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庆日过后，天主教正义和平委员会主办的次场「建国六十年，中国宗教自由发展」研讨会，已于十月十三日晚上在黄大仙天主教小学举行，吸引了四十多人参与。 大会邀请了基督教协进会执行干事陈剑光博士及圣神研究中心执行秘书林瑞琪博士，为次场研讨会：中国建国后三十年(1979-2009)的宗教自由发展担任讲者。
根据陈剑光亲身的考察，近三十年宗教自由在内地的发展则出现了一个相当含混的状况。首先，他认为要了解宗教自由在中国的情况，必须先了解中国对于人权的解读，「在其他国家，人权是天赋于人的权力，但中国的想法是民权是国家皇恩大赦给人民的，所以国家给多少就多少！」事实上，中共建国六十年至今天，学校仍散播着一个意识形态：宗教是次等的，政高于教是从唐朝以来的实况，两者地位从未平等或逆转。陈剑光又强调，大家要清楚明白，中国容许人民有宗教「信仰」的自由，即思想上的，这并不等于宗教自由。
陈剑光指出，在一九七九年，中国重申宗教政策，所有社会团体都需要支持政府的，包括教会。国家会依法管理宗教政策，但由于内地的立法和司法并不独立，这等于国家对于宗教有最高的法权。然而，他指造成宗教发展自由含混的关键在于宗教法律的实践，虽然政府订立法律，但倚靠地方上的政府实际订出政策解释条文。他曾经探访其中一个内地城市便有四个县政府，结果有四个政策。在他看来，这些政策充满地方特色，相当矛盾、混乱而不明确。另一方面，陈剑光认为宗教在内地的发展往往受到国家的政治取态影响。他说，由于现任的美国驻华大使是摩门教徒，所以摩门教组织能够于上海注册。此外，虽然东正教一直不属于中国宗教信仰政策中的五大宗教，但因着中俄关系，亦能够于大陆发展；一些对政治不利的宗教如妈祖或撤满教等刖则被严密监控。陈剑光形容这是中国特色的宗教政策，基本上无政策可言，对于宗教的定义并不清晰。
说过宗教发展于中国面对的普遍情况后，陈剑光谈到基督教的层面。他指出基督教在内地发展出现一个很吊诡的状况：在仅有的宗教信仰自由下，存在着很多公开的秘密。于一九四九年，新教教徒约有八十万，至一九八二年，已增长至二千五百万，在文革的打压下，信徒的数目仍在增长。陈剑光提出内地现时有三种宗教团体：合法、公开的；非法、地下的以及非合法亦不非法、半公开的，很多教会正是这种半公开的类型。曾经，他到访一所名为迦南的旅馆，但众所周知那是一所神学院。事实上，据陈剑光说，公安平日很少干扰教会活动，只会于大时大节之时才「办事」，被押的牧师支付金额后便能释放，内地的教会对此已相当熟悉。时至今日，政府以和谐社会为国家大前提，但未能独自承受全部的公共开支，故开始让宗教团体参与公共领域的事务，地下的宗教活动变相合法化。不过，政府偏向支持本土宗教（如佛教），多于外来的宗教。
对于天主教于内地的发展，林瑞琪提醒会众，至二○○七年为止，新教教徒比天主教徒的增长多三倍，他笑称在座的天主教徒可以了解一下当中的原因。他延续首场研讨会，再次以政治、社会、人民三个範畴讲述天主教于中国建国后三十年的发展情况。就政治方面，他说，一九八一时，中国政府曾公开批评教宗，却得不到地下人民的和应，这显示了地上地下的分裂状况。后来，政府出钱请天主教的神父进行圣礼，自行委任神父，林瑞琪形容这是一个「收买与利用」的过程。如陈剑光所言，宗教的发展并非由中央直接控制。
社会方面，林瑞琪指出，宗教活动场所的申请需向城市街道办事处申请，所以地方官员才直接控制地方宗教，因而出现多元化的发展空间，非主流的活动因而出现。他举例，一群修女曾于山西煤矿一带开办眼科诊所，由于只需向地方的办事处申请，十分容易，什至后来吸引了一大群女生为了到诊所做工而成为了修女。其实这正冲击了共产主义的主流思想，林瑞琪形容往时正常人是不会做修女或神父的，中国人在共产主义的教育下对宗教十分抗拒，尤其是知识分子。但自八十年代，中国对外进一步开放，国民才发现外国的科学家都有信仰，而开始改变思维。学术界最能体会到这个变化，大学的历史和文学中都加入了关于宗教研究的部分，即使与政府关系极深的人民大学亦把宗教作为独立的科目研究。个人层面方面，林瑞琪鼓励宗教人士应该大胆与政府争取利益，因为政府的目标是安定党内的需要，只要宗教人士坚持，政府为了安定会作出某程度上的妥协，或许不是即时的果效，但能够为后人制造机会。他认为当政治、法制不变时，个人的信心有多大，自由就有多大。邢在争取的过程中会出现冲突，但亦因为自由多了，才有机会讨论。
最后，林瑞琪对于两次关于中国建国六十年，宗教自由发展的会议总结：到底宗教法短期内能否于中国立法呢？他认为未来的三至七年都肯定不会，因为现有的国家宗教政务局管理所有的宗教事，包括立法及释法的权力，内地政府尊重这个制度，掌权者亦绝不会下放权力。
（www.christiantimes.org.hk，时代论坛每日快拍，2009.10.19）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