艾列文说，宣教士怎样思考他所服事的原住民文化，我们也应怎样思考数码文化的事工。
访问：Tim Stafford
科技正以极速又无法预测的方法转变我们的生活。只消一个十年，以手提电话为例，就已改变了全球几乎每一位教会领袖的日常生活。科技也改变了福音的传播方式，由电影投影片到网站到由多个聚会地点组成的教会。我们找到一位男士，他跟商业科技打交道己有数十年的实际经验──也深入并广泛地思考其重要性。
艾列文在波音公司工作了三十二年，并在最后十一年担任科技研究及发展总监。他现时在西雅图太平洋大学商学院任教，并创立了Ethix（ethix.org）和担任编辑。他最近也在中非共和国和尼泊尔，就着信仰及经济发展讲学授课并提供意见。
科技跟福音有何关系？
大有关系。若我们收窄範围只谈资讯科技，我们会发现，那是全关乎资讯与通讯，都是宣扬福音的基本元素。那也关乎我们变成何种类的人，并如何跟这种新类型属于数码世代的人沟通。我们也可以看看其他科技的更广泛冲击，像汽车、核能或生物科技──任何经由按步就班或使用工具而得来之物。但我们今天只谈资讯科技。
我将资讯科技分作五个层次来思考。最底层是那最基本的科技，例如微型晶片。戈登摩尔（Gordon Moore）是英特尔创办人之一，他的预测今天己被称为摩尔定律：微型晶片每十八个月就会体积减半。换言之，晶片正以惊人速度变得更快又更廉宜──价格上和性能上每五年变化十倍。那足以产生基本而无休止的顾客流量。
第二层是那些由晶片带动的产品，其对我们的影响更为直接。例如我们的电脑，总是愈来愈快和廉宜。这一部分是比较容易预测的，但我们也看到新产品和功能浮现莫测。我们有互联网、谷歌（Google）、社交网络、推特（Twitter）、数码相机、iPhone，如此类推。有时我们纯粹利用这些工具，使我们以往所做的今天可以做得更快。但有时新产品带来全新的思维和作业。
在第三层，产品被串连起来，运作得更稳妥，融合成基建。通常用家只需晓得这个层次，因为背后有一批聪明人让所有东西维持运作。
第四层是教会领袖生活的转变──当科技容许我们的做事方式可被彻底重新设计。例如，一位牧师可以随时取得很多资料，并在报告里加插录影片段。他可将讲章上网，接触更多的人。讨论小组可以跨越整个社区，什至世界。不少作者已指这是「距离的死亡」。若你刚从世界的另一端回来，你仍可以跟那里的人以别开生面的方式维持沟通。
那里不是同样有危机？
当然。每种科技都带来一点副作用（”Bite Back” Effect）。它容许我们做一点新事好事，然后有些东西就不再一样。在使徒行传二章，当使徒在宣扬「神的大能作为」，有人就指他们醉酒。彼得立时回应这一点，让其宣讲转去另一方向。然而若人是从互联网看录影或下载讲章，这又如何发生？
在一九八○年代，电视传道人的讲章备受批评，因为被孤立的听众不可能体验得到会众生活。评论又批评这种传媒总需要悦人眼目，以至掩盖了福音信息。今天录像被用作将传道人的接触面延伸至不同的会众。真实的宣讲是否需要真人在场？
电视缺乏那种亲临现场的敬拜气氛。但若我们想想那之前提及的科技发展，讲章的文字稿其实也欠缺这种关键成分。然而我们已看到神会赐福予福音单张。我近日跟尼泊尔一位牧师交谈，他是透过在街上找到的单张而归信基督的。文字的优势（跟现场传道和电视相比）是可以回头细读。电视的优势（与印刷品相比）是在细节上（一次皱眉、一个笑容、一下停顿）。当我们进而使用电邮或网络会议，我们也碰到类似的优点缺点，一如当我们开始使用立体相片，以幻觉来佯装与人共处一室。
我们不应将这些科技视作可以互相取代，而应视之为组成有效沟通模式的不同层面。电视、网络会议和电邮均不应取代面对面的沟通，只能互补。真实的小组生活很是美好，也曾经是我们的主作门徒训练的首要方法。但他也也跟大群人说话。若他来到廿一世纪，我相信他也会用这些新工具，但不会取代亲密沟通以及大众讨论。
这里带领我们到第五层，我们考虑这科技给人做成什么影响。我们都看到人的专注力减弱，阅读少了，又尝试一心二用而被分心。教会每星期都看到科技的正反两面。能够跟一些永远在线而立时回应需要的人相处是很棒的事。然而要面对一群在教会传短讯，讲章逾二十分钟就分心的会众，却是个挑战。
我们需要看待沟通的挑战尤如跨文化挑战。一位宣教士不会在没有尝试明白菲律宾人的语言和文化，就前往当地。因此对教会领袖和宣教士而言，明白数码一代的文化，是重要的事。
当「距离被消解」，通讯科技会否削弱会众的团契关系？基督徒生活的哪一方面会被科技？哪一方面会被削弱？
有人建议让电脑每天早上做一轮祷告，那他们就可以睡晚一点。他们问：这可算数？我想不能。然而若你将你最好的放进一篇文章，让人在其他时间阅读，这又算不算沟通？我们都知这是，虽然跟交谈不大一样。
