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礼仪师の奏鸣曲》借着「送别先人的礼仪师」这份一般人不为接受的工作，去重塑我们被死亡这种绝对暴力所摧毁的，作为人的尊严。可惜，这淡淡的奏鸣曲似乎在香港，至少在这里的基督教会，奏不响。
仪式，很昂贵
我们都喜爱仪式，同样我们都讨厌仪式。我们生活在现代的有机社会（Organic Society） 之中，神圣与世俗绝对二分。我们都惯于或「被迫」过着一种推崇个人的生活模式。然而我们都渴望神圣，或者至少表现得神圣。正如社会学大师涂尔干（Émile Durkheim）所言，人为了追求一种神圣的状态，于是借着定期举办节庆活动与特殊节日，去聚集各自生活的人，透过反覆的仪式举动，期望唤醒大家的集体情感，共同达到神圣状态。
但是我们又知道仪式是很昂贵的，而她昂贵之处大家都明白：要预备地方去容纳一班群众、使用人力资源去进行仪式，例如司事、司琴和欢迎队、讲员要用数天时间去预备讲章等等。如果遇上圣餐仪式就更费周章，除了准备圣餐酒和饼之外，司琴要额外花时间练习圣餐的进行曲，更要征召襄礼团队去运作圣餐仪式。终于我们招集了一大班人，包括一大堆中产专业人士，花时间去教堂而导致社会损失了大半天的生产力。
然而上述一切都是没有资本效益的。
于是，消极的处理方式可以是将仪式矮化以减低消费；司琴的造诣不够不要紧，有一些类似钢琴的声音就可以了、讲道的内容空泛，但是既然是刚出道的讲员，大家应该对他／她包容一点，最紧要这是不收费的义务工作、司事人员无故失约没有出席事奉，也不能太怪责事务繁忙的他／她，况且教牧同工也忙得不可开交，实在很难抽出资源，去了解或训斥司事失约这些不大不小的事情，不如让其不了了之反而是较为合乎经济效益的处理方法。或者可以积极一点，既然要平衡仪式的高消费，我们就为她制造额外的价值﹔教会执事的岗位不是随便委派出去的，必须是对教会有贡献才会得到考虑。但是什么才算是贡献呢？奉献巨额支持教会购置新物业的商人弟兄与默默地去关怀贫困人士的小姊妹，谁的贡献大呢？为了确保讲台的神圣和尊严，教牧以外的讲员都是经相当严谨的挑选。通常是专业人士，例如医生、律师、博士什至警司才可以当选。但是为什么专业的巴士司机、专业的建筑工人和专业的家庭主妇却不在考虑之列呢？为什么现在教会的仪式和事奉，会经历类似马克思所提出资本主义社会的「异化」（Alienation）：即是将劳动化约为市场上待价而沽的商品。而我们基督教群体就将原本庄严神圣的事物化约成可被追逐的荣耀？
建立尊严，要自甘低微
电影中主角因为从事要接触遗体的工作，朋友什至太太都将他视为不洁。有遗属更以礼仪师这份工作去咒诅别人终生都要从事这种「低微」、「下贱」的干活。同时，不论是已经腐烂发臭的老婆婆遗体，抑或是男儿身，女儿心的死者，礼仪师都尽力为他／她们修饰，让逝世者有尊严地与在世者告别。身为服侍者愿意自甘低微，致力重建别人应有的尊严，叫人想起为门徒洗脚的耶稣基督。为别人洗脚，应该是仆人为主人，门徒为老师干的粗活。但是耶稣基督身教了门徒惟有自甘低微，才懂得看重别人作为人的价值。而且不论最亲近的门徒，什至是出卖自己的叛徒，在耶稣基督眼中都看为平等，同样应该享有作为人的尊严。
遗憾的是，自甘低微和建立尊严同样是十分昂贵的。既然我们付出了相当代价才能在社会议题上争取到一定的议价能力，理所当然的要站在道德高地上指出别人的错误，因为他们都没有遵从我们所相信的「基督的真理」，即使过程中可能无可避免地干犯了别人的尊严。正如在早前《家暴条例》修订争议中，我们认为社会人士都应该跟从基督教高尚的道德尺规，即使明明有人每天都可能要生活在同性伴侣的暴力威胁之下，都没有商榷的馀地。或许我们当中有人隐约窥视到事件中语言暴力的影子，但是我们都选择沉默。因为我们情愿安全地站在别人为我们建筑的高台之上，俯瞰「低微」和「尊严」在世俗之间漂泊游荡。
电影播放之际，身边坐着一位「港男」，喋喋不休地和女伴讨论剧情。不过后来也安静下来，因为他被电影感动得饮泣。我不禁想，何时基督教会所进行的仪式，又或者她愿意自卑去承担他人的尊严，会令我这个唠叨的人簌簌落泪，我茫然。
（作者是中文大学社会学系文学硕士毕业生。分题为编者所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