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代论坛》社评的警号
近期的《时代论坛》这样评论：「一群『八十后』青年在反高铁一役激起的千重浪……新一代社会运动势必像春风野火，管治阶层惟有诚实而谦卑面对现实，顺势调校社会价值的座标，始能让香港走上新里程。在这场历史性的事件中，教会何以无声？关键在于教会...未能在鸡蛋（弱势社群）那一端；什至会被视为『助纣为虐』的利益集团。如果情况朝坏一方进发，又或有激进力量强势介入新社运，只知选择性守护道德而缺乏指摘不公义不道德勇气的教会，也可能成为被攻讦的对象。……这是香港发展与社会价值重塑的关键时刻，教会使命的重寻与拓立的历史契机，最起码要找回自己的定位与话语权，否则只会进一步自我边缘化。」1
虽然我不完全同意这评论（有机会再解释），但它提的问题是重要的。在前面政改和民主化的路上还有许多风风雨雨，我们要认真面对这些挑战，思索教会应如何参与社会。若我们继续漠不关心，或以不合宜的方法参与其中，那教会边缘化的危机是真实的。
时代抉择 影响深远
在时代转接期，教会在公共事务的取态和抉择是非常重要的，因为这会产生一种文化回忆，会长期影响我们的形象，这不是大的助力就是大的包袱。例如法国天主教本来有深厚的文化根，但在现代化过程中，教会永远都像站在「保守」一面，阻碍「进步」，这形象久而久之就根深蒂固，难以去除。所以在欧洲近代史中，法国的启蒙运动比德国和英国的都来得激烈，特别在反教会和神职人员方面，到今天法国也是最世俗化的社会之一。欧洲现代社会中，基督教会现今大都萧条，似乎与世俗化理论吻合，但美国同样现代化，美国教会也面对诸多问题，然而其蓬勃程度是欧洲教会不能望其项背的。为什么？其中一个因素是欧洲教会多和权力架构挂钩，现代化和民主化逐步使权力下放，结果连教会也被一并放弃了。而美国教会则很早就走不同道路，基督教不是国教，教会之间要自由竞争，没有特权保护，自然要自力更生了。相反，国教的特权往往产生堕性和腐化。
二十世纪末的天主教会却有不同的抉择，如波兰的天主教就站在人民那方与专制政权抗争。
战后东欧落入共产主义政府的统治，在波兰，较有规模的人民抗争行动是一九八○年八月华里沙领导的团结工会运动（Solidarity Movement），共产党最害怕的就是工人运动，于是在一九八一年十二月开始武力镇压，团结工会变成非法组织，受到百般打击。在这段时期，一位弱小的波兰神父庞比乌斯高（Jerzy Popieluszko）（一九四七至一九八四年）郤挺身而出，继续支持团结公会并批评政府，他每月举行一次「祖国弥撒」（Mass for the Motherland），安慰和帮助有需要的人，特别是受到打压的工人，华里沙是他的好友，也从他身上得到精神支持。政府开始注意庞神父，他不断受恐吓，但他说：「假若我们必然会死亡，那为了维护一个有价值的事业而死，总好过呆坐着并容让不公义发生……神父的呼召就是为真理作见证，为真理受苦，和有需要时为真理舍命。」一九八四年九月，他写了一篇文章：「教会的未来就是社会的未来，教会的使命就是要与人民在一起──无论情况是轻松或是艰难。」（Sikorska, xii; 另参Fox）
虽然庞神父一直坚持非暴力的和平抗争，但最后他仍要面对不可逃避的命运。他自一九八四年十月起失踪，一星期后尸体在水塘发现，满身伤痕，面部扭曲，双手折断，口、鼻和头骨碎裂，生前肯定惨遭折磨。在他的葬礼里，领祷者念到主祷文的一句：「宽恕我们，正如我们宽恕他们一样。」全场鸦雀无声，群众实在念不下去。领祷者再说了两篇，会众才强忍着眼泪，很困难地重覆这句祷文。华里沙发言时承诺：我们「不会在暴力的威吓前颓丧，我们要以真理回应谎言，并建设爱的文明。」（Sikorska, 115）那一天，一万钢铁工人游行经过秘密警察总部，高呼「我们宽恕」、「没团结公会便没自由」。 庞比乌斯高的死反而激发了工会运动的复兴（和更多人投身神父的行列），人民的抗争最后导致专政的倒台。一九八九年六月四日，正当中国的六四惨剧上演之际，波兰就举行了战后第一次民主选举。