英特尔前副主席Pat Gelsinger说：「若我在电邮跟某人为同一议题往来四、五封电邮，我就会停止，给他一个电话或者面见。」你可以靠面对面交谈做到一些靠电邮往来难以达致的事情（建立信任、认识他这个人、建立可供讨论的处境、澄清）。然而，当我从新加坡回来，我可以靠电邮来维持关系，为建立社区带来很有价值的贡献。
在商界，当我们不分地域地学一虚拟小组合作，我们发现当小组展开工作，它总要设定目标，并肯定所有小组成员明白。此外，他们需要学习如何彼此信任，这最好由面对面交谈来达致。亲身接触是很重要的。
当你开始设定工作并分发给各人，你可以靠电话或视像会议来一次过同步完成。而在落实和评估的阶段，你不必跟大家同时在一起。你可以用电邮去更新提醒各人。不同处境有不同的最好沟通方式。
这个访问是全球对话的一部分──一个透过互联网跟全球领袖进行的虚拟交谈。跟那在十月于开普敦进行而昂贵得多的对话，恰成对比。
那虚拟论坛很好，但我们若以为新技术可以取代旧有的，我们就犯了错误。亲身与他人共处的价值，见诸咖啡和晚膳里，还有跟不经意在一起的人閒谈。在虚拟世界我们还没有找到让事情这样发生的办法。
资讯过多令沟通有受中断之虞。我们很多人未曾阅读信息就将之删掉。信众如何能确定他们建立联系的尝试不会只成背景噪音的一部分？
当我们在大城巿居住，我们也会因为有太多邻居，而有相同的倾向去中断与他们的沟通。科技只是增加了这些联系的数量。我们的主的处理方法，是离开人群，与小组作周末共聚。我们已再不能像他一样，跟每一个人建立深入关系。「仆人不能大过主人。」
教会领袖如何能知晓关于科技的新可能和挑战？
即使我在这事情上阅读很多，给很多意见，我未有在福音的处境里看出一个系统来，只有整全里的一些小块。很多在世俗出版社里的人已写了不少跟商业和社会相关的。当中有些可以被小心用于教会需要。带分辨来阅读（例如Don Tapscott的Growing Up Digital或Robert Reich的The Future of Success）是个好的开始。用这些材料来组织一个基督徒阅读小组就更好。
科技的创新是神的世界的一部分，其由富创意的人建立，而他们是按神的形像来造。但有人只看到巴别塔。
在创世记一章和二章，你看到阿当和夏娃在世进行神的工作。在创世记的头两章，这是在神的授权下进行。当人以为他们可以自主行事，问题就来了。今天，在我们的世界，有人在神的授权下运用他们的创意，也有人自主而为。科技是否像巴别塔？是。那是否像那在神的权柄下的伊甸园？绝对是。但因为神的恩典，即使非基督徒也发展出美妙的科技，因为他们也是按神的形而造。
为何那么多人，无论他们是否基督徒，悲观看待科技？
这些科技通常只影响我们的工作，现在它们影响我们的个人。它冲击我们跟邻舍与配偶的沟通方法。我们已经倚赖那不得不带的器材，其他倚靠我们的人又倚赖它们。若你不回覆手提电话，人们会说：「你有什么问题？」科技以一个很私人的方式来入侵。这令很多人悲观看待它。
人们也明白科技是那导致工作外判而教人失业的理由。十九世纪的绵纺厂消减了很多职位，让人赋閒在家。但资讯科技影响每一个人──在私人生活与工作生活。这是很分裂而持久的。
有些数码人对他们的科技感到异化与孤单。有很多已成文献的报告提及，在日本那些长时间使用科技而与人隔离的青年人之中，自杀有所增加。他们失去人之为人的元素。我相信这好像其他上瘾现象，也一定要如此理解。就如保罗跟那些在马斯山（Mars Hill）上的人，从他们文化里的的偶像的角度来讲话，我们也能为那些被数码文化里的偶像所困的人，提供一些什么。
在一篇Ethix的文章，前软件设计员Rosie Perera这样写：「德国哲学家马田海德格写道：人类实在太沉迷于科技，以至我们极少留意到我们跟它的关系影响了我们……定期用点时间离开科技，有助转化我们跟它的关系，也能将生活重新带到焦点之下。」
我们不期望这些转变很快就慢下来。我们的挑战将在于继续拆解这些文化转变，用我们所得的工具，跟我们所遇的一代作有效的沟通。很多年前，薜华（Francis Schaeffer）警告我们不要逃避我们那正在开展的文化，而是要拥抱它，想透它。我们不应害怕。
多谢。
若要就科技对生物道德的冲击作思考和神学处理，可看John Wyatt所着的Matters of Life and Death（出版社：IVP）以及Nigel M de S Cameron 与 Joni Eareckson Tada所着的How to be a Christian in a Brave New World （出版社：Zondervan）。.
【洛桑运动授权转载】
艾列文（Al Erisma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