要反省的是为何往往在美国的圣经带（Bible belt），种族歧视会更严重？我认为假若美国基督教过往在什么地方真的忘记了人人在上帝面前的平等，或用「信仰」合理化歧视的态度和政策，那实在应该要为这些忏悔，并应以主耶稣之名彻底驱逐种族主义的阴魂。在这里值得指出的是Christian Coalition后期也朝这方向进发，如Ralph Reed就提出种族和解的关注。（参Reed 1996, 220-24）
道德主义的限制
Sine不反对道德价值，但他认为宗教右派的争取手法不合宜──道德问题是应关注的，但立法未必是最好办法。然而宗教右派以道德之名提倡严刑峻法，包括死刑的扩大，这就令Sine不满。我同意这批评有一定道理，道德问题往往不能透过立法解决，严刑峻法也不一定是改善社会道德的最佳办法。Valentine的Z条说： "Zero tolerance is the only way to effectively deal with crime."我同意要认真对待罪案，不能姑息，但我认为这只是多种方法之一，无论是右派的严刑峻法，或左派的滥情主义，都是过分执着意识形态。罪案的成因是复杂的，有个人因素，也有社会文化和结构性因素。所以为了解决罪案问题，社会不同族群的和解，社会整体意识的提升，各层次的道德教育等等，都应多管齐下。
家庭价值的反思
Sine也不反对家庭价值，但他认为宗教右派对家庭价值的理解不当：他们患了怀乡病，经常美化五十年代之前的家庭价值，如James Dobson （Sine, 135） 。但五十年代真的是黄金年代吗？不错，那时的家庭比较稳定，但女性地位较低，黑人受到架构性的歧视。何况在价值剧变的过程中，教会也要反省自己的责任。Sine认为把家庭价值等同中产阶级的核心家庭，一方面缺乏历史视野：核心家庭只是近代的发明，另一方面圣经的天国观和耶稣的教训都提醒我们，不应偶像化内聚的生物性家庭，相反，我们应延伸家庭意识到更大的群体（如教会和社区），特别是去帮助有需要的人，把他们吸纳进我们的大家庭里。（Sine, 141-3）
我同意关怀家庭价值者应避免过分狭窄的道德主义视野和怀乡病，有时右派的心胸的确需要左派的尖锐批评来开拓一下。自五六十年代以降，道德和家庭价值确有低落的趋势，但我们的评论也应兼顾扶贫、公义和平等的视野──这种视野应超越左右的框框。Sine提到一个例子，的确是值得教会反省的，在六十年代后期因着耶稣运动，一些有理想的前卫青年（打扮像嬉皮士）信了耶稣，但回到教会后只是被吩咐要剪掉长发！今天我们看到在香港有一些有理想的年青人积极表达意见，什至参与抗争（天星、高铁事件），某些政党也在极力罗致这些年青人。我不一定认同他们的每一个立场，也不否定或许有部分人的动机是反叛、「玩?」多于深思熟虑的价值信念，但我也相信背后也有一些对公义、改进社会的执着，假若教会中只是怀乡病那一套，那信仰又如何对他们有吸引力呢？难道这些八十后、九十后回到教会，教会给他们唯一的讯息就是：「不要再去那么多游行了」？
然而Sine另一些批评反映他的误解，或许有些宗教右派的语言好像是把家庭价值等同中产阶级的核心家庭，但我从来相信核心家庭或扩大家庭都不是重点，一夫一妻、一生一世的自然家庭（natural family） 才是重点，也是现代社会中主要受到的挑战。我关注这方面的理由已在他处谈论（参香港性文化学会的〈家庭价值FAQ〉），不赘了。只是指出重视自然家庭，只是肯定它的基础性，而不是去偶像化内聚的生物性家庭，这与扩大家庭意识，服务更大的群体和有需要的人，是完全没有矛盾的，Sine犯了虚假两难题的毛病。
整全使命──超越左右的社关议程
从信仰角度看，左翼和右翼政治的对立往往显得过分僵化和非此则彼。关心公义和提倡道德并行不悖。在关社议程上，我同意教会应表达整全的关注：疾病、饥饿、环境、污染等问题，社会不公义和道德败坏都要面对。在这方面我们可以参考美国福音派的两份声明。
然而上面说的是整个教会群体的责任，我们要明白教会的限制（人力物力都相当有限）。对教会而言，牧养、崇拜、教导和传福音等都不可少，若再加上庞大的关社议程，那我们只可要求教会尽力而为，不应有过分苛求和不切实际的期望。不同的基督教团体也有什大限制，在资源极度有限的情况下，他们有特定工作焦点（如有些关注道德议题、另一些关注公义议题），是可以理解的。这样也能培养较专业性的参与，使事工有成效。要求任何一个团体（无论或左或右）事事关心，动辄批评她「单一议题」其实是不合理的。（特别在教会内，政治立场往往有很大差距，要教会高调参与政治议题，是有实际困难的，如引起严重内部纷争。）
