艾列文說，宣教士怎樣思考他所服事的原住民文化，我們也應怎樣思考數碼文化的事工。
訪問：Tim Stafford
科技正以極速又無法預測的方法轉變我們的生活。只消一個十年，以手提電話為例，就已改變了全球幾乎每一位教會領袖的日常生活。科技也改變了福音的傳播方式，由電影投影片到網站到由多個聚會地點組成的教會。我們找到一位男士，他跟商業科技打交道己有數十年的實際經驗──也深入並廣泛地思考其重要性。
艾列文在波音公司工作了三十二年，並在最後十一年擔任科技研究及發展總監。他現時在西雅圖太平洋大學商學院任教，並創立了Ethix（ethix.org）和擔任編輯。他最近也在中非共和國和尼泊爾，就著信仰及經濟發展講學授課並提供意見。
科技跟福音有何關係？
大有關係。若我們收窄範圍只談資訊科技，我們會發現，那是全關乎資訊與通訊，都是宣揚福音的基本元素。那也關乎我們變成何種類的人，並如何跟這種新類型屬於數碼世代的人溝通。我們也可以看看其他科技的更廣泛衝擊，像汽車、核能或生物科技──任何經由按步就班或使用工具而得來之物。但我們今天只談資訊科技。
我將資訊科技分作五個層次來思考。最底層是那最基本的科技，例如微型晶片。戈登摩爾（Gordon Moore）是英特爾創辦人之一，他的預測今天己被稱為摩爾定律：微型晶片每十八個月就會體積減半。換言之，晶片正以驚人速度變得更快又更廉宜──價格上和性能上每五年變化十倍。那足以產生基本而無休止的顧客流量。
第二層是那些由晶片帶動的產品，其對我們的影響更為直接。例如我們的電腦，總是愈來愈快和廉宜。這一部分是比較容易預測的，但我們也看到新產品和功能浮現莫測。我們有互聯網、谷歌（Google）、社交網絡、推特（Twitter）、數碼相機、iPhone，如此類推。有時我們純粹利用這些工具，使我們以往所做的今天可以做得更快。但有時新產品帶來全新的思維和作業。
在第三層，產品被串連起來，運作得更穩妥，融合成基建。通常用家只需曉得這個層次，因為背後有一批聰明人讓所有東西維持運作。
第四層是教會領袖生活的轉變──當科技容許我們的做事方式可被徹底重新設計。例如，一位牧師可以隨時取得很多資料，並在報告裡加插錄影片段。他可將講章上網，接觸更多的人。討論小組可以跨越整個社區，甚至世界。不少作者已指這是「距離的死亡」。若你剛從世界的另一端回來，你仍可以跟那裡的人以別開生面的方式維持溝通。
那裡不是同樣有危機？
當然。每種科技都帶來一點副作用（”Bite Back” Effect）。它容許我們做一點新事好事，然後有些東西就不再一樣。在使徒行傳二章，當使徒在宣揚「神的大能作為」，有人就指他們醉酒。彼得立時回應這一點，讓其宣講轉去另一方向。然而若人是從互聯網看錄影或下載講章，這又如何發生？
在一九八○年代，電視傳道人的講章備受批評，因為被孤立的聽眾不可能體驗得到會眾生活。評論又批評這種傳媒總需要悅人眼目，以至掩蓋了福音信息。今天錄像被用作將傳道人的接觸面延伸至不同的會眾。真實的宣講是否需要真人在場？
電視缺乏那種親臨現場的敬拜氣氛。但若我們想想那之前提及的科技發展，講章的文字稿其實也欠缺這種關鍵成分。然而我們已看到神會賜福予福音單張。我近日跟尼泊爾一位牧師交談，他是透過在街上找到的單張而歸信基督的。文字的優勢（跟現場傳道和電視相比）是可以回頭細讀。電視的優勢（與印刷品相比）是在細節上（一次皺眉、一個笑容、一下停頓）。當我們進而使用電郵或網絡會議，我們也碰到類似的優點缺點，一如當我們開始使用立體相片，以幻覺來佯裝與人共處一室。
我們不應將這些科技視作可以互相取代，而應視之為組成有效溝通模式的不同層面。電視、網絡會議和電郵均不應取代面對面的溝通，只能互補。真實的小組生活很是美好，也曾經是我們的主作門徒訓練的首要方法。但祂也也跟大群人說話。若祂來到廿一世紀，我相信祂也會用這些新工具，但不會取代親密溝通以及大眾討論。
這裡帶領我們到第五層，我們考慮這科技給人做成甚麼影響。我們都看到人的專注力減弱，閱讀少了，又嘗試一心二用而被分心。教會每星期都看到科技的正反兩面。能夠跟一些永遠在線而立時回應需要的人相處是很棒的事。然而要面對一群在教會傳短訊，講章逾二十分鐘就分心的會眾，卻是個挑戰。
我們需要看待溝通的挑戰尤如跨文化挑戰。一位宣教士不會在沒有嘗試明白菲律賓人的語言和文化，就前往當地。因此對教會領袖和宣教士而言，明白數碼一代的文化，是重要的事。
當「距離被消解」，通訊科技會否削弱會眾的團契關係？基督徒生活的哪一方面會被科技？哪一方面會被削弱？
有人建議讓電腦每天早上做一輪禱告，那他們就可以睡晚一點。他們問：這可算數？我想不能。然而若你將你最好的放進一篇文章，讓人在其他時間閱讀，這又算不算溝通？我們都知這是，雖然跟交談不大一樣。
