左起：罗民威、邢福增、刘澎、梁家麟
今年是中国建国六十周年纪念，然教会体制于内地的发展尚未健全。为进一步探究有关方面的发展情况，国际福音证主协会、建道神学院、基督教中国宗教文化研究社、圣安德烈堂合办了「管治与开放──中国基督教教会体制反思与前瞻」的座谈会，由《时代论坛》总编辑罗民威主持，基督教中国宗教文化研究社副社长邢福增教授、中国社科院研究员、北京普世研究所所长刘澎教授和建道神学院的梁家麟院长以座谈方式，探讨现今中国教会体制的种种问题和革新，于十月十六日晚上假圣安德烈堂进行，超过二百人报名参加。
在进入讨论革新的层面之先，邢福增先从历史的源流作为探讨的基础，讲述了教会体制于中国发展的变异：从多元到一元，再到一元之下再出现多元的状况，他认为政制和宗教体系的改变是不能分开的。邢福增把中国六十年的建国历史分成两部分，分别为前三十年的毛泽东时期(1959-1979) 和后三十年的邓小平及改革开放时期(1979-2009)。中国于毛泽东时期不断进行革命，以乌托邦为目标，希望建设共产社会。当时政府推行计划经济，统一人民的思想，建立高度一元化的社会。文革后，邓小平针对一元化体系进行改革，引入市场经济，并放弃共产党于五十年代站于道德高地控制人民的手段，解放思想以致人民可以接受新经济思维。不过，邢福增认为政府当时于主观上依然希望对人民维持一元的控制。
邢福增宏观地叙述了中国政治体制的背景后，再提出几个宗教显着受内地政治影响而变动的时代。于一九四九年刚成立之时，内地仍接受欧美西方思想的引进，差会和教会等因而得以于内地成立。至一九五四年，党政府开始驱赶差会，开始出现三自组织，一项爱国的运动，希望教会不同的宗派均宣扬爱国精神。但内地于一九五八年开始推行「大跃进」，一个邢福增称为极左的年代，开始推行联合崇拜。当时，内地取消了不同宗派的主持，强行把不同的礼拜堂合并。他举例指北京原来有六十间礼物堂，被政府合并为四个分别设于京城的东南西北。邢福增说，这是一个非常激烈的改造，自从，三自组织直接管理教会。一九六六年，文革开始后，三自教会都不能存在，于是出现地下或家庭教会。直至一九八○年，教会才得以重新开始发展，三自组织再次成立并主导了教会我的运作。但邢福增强调，教会于八十年代的重新乃建立于五八年那种极左的基础之上，因此存在着结构上的问题。
在这个背景下，邢福增提出基督教体系于内地出现的三个变革问题。首先，内地的教会处于一元性的领导状态，这与三自组织有密切关系。他解释，很多人口中的「三自教会」实际上是「三自运动」，是一项政治运动，并非教会。政府希望借三自运动使不同宗派的教会有大同的思想：反对爱国主义，学习爱国意识。共产党原本想三自运动能谛造不同宗教的团结，但当时愈走愈左的政策不断引发斗争，根本不能团结。于八十年代再次恢复教会时，三自组织不再提出反对帝国，只强调团结和爱国。虽然八十年代后的三自组织扮演着民间的组织，但乃有极浓的官方味道，不愿受政府管理的基督教团体便自行三自组织之外的家庭教会。其次，邢福增形容今日中国出现了「宗派后」的教会，政府强行把不同宗派的教会合并因而出现岔口。内地政府规定各宗派不能标榜原本派别的特色、各大宗派不能作全国性的管理、不能与原来宗派联络、不能单独出版、全部需参与三自运动以爱国为任务，表面上每间教会大同小异，但实际的不同仍然存在，在一元以下依然是多样的。由于三自组织是一个运动而己，不能处理教会实质的事务，所以政府另再建立基督教协会取代宗派管理事务，通过这个组织满足不同宗派的要求。不过，一些教会如真耶稣教会、地方教会和新兴的教会等便对这个组织有离心力，不愿跟随。此外，在宗派后长大的年青教徒如何认识教会亦是一个问题。最后，这里存在一个属地的管理问题，这是一个共产党的管理手段：「条块结合、以块为主」。他说，党是「条」，「块」就是于地方城镇里通过党的领导，再通过政府领导教会。这是由于共产政府不容许任何社会组织能跨地域由上至下的管理活动，与政府形成敌对状态，因此政府重视于每个城镇的「块」的官员如何管理属地的宗教组织，把整个中国的教会变成版块的模样，变成地方教会的体系。他总结，中国政府依然希望社会能在一元的系统下被管理，但事实上在这个一元之下已出现不同背景的教会的多元特色。
