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五月七日出版的第四十九期《教会智囊》，专题是〈宗教右派：迷思抑现实？〉，当中有不同论者提及对于「宗教右派」及「道德塔利班」等标签的看法；而七月十九日出版的第一一四二期《时代论坛》则有〈罗永生「论尽明光社」：宗教右派是新保守主义〉的报道，当中说及罗永生在一讲座提到「宗教右派」乃「新保守主义」，以及龚立人提到「基督徒参与公共空间讨论的本质」其实会否是一种 「反公共性」。笔者想借本文，从另一角度思想「宗教右派」或「道德塔利班」等定义与标签的问题。
首先，随着六月三日政府宣告拟将《家庭暴力条例》修订为《家庭及同居关系暴力条例》，及把同性同居者列入受这条条例保障的範围内，从而妥善回应各方的意见，我们不妨回想，为何当时有某些团体一方面表示希望同性同居者可受到这条例的保障，及一方面争取须要以修改条例之名称，与及以朝向其条文的修订不该写成为会留下对婚姻定义带来司法覆核之冲击的方法，去修订该条例，又或须要以订立另一条条例的方法，去给予同性同居者同样的保障（注），却会被指斥成「宗教右派」和「道德塔利班」？及为何当时极力反对修改条例名称的团体，现在却说可以接受呢？
（注：见二○○九年一月十五日〈明光社、香港性文化学会就政府建议同性同居者纳入《家庭暴力条例》立场书〉，及笔者留意到这两个团体在其立场书总结前的第四点建议，有明确表示希望政府考虑将《家庭暴力条例》的名称改为《家庭及同居暴力条例》，及从而名正言顺地把同性同居者列入这条条例的受保障範围内，而这方案与政府现时拟把条例名称修改成为《家庭及同居关系暴力条例》的草案是十分相近，及明显是受到社会大众所广泛接纳的。）
如何定义
回看这事，我们不禁要问，究竟「宗教右派」和「道德塔利班」等词可如何定义呢？以手法去定义，还是以立场去定义呢？
笔者在想，若是以手法去定义的话，那么，那些曾极力反对《家庭暴力条例》修改条例名称，并在媒体不断对那些建议修改条例名称之团体的立场和提议先作扭曲，然后予以「宗教右派」和「道德塔利班」等标签大肆抹黑的团体或人士（其中也包括一些具基督教背景的团体或人士），则会是在其宗教的什么派（或什么主义），或及「道」的什么班、「义」的什么高地、「公共性」的什么合（抑或是反）呢？
若是以立场去定义的话，那么，不赞成同性恋、双性恋、同性婚姻的，则是否可说是「宗教右派」或「道德塔利班」呢？又或，认为政府有需检讨和改善《淫亵及不雅物品管制条例》，以及反对某些议员和团体之在起初强烈呼吁要废除这条条例的，是否可说就是「宗教右派」或「道德塔利班」呢？事实上，持有上述立场的人士，确是大有人在大肆地如此指摘他们的。
谁可定义
所以，我们且不禁要问，究竟「宗教右派」和「道德塔利班」等标签的定义，谁可以给、谁不可以给，又或谁可以给最终的定义，且可排除其他人士或群体 （包括要争取同性婚姻立法的同运人士或群体等） 给予的定义呢？
我们或可想像一下，倘若在世界各地向要争取同性婚姻立法的同运人士作一个统计调查，调查当中有百分之几同运人士会赞同指斥任何反对同性恋、双性恋及同性婚姻的人士为若不是「宗教右派」，则是「原教旨主义者」，又或「新保守主义者」，或是「损害教会合一者」，又或是「道德塔利班」、「没爱心」、「恐同」、「反公并性」等等，则结果会是如何呢。笔者相信，这个结果应会是有一面倒的赞同，因为这些受访者都是只限于要争取同性婚姻立法的同运人士；正因如此，对于某些论者，例如有《论尽明光社》的作者张国栋先生等，一方面表示自己是反对同性恋、双性恋、同性婚姻的，但一直不肯说出其反对的原因，而另方面却也指他人乃「宗教右派」、「具道德塔利班情意结」等，则笔者会继续想，究竟张国栋等论者又能否站出来指，那些要争取同性婚姻立法的同运人士并没有可给予「宗教右派」与「道德塔利班」等标签定义的权威，以及他们才是可有定义这些标签和指摘的最终权威呢？他们当然不能。
也正因如此，笔者希望张国栋及其他论者总不要以为自己可一方面说是反对同性恋、双性恋、同性婚姻，但另方面却一直迴避及坚拒说明其反对的背后原因，便能义正词严，及站在正义或道德的高地般，口口声声地论说别人乃「宗教右派」、「具道德塔利班情意结」等，这样只会流于不过是一种「五十步在狠批百步」的自义和可笑而矣， 因为其实当同运人士要争取同性婚姻立法时，他们自会把曾因任何理由反对（或表示反对）同性恋、双性恋、同性婚姻的人士，都说为若不是「宗教右派」，则会是其他于前面有所提及过之标签下的可被指斥人士；至于那些没有说出什么理由或说不出什么理由，而只是表示自己就是反对同性恋、双性恋、同性婚姻的人士，则这些人士不但不会因而便可不落于他们所定义的「宗教右派」或其他于前面有所提及过的标签，而且更可会被看为是根本连为何自己反对同性恋、双性恋和同性婚姻都不知道或都不敢说出来的人士。
总结
最后，究竟谁才有可给「宗教右派」与「道德塔利班」等标签和指斥定义的最终权威呢？笔者相信，谁都没有这个最终的权威，以及笔者留意到，这等标签与指摘且已显露了其可极之流于「我（们）说你是，你就是了」的霸道面貌，例见于上文提及的《家庭及同居暴力条例》建议，及这建议的最终得被显明那根本就是社会大众（且包括那些原先极力反对这个建议，并大肆给予那些建议者该等标签与指摘的团体及人士）所认为可以接受和合适的做法或方向，可见，这等标签与指斥的背后有着其何等的霸道和讽刺。
（http://www.christiantimes.org.hk，时代论坛时代讲场，2009.7.22）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