例如Sine批评宗教右派没有一个一致性的维护生命立场，每年有一千三百万儿童因缺乏食物和营养而死，宗教右派却从未提及。（Sine, 206） 我则认为Sine有点吹毛求疵，宗教右派的组织主要关注美国内部事务，怎能要求一个组织关心世界上所有问题呢？若然不关注某些议题也可构成罪名，那有那些团体能一点罪也没有呢？我有点好奇提出这类批评的人本身对国际贫穷作过多少具体贡献？Sine自己有没有帮助那一千三百万个儿童之一呢？现在无论保守团体做什么，总有一些人爱质问他们为何没有关心X，没有去做Y？所以「单一议程」的罪名基本上是「难以反驳」的，然而我只是不明白，很多知识分子批评明光社关心穷人不足，那他们自己除了「口水show」外，有没有探访香港的露宿者？有没有到中国大西北山区扶贫？前卫基督教团体有没有关心被赌博所害的个人和家庭，有没有辅导陷溺色情的青少年？（我所见的是：他们较倾向淡化色情和赌博等问题。）同运团体难道对社会就没有责任吗？为什么我们不质问他们没有扶贫、到四川救灾等？当然，如果我认真地提这些问题，别人会骂我苛求，但若用类似的问题来质问明光社，则大家都感到是理所当然。
我明白让不同「单一议题」的团体百花齐放的情况不是最理想，因为很容易产生误解、分化和各走偏锋，我也希望将来香港能出现一个基督教关社组织，是有足够的胸襟、财力和人材去履行整全福音理念，可同时关注爱滋病人、色情、同性恋、环境污染、社会不公义、世界饥饿……但一天这理想还未能实现，我想有不同关注的团体应多点互谅互助，而不是经常质问其他团体为何不积极关注自己的关注点。（当然路线或立场若有不同，辩论或者是难以避免的。）
「右派」的角色定型是：只关心道德议题，不关心人权、公义和贫穷等问题。香港的道德保育派是这样的吗？就以香港性文化学会为例，我们是有努力去表达一种整全使命观，我们一方面要保持工作焦点在性文化关注上，但另一方面在严重资源限制的情况下，也稍为表达对其他事情的关注。上面已提到我们反对专政和不人道的行为，如六四屠杀等（如签署「六四祷文」）。我们曾举办多次与政治关怀有关的论坛和课程，基本上接受民主的理念和普选的诉求，发起和推动一○年二月的「基督徒关注普选声明」，在报章撰文要求废除功能组别，并支援后来成立的「基督徒民主教室」的工作。
我们接受世界人权宣言的共识（但要以常识去理解，而不是后期某些牵强附会的解释），但也坚持信仰的角度，不盲从世俗人权运动的潮流，特别是人权运动与性解放的困绑。我们关心家庭，也关心家庭暴力，支持男女平等，并反对性暴力（例如为「风雨兰」的筹款略尽绵力）。我们也关心贫穷，并认为家庭价值与此是相辅相成的，曾举办「公平贸易」的讲座。我们不赞成太大规模的福利主义，但也不排除政府积极扶贫，最重要的是有切实措施能真正达到帮助穷人脱贫。当然，我们所作的是非常有限，但以一个只有三个员工的机构而言，我们已尽力突破右派的框框，也希望透过我们的努力为香港教会关社探索新的路向。
而明光社的确更清晰自我定位为关注社会道德的团体，而不是要成为一个有全面社会和政治理念的社关组织，所以就很多社会议题都没有机构立场。这也是无可厚非，但因此推论明光社的成员和同工在所有事上都是最保守的右派，则大错特错。他们大多支持民主制度，机构也略为关注其他社会议题（环保、廿三条等），如帮忙派发《绝望真相》影片的门券，和举行环保讲座。当然，由于它有关注的重点，资源也很有限，所以不能事事关心。
整全见证──内外兼顾
Sine对左派右派都有批评，他认为教会中很多人都不喜爱或左或右的高度政治化路线，他们想另有出路。他认为世俗主义的真正威胁在于文化和道德，而不是政治。这包括物质主义、消费主义和个人主义的危害，不幸的是很多基督徒也被腐蚀。（Sine, 232）就手法而言，他反对把政治行动放首位，而应采用芥菜种策略，即是说首先要把教会改造成合神心意的群体，如上面所提到一种有外展精神的大家庭，这就会如芥菜种，慢慢渗透和渐渐改变社会。（Sine, 271） 我们的角色主要是见证神的新秩序，不是不许参与公共秩序，但要用耶稣那种和解的精神，而不是对抗性或敌对性的态度。（Sine, 278）
