加尔文一生看重对上帝主权的顺服，身为笃信圣经的牧者，他理解牧职不局限于堂会以内，上帝的荣耀要彰显于整个受造的世界。后人对加尔文的误解，往往是用现今的价值观套用于前人身上，如「政教分离」、「宽容异见」、「接纳多元」等，十六世纪的欧洲版图并非如此。
宗教改革之达成，其中重要的政治因素为若干地方贵族（如苏黎世、日内瓦等） 不满罗马教廷的独揽大权，城市议会支持改革，却同时要面对不少内部矛盾，如大批涌入的法国难民与土生土长的日内瓦人之间；改革派与那些既不要罗马教廷、也不要加尔文等干预的既得利益者。
出身法律背景的加尔文，同时要面对罗马教廷的庞大势力，又要与混乱的日内瓦议会不断斗争，他强调的是「依法治会」与「依法治城」，而此法正是圣经启示的上帝旨意。加尔文本人并非日内瓦的独裁者，他为当时日内瓦议会与教会制定规章制度，坚定而柔和地要确切执行，他个人也要守法与依法办事，这一切要成为后人有法可依的传统。当然，从今人眼光看，如加尔文对若干娱乐行为的禁止，如跳舞、纸牌等，有些匪夷所思；但我们要了解他背后的信念，就是他看这些只求满足私欲的活动为「失控」与「失序」的，有序的社会才是合乎上帝喜悦的世界。我们需要明白加尔文看秩序的重要性等同圣洁，他要确保日内瓦不会陷入激进的宗教改革或重投罗马教廷，「法治精神」正是他要落实于社会及教会之内。
加尔文本人不是主动把一套法规强套在日内瓦，他是应邀以其法律与神学知识，协助当地市议会制定教会法规（不再受罗马教廷辖制）。当加尔文于一五四一年重返日内瓦，他完成《日内瓦教会宪章》。由于加尔文早年师承当时有名望的法律界前辈，所以他能够整理出一套合乎信仰价值又能实践的教会典章。
当时的政治现实，根本不容许加尔文「只手遮天」独断专行，他要不断作出某程度的妥协。如「教会法庭」（Consistory）的组成，由牧师和长老共同负责维持教会的秩序及训导，并以投票方式来作出重要的判决。整个长老制的议会制度，按当时的标准来看，大大提升了信徒的权力，长老们可与牧师们在议会内平起平坐，限制了一直以来圣职主义所助长的牧师权力。加尔文可说是「代议制」的先行者，「加尔文的教会制度是完全民主的共和制的」，说这番话的是来自恩格斯 （《马克思与恩格斯论宗教》）。加尔文本人同样受到议会的约制，他根本不能独揽大权，不断要与日内瓦地方势力斗争，直至一五五五年二月，支持加尔文改革的当选，他才有把握将日内瓦改造为上帝之城。市议会于一五五九年十一月通过一位议员提议，每次市议会邀请牧师读经与代祷；用现今眼光看，自然违反政教分离的原则。一五五九年圣诞日市议会通过接纳加尔文为正式公民身分。
从「教会法庭」与议会的成立起，加尔文就要面对「世俗」与「属灵」权力分配的挑战。如有信徒因不道德行为被逐出教会（被逐出教会在昔日社会差不多等同剥夺了基本公民权），这是由「教会法庭」处理，或是由市议会作的决定？麦格夫于《宗教改革运动思潮》这样评价加尔文：「加尔文不是日内瓦的独裁者，以铁杖来管辖百姓。加尔文什至大部分时间不是日内瓦的公民，因此不能拥有政治的权柄……最终来说，加尔文对日内瓦的影响力，不是基于其正式的法律地位 （这是微不足道的），而是本于其作为传道者与牧者个人颇大的权威。」（157-58页）
这正是本港教牧要思考的，我们如何在世俗化社会内发挥「属灵」影响力？我们怎样宣讲诚信、公义、良善、宽容、勤奋、节制等？教会失掉了影响力不是因为外人的敌对（加尔文时代已有的），或政治形势的不利，乃是我们信徒质素已失掉了福音的内涵？有些教会人士已把福音「工具化」为根本不用为罪悔改、只保证好处的宗教消费品，一旦消费者有任何不满，自然可用完即弃，这说明了大量布道事工不是带来重生得救的信徒，可能是一大堆「自我为主」的假信徒。当今教会最大危机之一，就是失掉了「诚心认罪」又「不断信靠基督」的福音理解。当福音失掉了加尔文或奥古斯丁的内涵，我们只会产生不少销售「另类赎罪券」的所谓福音机构了！（待续）
（转载自香港教会网站。作者为香港教会更新运动总干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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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www.christiantimes.org.hk，时代论坛时代讲场，2009.7.31）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