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宗袭警官司，掀起全城哄动，网民上街。事件已超出案件本身，而映照出香港社会基层和中产里一股对权贵富有者酝酿多时的不满情绪。
社会情绪，是必须正视的重要信号。当然，在情绪以外，还有理性。静心细察我们的社会，对普罗大众，法治虽然有时显得昂贵，但仍然是香港社会之所托，要珍而重之。责之切，也爱之深。
《时代论坛》今期走访几位法律学者、社会学者及常为基层市民打官司的律师，分享对法治和公义的体会，以下为部分内容：
邓伟棕的律师行，曾多次帮助处理香港社区组织协会转介的个案，例如早前一名回流港人申请综援被拒，以及两年前囚犯或被羁留者争取投票权的官司。「回流港人申请综援一例，不单是我们有意帮他，事实上当事人不纯粹为自己利益，是有心弄清楚社会福利署的综援制度是否存在问题，是为着整个香港的好处。」至于囚犯争取投票权一例，邓伟棕指出，立法会早在九十年代已讨论多次，但赞成议员不多，政府亦不支持，后来有一两名囚犯决意争取，又得到香港社区组织协会协助，而邓伟棕则提供法律的援助。
「我们接触过不少市民谘询法律意见，发现社会有很大郁结，市民往往希望通过法律程序处理问题。」他指出，现实是有很多个案已经过了法律程序，已有判决，是dead case，没有办法再处理，而市民则想「翻案」。「香港法律不是能够随便『翻案』，要有新的支持或找到案件在法律上的错误等。面对这些个案，我们会劝他们放下，但往往不太成功。这反映社会上有些市民无处发泄，就将所有寄期在法律上；但去到这阶段，要从法律找到公义，是一个奢望……
……香港大学法律学院副教授戴耀廷接受本报访问时指，至今未有证据证明原审裁判官有「偏帮」权贵之嫌。他认为，社会对法官的指控过分。至于判刑是否过轻，他表示不同法官有不同的判断，有「严」有「松」，不满判决者可透过上诉机制去解决。
「我觉得有点将包致金『摆上檯』，整天都说（被告）是包致金侄女，她都已经是成年人啦。而且讲的是法官，我们过往一直相信法官是有一些独立性的。」
不过，对于事件引起社会强烈的反响，戴耀廷认为，这反映出香港社会对权贵被「偏帮」的忧虑情绪很大，即使过去一直信任的司法体制，都被受质疑。他指，社会各界如果不正视此现象和所反映的问题，如贫富悬殊等，日后遇上同类案件，将会继续出现这种情况……
……是次案件在原讼法院的判决，导致约三百网民上街游行。香港中文大学社会学系副教授陈健民认为，引起是次游行主要有两个因素，纠结下产生了是次的激烈回应：
一、司法制度的公正是香港人的核心价值，是次的判决令香港人或游行市民质疑司法的不公，引起反响是理所当然；
二、与建制及社会的不满有关。市民所见，政府长久以来偏帮财团、地产商、特权阶级，以致有社会不均的情绪。
陈健民认为，个别事件反映市民对司法传统的质疑。首先，市民认为司法界的圈子小，人事的关系或会在判决中有所考虑。「虽然没有提及包致金，但这不会减低市民对『官官相卫』的怀疑。」而最重要的宏观因素，是市民认为政府偏帮特权阶级。「这较为重要的是社会因素，贫富悬殊的情况严重。又如现在楼价急升，我们看不见政府采取任何有力的措施对付财团。」
「可能是次判决根本没有不公的情况，但社会对于此事已经有所前设──被告来自这个背景、家庭，市民就会怀疑有此判决是否与社会长久以来的不均挂勾……
（www.christiantimes.org.hk，时代论坛每日快拍，2010.8.16）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