出版《论尽明光社》一书的Dirty Press，已于六月廿七日假油麻地Kubrick书店举办「论尽明光社——基督教右派vs公民社会」讨论会，由岭南大学文化研究系助理教授罗永生博士（图左）和中文大学崇基学院神学院副教授龚立人博士（图右）剖析宗教右派对社会的发展和影响，有近五十人参加，全场爆满，在满座以后仍有不少人站着旁听。
宗教右派=新保守主义
罗永生博士先从社会学切入讨论这种宗教现象，他表示过往已有不少研讨会讨论过明光社，因此不会集中讨论该会或详谈张国栋的着作《论尽明光社》，而是更广阔地讨论一个更大的概念：宗教右派。首先，他强调宗教右派并非一种对宗教的标签，这是一个早已流通的概念，包含了宗教和政治的意义。他指出一些人认为基督教无左右之分是流于表面的，另一方面，若然只是从信仰内容以左右分别出福音派、灵恩派等则与社会非宗教人士没有太大关系。罗永生定义宗教右派为一项政治工程，对社会文化运动的影响，而基督教在当中占据了较为突出的角色。宗教右派同时于教会内和社会上进行，挑战了传统以国家权力和私人领域建构的公民社会，以宗教模糊了私人和公共性。他说：「宗教右派背后其实是一种新保守主义。」
据罗永生所言，这种新保守主义目的为调整社会上的道德文化，主要关于性、身体、生活方式如同性恋、堕落（以美国为例子）等等，把私人道德问题广泛政治化。他笑言，近来香港也作出补充：「即使粗口也变成他们相当关注的问题。」
他以美国为例举列了这种新保守主义的特点：
第一，他们的保守立场会争取于公众领域展现，化成社会运动。第二，他们把宗教立场与政治界线模糊化，结合了宗教和政治的空间和仪式。在香港也有类似的情况，如香港高官出席大型祷告会，要求信众为高官祈祷。这种现象未必只出现于家暴或淫审等条例争议期间，而是默默地改变了香港的政治面貌。新保守主义是以政治和权力来实现的文化保守主义，因此乃透过参政、获取政权来把宗教渗透于公共政策上。然而，他同时指出政治亦利用这种保守主义来推动政策，巩固政治权力。
罗永生认为不少人把这种宗教右派和基要派纯粹以文字（literalism）解读圣经的传统混为一谈。其实文化保守的推动者往往为达成目的而选择性地（selective literalism）解读圣经，修正宗教规範。基要派强调宗教与政治必须分开，相反，宗教右派有时为了与其他宗教政治结盟而不提圣经。
最后，他解释香港出现文化保守主义的本土因素与当权者的需要有关，「大家看，胡锦涛这几年说来说去也是和谐，和谐社会中利用宗教是相当清楚的，这是一个大气候；另一个是香港的小气候，与九七前的信心危机和九七后的管治危机有关，这些都让香港多年来存在着的右翼尝试凝聚起来。」自○三年大游行后，基督教界便把香港政治的危局重新演绎为作文化衡突如世俗主义霸权，从而以道德保守来挽救局面。
基督教参与社会事务=反公共性？
龚立人以神学分析基督教群体参与公民社会的慨况。他观察到近年基督徒参与社会事务上升，从好处看，基督徒群体不再把属灵和属世分成二元对立的世界。但他提出一个值得留意的关键问题：基督徒参与公共空间讨论的本质其实会否是一种反公共性？他以三点解释这个反公共性的意义。
首先，当现代社会的公共事务不再跟据圣经建立时，基督教的参与是为了把其价值放到世界，要求公共世界跟随，这便是一种反公共性。如改革教会时代，加尔文神学思想反映了政府最重要的责任是协助传播基督教教义。
其次，基督教会强调以理性立论参与社会讨论，但当遇上敏感议题时便如罗永生所言作出选择性的解读，用理性却不被理性批判，即没有批判自己的信仰理念是否合理。龚立人强调他并非讨论基督教的内容是否一定需要符合理性的要求，「我自己很认同基督教的信仰是讲启示的信仰，可以不需要（理性）啊！但若果不需要，就应该拿出勇气和理性反抗。」他以陈日君为例，当他面对同性恋的问题时，他按教会传统认为这是不对的，亦不需要很多证据反驳。龚立人提醒当基督教滥用理性作为反公共性时，可能同时反了自己的宗教，使启示需要理性化包装才能显出。
第三，当教会参与公共社会时，其实只维持了某一类的社会现象，其中以家庭和性为主，如罗永生所言的保守的文化价值，而这正是因为与某些团体背后的利益关系。他们相对少关心贫穷、资本主义的贪婪，因为这样会伤害支持他们的团体的利益。由以上三点可见，基督教参与公共事务并非等于真正把信仰和社会生活结合。
龚立人再尝试谈论当下的香港议题。当陈日君参与社会议题时同样受到许多批评，如郑国汉、梁美芬批评陈日君以宗教干预政治；但《苹果日报》则形容陈为「香港良知」；当明光社参与议论时又会受到批评。他以两个案例说明基督徒要明白现时香港公共空间的状态从而建构参与社会事务时的方向：一、以世俗化看宗教已不再适用，宗教正在参与社会，像明光社、陈日君等都以现代社会语境来参与社会和动员方法。二、当基督教团体面对批评时，大家要想想什么是公共与私人。据Anthony Giddens而言，当界定公与私时，已指向了一种控制性。例如当有人提出：「陈日君不可参与政治」，其实已控制了宗教活动範围。除此以外，大家不应只顾批评陈日君或明光社的做法，而要将焦点放回背后更大的政治力量，可能正主动地利用宗教。
最后，他提出公共空间是否可以共同制造呢？他引用一篇明光社的文章提到要在公共空间争取话语权，这是一种很战略性的格局，令人担心的。他认为基督徒群体应参与公共空间时，应考虑以灵性作为基础，有他者、有和平、慈悲的生命力。他又提醒策略很重要，如何推动理念，当中包括妥协。另外，是与传媒的关系，传媒不断在Framing（构框），例如明光社被传媒定性为宗教右派，因此基督徒要清楚如何frame自己。
（www.christiantimes.org.hk，时代论坛每日快拍，2009.6.30）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