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传媒和教会都一窝蜂热炒「八十后」，我们就知道这个议题迟早因过度曝光而死亡。当第二代和第四代的大学教授、神学院院长和资深文化评论人，为如何诠释「八十后」而笔战，青年人已表露出讨厌被书写、被训斥的反抗情绪。今时今日谈「八十后」是否仍然可能？
「八十后」一词在大陆最先流行，由指涉「一孩政策」下的城市新一代，演变成富有香港特色、人云亦云的「八十后」的过程，充满了错置误读、捉错用神、讲多错多。但本文不打算学术性地剖析成年人将「八十后」的前因后果「问题化」（problematized）的错漏百出，因为我们压根儿怀疑成年人能否替年轻人说一句公道话。
文化研究学者汤祯兆在《日本中毒》中为文明社会的病毒发出预警，我们也尝试挪用三齣日本电视剧集，为同病相怜的香港把脉，以说明日本即使生病，但日本人不是不懂得忏悔；但反观香港，成年人对自己如何毒害下一代却若无其事。
假如苏恩佩在生
观月亚理沙是《正义靓太》中「疾恶如仇」的齐藤太太，无论在任何场合，每逢见到有人做出有违公德、无礼貌、不诚实等「教坏细路」的行为，她也会直斥其非、据理力争。但她不是道德重整会主席，面对快将幼稚园毕业的儿子，她不过要求自己做「一个称职的、问心无愧的大人」。她那种「致命的认真」令颠倒黑白、指鹿为马的世界显得很荒谬。因为她曾当众教训一些在公共场所行为不检的中学生，结果招惹他们到幼稚园搞破坏报复，却反而被其他只懂息事宁人的家长加上挑釁坏蛋的罪名！当成年人满口仁义道德，却打压排挤敢于为正义发言的人，就像数月前有青年机构的总干事呼吁年轻人不要「倒」政府、不要「搅事」，证明这个社会病了！正如有宗派领袖公然说聘请女传道要以貌取人，而本地其他教会领袖无人置喙，教会也病了！难怪「八十后」之间流传一句话：「细个教我仁义礼智，大个要我埋没良知！」
令人怀念的苏恩佩姊妹曾经说过：「青年人不能忍受丑恶和虚伪，他们是不自觉的唯美主义者和理想主义者。他们需要爱，而且要爱得炽烈。他们不断在追求，追求一些他们说不出来的东西，而且冲着一股傻劲去追求；因此很容易接受别人告诉他们的是『真理』，或能『实现自我』的东西──不管是纳粹主义、法西斯主义、马克思主义；或是迷幻药、海洛英……」青年人用雪亮的眼睛鑑察大人的一言一行，见到当权者（包括基督徒高官）对社会制度制造出来的失败者毫无同情心，见到家长（包括基督徒家长）口是心非，既反对填鸭和竞争，但又不断催逼儿女要「赢在起跑线上」，见到学校（包括教会学校）将收录「好学生」看得比教好「坏学生」重要。
为什么大人丧失了向孩子道歉的能力？一位神学教授对我们说：「不要一竹篙打一船人，批判要nuanced，不要漠视『成年人』的多样性和复杂性。」他这种姿态就是文化评论人梁文道形容的「逆向犬儒」，不肯把问题「切割」，以为这就叫公正持平。他不知道「没有人拥有真理」这句话出自当权者或无权者口中，效果有天壤之别。因为成年人认为不是所有成年人都是虚伪的，所以就不肯谴责其他成年人虚伪？但试问哪个大人不曾虚伪、毫不虚伪？是否有自知之明，才没有勇气指出成年人世界冠冕堂皇的礼义廉耻，根本是国王的新衣？就正是青年人眼中的丑恶和虚伪。
切勿滥用世代论
在《十四岁的教科书》里面，志田未来饰演的初中生，怀疑被同学欺凌而自杀身亡，学校里几乎所有老师都用否认和谎言筑起虚伪的围墙，美其名是保护和信任其他「无辜的」学生。成年人既不肯面对年轻人不是「天使」的事实，也不能接受自己人性中的黑暗和邪恶，于是为了孩子「好」而尽量掩饰真相。可是，现代资讯社会有所谓「童年消逝」（disappearance of childhood）的现象，成年人教导儿童什么是「勿言、勿视、勿听」，但孩子从大众传媒老早就发现，大人满口歪理、光天化日下做尽羞耻之事。当广州有六岁的女生说，她的志愿是将来做一个贪官，是她学坏，还是我们教坏？
戏中志田未来曾经问她的班主任：「我们能够改变世界吗？」，这种纯真使理想磨灭的成年人困惑和羞愧。一位基督徒父亲说，他会诚实地向儿子解释：「世上某些事情可以改变，某些事情不能改变」，他不知道这种含混温吞、模稜两可也是青年人最讨厌的，因为成年人从不肯承认自己没有分辨两者的智慧，只听到他们对任何改变也说「唔work」、「无用」。如今社会上不少人出来抽「八十后」的水，不去主动了解本土保育的理据就说三道四，或胡乱搬出世代论、塞车论，猫哭老鼠说要同情受伤的「八十后」。没有读过吕大乐教授《四代香港人》的，就不知道原来「第二代人」才是书中的主角，他写的不是社会学解释，而是向第一代人的宽容致敬，又或带点向第三、第四代人的抱歉。假如，这真的纯粹是世代之争，成年人便注定失败，因为时间永远站在后来者那边。可悲的其实不是缺乏个性、未经挫折的青年人，而是那些自命心怀家国、但因为与时代脱节而焦虑的「老鬼」。