我认为Sine把教会见证与积极参与政治对立起来，是虚假的非此则彼（false either-or） 。他认为应主力关心文化而不是政治，然而关心文化与关心政治是可以并存的。首先，我不认为要在社会各层面建立影响力的目标有什么不对，圣经不是也叫我们做光做盐吗？重要的是我们的立场和手法要合宜，如用神治去颠覆多元社会就要不得！此外，他对现时形势的分析也不全面，Sine批评宗教右派的阴谋论，他认为不应把世俗主义的挑战等同某种政治意识形态，也不应猜想有一群社会精英在合谋摧毁教会。这话并非全无道理，我反对僵化的阴谋论心态，反对动辄猜测别人的举动有什么阴险动机或是有预谋的。然而也要谨记这种毛病什么派别都可能会犯，例如有些人言之凿凿地说明光社是有预谋地发动人投诉《中大学生报》的情色版，但我知道这绝非事实。
话说回来，假若我们基于实例和长期的观察，发现的确有某些意识形态（如同运和极端自由主义）是有相当广泛和一致的影响，那只要小心地陈述和应用，并作客观的分析，那对那些意识形态针对性的批判也不是不合法的。很多时的确没有预定的阴谋，但只要一些思想有广泛而深刻的影响，例如不少媒体、文化人、学者和社运团体都较易受极端自由主义影响，而极端自由主义又真的与某些基督教思想有矛盾，那就有可能有一群人不谋而合地反对教会。久而久之，有时亦受社会事件激发，这些人也会走在一起，合力打击教会。
这种发展在香港也可见端倪，在某类议题上，我们的确见到有一些团体是经常在一起，而她们之间也有种种联系，也有时会组成一些联席和联盟，归根到底主因是他们的政治意识形态有相似之处。这样看来，只要「宗教右派」的社会分析是建基于事实，我们不能否认它也有真理的成分。而在美国和香港，的确有一些左派势力在文化、制度和法律推动他们的议程，如性倾向歧视法，一旦这类法例通过，对文化的深远影响往往是难以逆转的，而二○○五年假若不是有香港道德保育团体的不同声音，我想性倾向歧视法现在已经通过了。虽然如此，香港同运在过往十多年已透过政治游说和司法覆核得到巨大胜利，在主流媒体中表达不赞成同运的声音已愈来愈困难。我看不到如何专注教会群体纯内部的见证，可以回应以上险峻的形势。所以Sine认为对基督教的挑战主要在文化上而不是在政治上，我看是过分乐观和简化了。这样看来，透过各层面（教会内部更新、文化参与和对外行动）作积极的道德保育，的确是有需要的。
总结而言，Sine提倡的方案是不完整的，我认同芥菜种策略的重要性，若教会只搅政治，但自己的群体却不能彰显相应的精神，不单不理想，更自打嘴巴。以渗透性方式去改变社会，服侍身边的人和社区，本就是教会的使命之一。然而这些都与积极参与公共秩序（如抗衡一些左派恶法和世俗主义霸权）没有矛盾。我明白任何公共性的行动都争议性较大，我这里只是想解释为何我相信教会不能忽略这方面的见证，但同时我明白有一些信徒因着种种原因会对这些行动有所保留。在这些判断上让我们多点尊重不同的看法和别人的召命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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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不是说这是对新右派的唯一定义，但相信这是一般使用的定义之一。事实上这类政治标签都有很大含混性，不同人的用法也不一定相同。
- 其实这点看到把美国里左右的区分应用到香港，其实产生不少困难。在我们的处境，反共应是指反对中共政权，但在香港激进民主派最反中共，难道他们是右派？其实这说来也有点道理，亲中的往往称为左派，那与他们经常对立的不应就是右派吗？共产党经常说「反右」──那些人通常不也是亲西方吗？
- 关启文、麦沛泉，〈废除功能组别与道德保育〉，《明报》，二○一○年五月十三日。
- 蔡志森，〈毋须逼人就六四表态〉，《基督教周报》，二○○九年五5月廿四日。
- 关启文，〈纪念六四，合乎理性〉，载《明报》，二○○○年六月八日。
- 关启文，〈悲剧人生中的抗争──刘晓波论中国文化与基督教（上） （下）〉，《时代论坛》1167-1168期，二○一○年一月十日和十七日。关启文，〈梦想家与战士──向刘晓波致敬〉，《明报》，二○一○年三月四日。
- 黎嘉晋，〈教牧信徒游行至中联办要求释放刘晓波〉，《时代论坛》，二○一○年一月五日，网上消息。
- 梁文道就有这类误导性的标签和说法：〈基督不丢石头〉，《明报》，二○○九年二月七日。
- 亦有人尝试将我们与小布殊扯上关系，事实上他的某些言行也令我们一些人感到愤怒，如他的单边主义、入侵伊拉克等（虽然我们认同他反对同性婚姻的立场）。
- 我看过不少批评宗教右派的资料，Sine的批评与其他大同小异。