在菲律宾，人民运动与新教和天主教的关系都是正面而不是敌对的，菲律宾的「人民力量」运动能打倒马可斯，亚基诺夫妇（Benigno and Cory Aquino）的信仰和天主教会的角色举足轻重。（Colson, ch. 23）亚基诺在一九八三年决定回菲前说：「我们的确可以用加倍的仇恨与仇恨作战，但……以更大的基督之爱与仇恨作战，是更有效的……我已决定要透过非暴力的途径去争取自由，我完全明白这条路可能更漫长、更艰难……然而我愿意[为此]再次忍受与人隔离的监禁，什或死亡。」（Colson, 316）他一语成谶，抵达菲律宾不久便被杀害，但他的遗孀愿意承担他的重任和使命，带领非暴力的抗争运动。不单万千人民响应，在街头上以血肉之躯阻挡坦克车，最后天主教会也正式支持她（Cardinal Sin扮演重要角色），马可斯被逼流亡，亚基诺夫人成为新的总统。
在南非，某些基督徒对种族隔离的支持的确令人心痛，但庆幸的是基督宗教有自我更新力量。例如南非的图图主教（Desmond Tutu）就一直是非洲国民议会（African National Congress, ANC）坚定和有力的支持者，因此他获得了一九八六年的诺贝尔和平奖。另一群南非教会领袖在一九八五年草签了Kairos Document，而福音派领袖亦在一九八六年发表文件，他们都公开谴责种族隔离是罪行，且为他们以前的错误忏悔。这些发展对后来曼德拉（Nelson Mandela）的释放都有正面影响，不久，党禁开放了，所有种族都可平等参与的普选在一九九四年四月首次举行，曼德拉成为总统，非洲国民议会执政。
在美国，马丁路德金（Martin Luther King）（一九二九至一九六八）以牧师身分带领民权运动，他是亚拉巴马州的蒙歌马利城（Montgomery, Alabama）的浸信会牧师，他年青时写道：「宗教对我一直都很真实，与我的生活息息相关。事实上，两者根本分不开，对我来说，宗教就是生活。」他成立南方基督教领导会议（Southern Christian Leadership Conference），一九五八年开始积极为黑人争取平等公民权。这也是植根于黑人教会争取公义的传统，及受他的信仰推动，他认为「公义的法律就是一条由人订立，而符合上帝律法的法律。」最后他在一九六八年四月四日遇刺身亡，他是为了公义而牺牲，但他亦是教会和信仰的殉道士。（参霍玉莲）
这种种努力（当然还有我经常提的威伯福斯）都产生正面的文化回忆，为福音作美好及有力的见证，感动千万人心。相反，中世纪的异端审裁处和十字军东征到今天还是我们的大包袱。总结历史的教训，面对专制政府时，教会要与受压逼的人民站在一起，为美好的未来而夺斗，不能坐享其成。
坚守信仰立场 建设民主社会
香港也正面对时代的转变，若中国政府的承诺落实，分别在七年和十年之后我们就可普选行政长官和立法会议员，那民主真的近了，教会应当如何抉择呢？就算在过程中有变数，我相信香港在未来十年方向上始终会迎向更民主化的社会，何况最近八十后的社会运动显示香港新一代已积极起来争取自己的民主权利，这股力量是不能忽视的，我最近十年也感到香港社会的变化是愈来愈急速的。
这对教会可以是一个契机、kairos，也可以是危机。我们最少要看清形势，寻求异象，抓紧方向，在混乱中有智慧地定位。这需要深思，和更多讨论。我不是什么教会领袖，在这里提出一己愚见，并不预期所有基督徒同意（我明白教会内部在政见上本就有大分歧），只希望收抛砖引玉之用。
我认为以上的历史经验告诉我们，教会最重要的是要与人民站在一起，为美好的未来与他们共同奋斗（当然这一切要先符合信仰的原则），而不能为了贪图一时之利，攀附权贵（也不是说要盲目反对他们）。当然，香港的处境与波兰和菲律宾等都不同，因着一国两制的屏障，我们暂时不像其他大陆人民那样直接面对中国政府，在香港我们面对的是柔性的控制，而（还）不是血腥的镇压。我们又应如何抉择呢？在争取民主权利时，我们又应如何定位？这些都是难题。
篇幅所限，我不能详细交待理据，只简单地提出自己粗浅的看法，就是要避开两个极端。一个极端是政治冷漠，这是变相支持现状（status quo），最少别人会这样看教会。在社会一直民主化的路上，这的确可能使教会渐趋边缘化，起码不少新一代会感到与教会精神格格不入。严重者他们会冲击教会（这在二○○九年二月的反宗教霸权游行已发生），轻微者则令教会失去新一代。我认为民主制度较能维护每个人平等尊严，与信仰精神较吻合（理据在《遥遥民主路中》有交待），所以虽然在细节上基督徒未必能找到共识，但我希望香港教会能在大方向上让市民看到，他们是支持民主的。