我们同意岭南大学罗永生教授一月九日说，那天起人人都可以是「八十后」，因为它是一个「政治身份」，不是一个可供问卷调查、概括论述的客观群体，年龄不是无关、但非唯一的决定因素。无疑，回归后出生的香港人和上几代人所经历的生活处境是彼此无法共量的（incommensurable），谁的香港故事才真实，是反天星加价、狮子山下、六四、九七、七一、世贸、皇后，还是菜园村？谁才是真正的「香港人」？所以，「八十后」的出现反映主流的和非主流的不同终末愿景（eschatological visions）之间的冲突：他们对翻版或延续旧日的光辉神话投不信任票，挑战社会勇于想像和开创另类的未来。
谁说「八十后」不成熟？
在奥巴马总统上台之前，日本人已经用电视剧集《Change》选了木村拓哉做历史上最年轻的总理大臣。木村拓哉在故事里原是小学教师，他要求用小学生也能明白的语言，向普罗大众解释与民生息息相关的政策，以理想和热情呼唤政客回忆起当初从政的本来目的——其实，对基层市民的真正需要，哪个在位者不是心知肚明？木村拓哉能够讲出「不想教导学生世间有些罪恶是无可避免的」这些令人动容的对白，自然使天下间的政客自惭形秽；不过，当扮演首相的他声言要站在人民的阵线施政，即时与整个政治和官僚制度对立。正如梁文道所讲，「大快人心」的政策未必是可行或成功的，用这种讨好民众道德情绪、以救世者心态掌权的人什至容易走向民粹或独裁。在现实世界，我们见到标榜为人民做实事、不讲政治废话，靠个人诚信操守当选的奥巴马（或者马英九），上场后的政绩差强人意，什至令一些人缅怀起老谋深算、不摘手段的政坛老手。原来在很多人心目中，有些罪恶是必要的。
同样，「八十后」也可能空有理想热情，而无实质长远策略，因为他们不是要夺权执政，也就不需要提出什么治港蓝图；但不代表他们没有理据，或者诉求不清晰。当然，当中有些人是因为撑菜园村才反对高铁，也有因为反高铁才撑菜园，有完全反对高铁，也有只是反对政府的方案；他们可以爱恨分明，但不是为反叛而反对。作为无权无势的反对者，他们没有责任提出平衡各方利益的折冲方案，否则担当异见者的资讯成本将会惩罚性地高昂。他们也无必要统一出一致的立场，跟政府讨价还价，因为他们手上没有政治筹码，而且谁也不能代表谁坐上谈判桌。「八十后」或者没有共同的特质，而只有互相感染的共鸣；没有领导和英雄，只有道德醒觉的号召。有论者说，「八十后」是被政党利用、盲目无知、「三分钟热度」的乌合之众，这是没有做过调查研究的空话，轻视了年青人以其创造力和想像力所见证的主体性和个体性。他们在一次又一次抗争失败中表现出的坚毅和韧力，是讲求妥协、成本效益、有用／无用的成年人学不来的。他们的快乐顽抗展现的积极盼望，证明他们不是愤世嫉俗。
「八十后」令人联想到推翻现状和秩序的暴力，因为他们的行动宣判了社会的「信任破产」，敲响了建制和权威的丧钟。在未有民主的香港，社会已经呈现民主的早衰或老化，年轻人不但不相信政府，也不相信政党。他们支持民主，不是要推什么人上台，只是争取赶一些人下台的权利；可以想像，当香港逐步实现民主普选之后，到时已经年长的「八十后」可能是对议会和政党最严厉苛刻的选民，也可能是对民主最冷漠厌恶的一群。自然「八十后」也不是要破坏一切，他们代表的次文化正寻找主流的认同，并可能有朝一日成为新的主流，却不会完全重复旧有的价值。
天国近了，我们应当悔改！
另一个时代或者正在来临（coming of age），香港教会和社会一样，不是要亡羊补牢地赢取年轻一代的信任，而是要学习信任他们；不要因为青年人辜负了成年人的期望而心有不甘，而是为成年人辜负了年青人的期望，向他们求宽恕。教会对待年轻人需要耐性时间空间，不是投放更多资源、搞更多活动以尽快「解决」问题。老一辈的、在位的、掌权的必需反省自己有否变成主流社会「密谋的缄默」（conspiracy of silence）的帮凶，要学习与下一代平等共存，而不是将青年人看为「事工」的对象，因为后者根本不「需要」前者；否则，他们早晚会离开不懂忏悔认罪、使人失望的教会。
（http://www.christiantimes.org.hk，时代论坛时代讲场，2010.2.2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