刘澎教授接着更深入地探讨中国改革开放三十年来的宗教变化，他认为在巨大不变的框架下其实内里出现了大变化。他以四方面言述，首先是人数方面的增长。他说，人数所牵涉的是一个哲学的本质：从量变到质变，他不能确定今日的宗教信徒有一亿还是三亿，但人数的增长是肯定的。这些信徒从以往以农民、妇女、老人为主到现在的博士、教授、医生、律师等的专业人士、知识分子，什至很多官员信奉了佛教。刘澎认为随着信徒身分的改变，宗教活动亦起了重大的变化。以往的宗教活动多是不受注目的，现在却会在北京、上海等重要城市进行。一些教会聚会更会容纳几百人，一些堂主任会负责几堂崇拜，即使家庭教会亦不再只有几十人参与而已。教会现已能广泛地参与公共领域的活动，如四川地震时，家庭教会便公开地进行赈灾活动，成为人民的精神支持，为社会做善事。教会活动非只是私人的事务，而是对国家安定、和谐的贡献。其次，刘澎认为国家对宗教的态度改变了。于文革后，邓小平政府重新落实宗教政策，推动宗教活动。刘澎形容八○至八二年是「正常」的，包括教堂、庙等重新建设、运作，并进行职业化的变革。但到了八三至八九年则是「控制和反控制」的，因为宗教人士希望得到自治的权力，特别基督教发展得较快，于是引发中央大力打击家庭和新兴的教会。刘澎指出，面对政府对社会的控制，宗教又出现反控制的力量，教会反而于这时增长不少，这段时期的控制和反控制的斗争相当激烈。然后，八九天安门事件使江泽民于在位时推行稳定的政策，刘澎引述江的大原则为依法管理宗教，训导宗教与社会主义协调。这个局而随胡锦涛于○六年上位后出现变化，他以发挥宗教取代了原来控制宗教的政策，发挥宗教于经济中的作用，对宗教鼓励和防範并存。
最后，刘澎提出了学术界对宗教态度的改变以及民间力量的影响。于七十年代毛泽东时期，宗教受着很大冲击，今日学者从重审视宗教的本质，把其放于政治大蓝图中探讨，国家大量出版国外的宗教书籍，内地学者亦有自行着作。学者不再抽象地讨论有神论或无神论，而是集中研究宗教的实际影响。另一方面，民间力量对宗教的影响日增，北京的宗教研究所正探讨政府对宗教的控制是否合理、中国是否需就宗教立法等的问题。虽然这时议题的出现时间尚浅，但刘澎认为这是宗教于内地发展的未来方向。刘澎除了指出内地教会的变化，亦总括了出现变化的原因，包括宗教被压迫下出现的需求、三自教会和家庭教会的斗争，政治改变对宗教政策的影响、经济发展有助宗教参与公共事务等。对于将来，刘澎预视宗教于中国将是精神之柱、价值观和伦理的站脚点，而宗教的发展将起向更私人化，非政治化的特色，因为爱国与信仰并无必然关系。
梁家麟则认为宗教于内地的发展空间是愈来愈大的，他指出，虽然过往的宗教政策时宽时紧，但宽的时间是较多的，关键在于政府实际上并非按本子办事的。他提出了几个原因：第一，内地官员的教育水平正日益上升，更多的大学毕业生进入了宗教部门，因而对宗教抱较开放的态度，对人民的思想更尊重。第二，中国政府制定的宗教条文过于不合理，如十八岁以下人士不可信教，实在难以于法治社会实行。然而，这些条文相当复杂，亦难以于短期内作出修改。第三，事实上，官员对于宗教的违规事件的处理并不严谨，因为必要性根本不大，执行的成本亦很高，因此家庭教会得以发展，尤其于大城市的官员更不愿意处理这方面的事情。梁家麟认为政府当下既怕宗教自由的蔓延会影响政府，又怕加以控制会破坏和谐，极之需要平衡。他认为若能取消三自组织，减低对教会管理的重叠架构，应该可以对教会的结构有正面的影响。他总结，今天的中国正在走「小组教制」，但他期望教会内部能作出改革，从长老制转成会众制。
【重温聚会录影】
（www.christiantimes.org.hk，时代论坛每日快拍，2009.10.28）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