另一极端是以激进为时尚，在理念上放弃基督教的道德立场，完全跟随世俗社会的意识形态，自动阉割教会在公共领域的权利，把民主和人权运动与性解放（妓权、同运等）挂钩。在手法上崇尚斗争的手法，认为只要自己站在「公义」和「济弱扶倾」那方，就可以不用守那些僵化的规则（如「和平抗争」），把自己的语言暴力什或肢体暴力当作「替天行道」、挑战「制度化暴力」的手段，动不动就认为自己可以代表人民解散不义的立法会等等。我认为这种进路背后或许有高贵的动机，但也有些流弊：为反现状而反现状，双重标准，妖魔化建制人士而不自我反省，没加批判就放弃信仰立场等等。在策略上，这些手法未必能被广大市民接受（特别在基督教群体），其实亦有不少新一代不是那么激进。
若要避开这两种极端，我们似乎应走温和路线促进民主稳步发展，但仍坚守基督教的道德立场，这样其实能使民主社会的发展更平衡。我认为基督徒民主运动应有这四个坚持：
* 和平、理性和非暴力
* 谦卑而不狂妄，正义感重要，但盲目的正义也有大杀伤力。可错主义(fallibilism) 本就是民主的精髓，不能只应用到曾荫权身上，却不用于己身。民主斗士也会犯错，也可能有私心。不做保皇党，也不做教条或霸道的民主派／反地产主义者。
* 民主和人权运动应集中争取一些核心权利，而不应和性解放（妓权、同运）等运动挂钩。
* 尽量求同存异，不妖魔化对手(无论是维园亚伯或反高铁「愤青」) ，什或要维护对手的基本权利，例如陈巧文被《东方新地》侵权的案例，纵使一些人不同意她的言行，但仍要维护她的权利（如明光社就有谴责声明）。在可能範围内，促进社会和谐（但不「河蟹」）。
一九七四年的《洛桑信约》（Lausanne Covenant）曾为福音派的关社工作奠下里程碑，它的第五章论到基督徒的社会责任：「我们确信上帝是全人类创造者及审判者。所以我们应分享他对人类的关怀，就是对社会的公义及和好之关切，使受压迫的人得到释放。……我们在此表示忏悔，因为我们忽略了社会关怀，并曾认为布道和社会关怀二者是互相排斥的。……救恩的讯息也包含审判的资讯，就是审判一切方式之排斥，压迫及歧视。无论何处有罪恶与不公正的事，我们都应斥责，无畏无惧。……如果我们所强调的救恩不能使我们在个人与社会的责任上有整体的改变，这就不是上帝的救恩。」
这讯息在今天香港处境还是适切的，但我们实在需要更多关于政改争议和民主路的讨论。至于教会在这契机可以做什么呢？笔者和其他基督徒在2010年1月发起一个「基督徒关注普选声明」的登报联署(于2月19日刊于《明报》），呼吁在2017年或以前尽早普选行政长官；在2020年或以前尽早普选所有立法会议席，并取消功能组别；并取消区议会所有委任议席。这声明是一个初步的尝试。又应如何前进？是否要成立「基督徒支持终极普选大联盟」？或草拟面对新时代挑战的信念书？在教会内部进行民主和公民教育？这些问题则有待更多人讨论了。
书目
Colson, Charles. 1987. Kingdoms in Conflict. Grand Rapids, Michigan: Zondervan.
Fox, John. 1986. "Murder of a Polish Priest." In Reader's Digest, February 1986, pp.119-144.
Sikorska, Grazyna. 1985. Jerzy Popieluszko: A Martyr for the Truth. Grand Rapids, Michigan: Eerdmans.
霍玉莲，《我有一个梦──马丁．路德金小传》，香港：基道出版社，1993。
（http://www.christiantimes.org.hk，时代论坛时代讲场，2010.2.16）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