英特爾前副主席Pat Gelsinger說：「若我在電郵跟某人為同一議題往來四、五封電郵，我就會停止，給他一個電話或者面見。」你可以靠面對面交談做到一些靠電郵往來難以達致的事情（建立信任、認識他這個人、建立可供討論的處境、澄清）。然而，當我從新加坡回來，我可以靠電郵來維持關係，為建立社區帶來很有價值的貢獻。
在商界，當我們不分地域地學一虛擬小組合作，我們發現當小組展開工作，它總要設定目標，並肯定所有小組成員明白。此外，他們需要學習如何彼此信任，這最好由面對面交談來達致。親身接觸是很重要的。
當你開始設定工作並分發給各人，你可以靠電話或視像會議來一次過同步完成。而在落實和評估的階段，你不必跟大家同時在一起。你可以用電郵去更新提醒各人。不同處境有不同的最好溝通方式。
這個訪問是全球對話的一部分──一個透過互聯網跟全球領袖進行的虛擬交談。跟那在十月於開普敦進行而昂貴得多的對話，恰成對比。
那虛擬論壇很好，但我們若以為新技術可以取代舊有的，我們就犯了錯誤。親身與他人共處的價值，見諸咖啡和晚膳裡，還有跟不經意在一起的人閒談。在虛擬世界我們還沒有找到讓事情這樣發生的辦法。
資訊過多令溝通有受中斷之虞。我們很多人未曾閱讀信息就將之刪掉。信眾如何能確定他們建立聯繫的嘗試不會只成背景噪音的一部分？
當我們在大城巿居住，我們也會因為有太多鄰居，而有相同的傾向去中斷與他們的溝通。科技只是增加了這些聯繫的數量。我們的主的處理方法，是離開人群，與小組作週末共聚。我們已再不能像祂一樣，跟每一個人建立深入關係。「僕人不能大過主人。」
教會領袖如何能知曉關於科技的新可能和挑戰？
即使我在這事情上閱讀很多，給很多意見，我未有在福音的處境裡看出一個系統來，只有整全裡的一些小塊。很多在世俗出版社裡的人已寫了不少跟商業和社會相關的。當中有些可以被小心用於教會需要。帶分辨來閱讀（例如Don Tapscott的Growing Up Digital或Robert Reich的The Future of Success）是個好的開始。用這些材料來組織一個基督徒閱讀小組就更好。
科技的創新是神的世界的一部分，其由富創意的人建立，而他們是按神的形像來造。但有人只看到巴別塔。
在創世記一章和二章，你看到阿當和夏娃在世進行神的工作。在創世記的頭兩章，這是在神的授權下進行。當人以為他們可以自主行事，問題就來了。今天，在我們的世界，有人在神的授權下運用他們的創意，也有人自主而為。科技是否像巴別塔？是。那是否像那在神的權柄下的伊甸園？絕對是。但因為神的恩典，即使非基督徒也發展出美妙的科技，因為他們也是按神的形而造。
為何那麼多人，無論他們是否基督徒，悲觀看待科技？
這些科技通常只影響我們的工作，現在它們影響我們的個人。它衝擊我們跟鄰舍與配偶的溝通方法。我們已經倚賴那不得不帶的器材，其他倚靠我們的人又倚賴它們。若你不回覆手提電話，人們會說：「你有甚麼問題？」科技以一個很私人的方式來入侵。這令很多人悲觀看待它。
人們也明白科技是那導致工作外判而教人失業的理由。十九世紀的綿紡廠消減了很多職位，讓人賦閒在家。但資訊科技影響每一個人──在私人生活與工作生活。這是很分裂而持久的。
有些數碼人對他們的科技感到異化與孤單。有很多已成文獻的報告提及，在日本那些長時間使用科技而與人隔離的青年人之中，自殺有所增加。他們失去人之為人的元素。我相信這好像其他上癮現象，也一定要如此理解。就如保羅跟那些在馬斯山（Mars Hill）上的人，從他們文化裡的的偶像的角度來講話，我們也能為那些被數碼文化裡的偶像所困的人，提供一些甚麼。
在一篇Ethix的文章，前軟件設計員Rosie Perera這樣寫：「德國哲學家馬田海德格寫道：人類實在太沉迷於科技，以至我們極少留意到我們跟它的關係影響了我們……定期用點時間離開科技，有助轉化我們跟它的關係，也能將生活重新帶到焦點之下。」
我們不期望這些轉變很快就慢下來。我們的挑戰將在於繼續拆解這些文化轉變，用我們所得的工具，跟我們所遇的一代作有效的溝通。很多年前，薜華（Francis Schaeffer）警告我們不要逃避我們那正在開展的文化，而是要擁抱它，想透它。我們不應害怕。
多謝。
若要就科技對生物道德的衝擊作思考和神學處理，可看John Wyatt所著的Matters of Life and Death（出版社：IVP）以及Nigel M de S Cameron 與 Joni Eareckson Tada所著的How to be a Christian in a Brave New World （出版社：Zondervan）。.
【洛桑運動授權轉載】
艾列文（Al Erisma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