- 我并不支持布殊的单边主义和伊拉克战争，但布殊可能是对真正自由派的考验，自由主义者批评基要派自信拥有绝对真理，把对手加标签和妖魔化，思想封闭，不愿意聆听不同的观点，不宽容等。但今天自由主义者对布殊和基要派的态度是否也如出一辙呢？若他们也自信拥有绝对真理，从来不去聆听基要派的观点，就把他们妖魔化，是否可说是一种自由主义基要派（liberal fundamentalist）呢？
- 李小姐用了「性洁癖集团」的标签，我们不敢茍同。「性解放」是不少人士明白地提出的目标，而这对他们而言是天经地义的，称他们为性解放人士只是把他们的立场挑明，而「解放」的涵义不一定是负面的。当然，香港并没有什么人提倡性洁癖，我们只是提倡健全性文化和性节制，所以「性洁癖集团」是极度负面和扭曲的标签。可能是有一些人受不了任何对性欲的限制，于是把仍敢持守性道德和稍有礼义廉耻的人标签为「性洁癖」！这就如有几个朋友一起住，其中一个在家里随处大小便，被室友劝阻，不肯改变，反怒骂他们有洁癖！
- 参王慧麟，〈香港法律的虚伪--家暴、淫审、警权、人权〉，《明报》，二○○九年一月十九日。他对「新保守主义」提出严厉批评，认为「香港……出现了部分人……利用法律作工具，把香港法律宗教化及道德化。……现代西方普通法的特点，在于「去宗教化」（secularization），又或者称为世俗化。……是指政治社会与经济方面，与宗教的理念、组织与规範分离。... 世界的解咒」……就是解除宗教的桎梏。...法律制度是一个自主的体系，不受外力干涉（如宗教或道德价值）。」我认为他对「世俗化」的定义已有问题，世俗化后政教的确不必然有关系，也不应该有架构上的连系，但把「社会与宗教各方面分离」变成定义的一部分，却似乎在没有提出合理理据前，已把宗教的边缘化合理化、必然化。因为「不分离」不一定以架构上的结合表达，也可以「透过合法民主参与作出影响」表达。王君把法律与道德截然分开的观点也有问题，就算王援引的Hart也承认法律需要一些基本道德，何况Hart的看法不一定对，他的对手就有Patrick Devlin，Lon Fuller，Robert George等。根本问题是，若法律由规则组成，又完全自主，那谁去决定那些规则应该采纳呢？一切都变成权力？法律是从天掉下来的吗？议员立法又会不会受道德影响？王君所拥护的「少数权利」难道就不是另一种道德价值？
- 李慧玲，〈请黄成智食饭〉，《am 730》，二○○八年十二月十九日。文中反映她对争论的焦点不大清楚。
- 严樱，〈现代社会不容许道德霸权〉，《苹果日报》，二○○九年二月十七日。
- 吴志森，〈一派胡言〉，《明报》，二○○九年一月廿四日。
- 参关启文，〈香港的民主路：神学的反思〉，载骆潁佳编，《遥遥民主路──回归前后香港基督徒的政治评论》，香港：学生福音团契出版社，二○○四年八月，页132-150。
- The Myth of the Christian Nation？？？
- 另外：一九九三年八月十九日，Shelly Shannon就于Wichita, Kansas枪击堕胎医生George Tiller。（Sine, 79-80） 这等暴力事件后期也有发生（Sine, 174-5）。
- 麦沛泉，？？？《校园》？？？
- 就算是马斯丹（Marsden）也把基要派定义为好战的一群（页1）。
- 左派的立场有时颇为吊诡，例如Hunter指出，美国基督教协进会（NCC）认为没有人或组群能代表基督教的政治立场，但这不也是一种政治立场吗？这能代表基督教吗？这类「绝对没有绝对」的吊诡说法是经常听到的。若说宗教右派自义或「扮代表」，那左派组织的名称同样给人这种印象，如Americans for Democratic Action──不支持者就是反民主？「任何持守一个标准的组别都是和必然某程度上是自义的，没有多少证据显示自由派组织和他们的领袖没那么自义」（Hunter 1983, 158） 。
- 二○○九年二月廿四日，「「宗教右派」的干预？抑或是世俗主义的盲点？」研讨会。http://www.scs.org.hk/activities/090224_right.php。
- 二○○七年七月廿五日，明光社卖旗筹款。http://www.truth-light.org.hk/main/activity.jsp。
- Tony Campolo是另一个被视为左倾的褔音派，我不一定完全认同他的看法，但我对他的开明态度还是欣赏的，如他在Partly Right一书中在回应很多对基督教的批评时，不会过分维护教会，也愿意承认不少批评是「有部分是对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