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河殇》是中央电视台制作，一九八八年六月首播，主要由一班学者参与制作，播出后反应奇佳，引起广泛及激烈讨论，当中毁誉参半，后「央视」再度播放，各大报竞相转载其解说词。当时《河殇》引起的迴响，可想而知！不单国内，就算在香港、台湾及其他地区，都被《河殇》所吸引！
《河殇》的成功，自然得力于幕后的创作群：总撰稿人：苏晓康、王鲁湘，其他撰稿人：张纲、谢选骏、远志明，顾问：金观涛、厉以宁，导演：夏骏。不过，「六四」后，大部分人被通缉。有几位被捕入狱，一些则逃亡国外，其中远志明成为基督徒。以上那些名字，你可能不太熟悉，但如果你了解二十年前的中国学术界，就知道他们都是当时什具影响力的人物。
《河殇》的「河」是代表黄河，黄河是中华民族的象征；「殇」是代表死亡。撰稿人想用《河殇》去探讨整个中国文化的困局与出路。苏晓康说这是「对民族历史、文明、命运的全面思考」，而远志明则说这是「严厉的自我批判」。
大家观看《河殇》时，会发现一个强烈的诉求：中国文化是需要改革的，因为中国文化面对很多问题，他们对中国文化更新的关心，关系到整个中国大陆的改革开放。中国在一九七九年开始改革开放，经过十年，许多知识分子观察到一些问题和限制，于是尝试把改革十年的困难，置于几千年的中国文化的处境去作反省。
《河殇》播出后，正面的意见认为可以令他们反思中华民族的前途，特别吸引了很多青年学生的关注。负面的评价则指《河殇》为「历史及民族虚无主义」，将整个中国文化全盘否定。「六四」后，官方进一步批评为宣传「资产阶级自由化」，因此创作群受「六四」牵连，先后出国，仅厉以宁及王鲁湘留在国内。一方面，我们可以看到《河殇》与「六四」间的连系，另方面，《河殇》又反映七八至八九年间知识份子对于改革的诉求。
这种改革的诉求，又跟八十年代中国大陆的「文化热」息息相关。所谓「文化热」，即中国知识份子对中国文化前途的探索──中国文化究竟有没有出路？如何新中国的文化？这些讨论，是否只是一些知识分子在闭门造车呢？其实，这是「文化大革命」后中国知识分子把中国社会许多现实问题，置于思想文化的角度来重新思考。总括来说，这些思考带有强烈的批判性，他们觉得中国文化发展停滞不前的关键，在于传统文化的包袱。
综观「文化热」的不同思想流派，包括全盘西化、儒学复兴、基督教文化、传统的现代转化等等。他们有很多检讨，而且将重点都放在「中国文化」的前景与出路。
如果我们把《河殇》套入上述思潮脉络，可见其表达出全盘西化的倾向。创作群认为中国最后要走向「蔚蓝色的大海」，意思即是西化改革的方向。一方面，他们体会到改革开放以来衍生的许多问题，另方面，又逼切地希望实现「四个现代化」。套用苏晓康的说法，他们带着「现代化后来者的焦虑」，觉得中国的现代化比西方落后很多，这种落后感逼使他们不停思想如何可以令国家成功改革。同时，这种焦虑又反映他们对共产主义失去信心，对传统文化失去信心。因此，将中国传统文化与社会主义现实视作不可分割的批判对象。
《河殇》清楚地对中国三种传统文化符号作批判，就是「龙」、「黄河」和「长城」。我们经常都听到中国人常自称「龙的传人」，「黄河之子」等等。《河殇》里，我们看到他们在不断问一个很重要的问题︰「龙，这可敬又可怕的古老偶像，曾经凝聚了我们祖先的多少恶梦，难道我们还要用它来凝聚我们今天的悲凉和怀旧之情吗？」他们又认为对「龙」的崇拜，与对「黄河」的崇拜也一样分不开的，借着批判「龙」，同时批判「黄河」，这条大河怎样塑造中国人的民族性格，又批判它怎样历史地规定了中国文明的命运。他们问︰「你们为什么那么眷恋大陆，始终不能超越土地的限制走向大海呢？」
「长城」也受到他们的批判，有说「不到长城非好汉」，中国人一向赞叹「长城」的伟大。但《河殇》将「长城」视为封闭的代表。「长城就把这个宁静的、熟透了的农耕文明紧紧地包裹起来」，又说：「假使长城会说话，它一定会老老实实告诉华夏子孙们，它是由历史的命运所铸造的一座巨大的悲剧纪念碑。它无法代表强大、进取和荣光，它只代表着封闭、保守、无能的防御和怯弱的不出击。……呵，长城，我们为什么还要讴歌你呢？」
因此，《河殇》将三种象征作为一个封闭的符号，以「龙」、「黄河」和「长城」带出历史的限制。其实有一个历史命定在当中，以致中国百多年的内忧外患，也导致共产党统政后所产生的悲剧，特别是「文化大革命」。
他们提出，中国改革开放和现代化的先决条件，就是批判「龙」、「黄河」和「长城」背后的文化素质和传统根源。否则历史的问题只会重覆又重覆地恶性循环下去。「巨大的文化财产变成了巨大的文化包袱，巨大的文化优越感变成了巨大的文化罪感，这不能不说是中国现代化进程中的一个巨大心理障碍。」唯有在文化层面对传统作出全面批评和否定。迎向大海，中国才有文明和出路。
这种对传统文化的批判，其实也间接地表达他们对现实的不满。例如，他们举刘少奇作例子，一位国家主席在「文化大革命」中，竟然在没有任何法律程序下被批斗而死，「当法律不能保护一个普通公民的时候，它最终也保护不了一个共和国主席。……如果中国的社会结构不更新，中国的政治、经济、文化以至观念不现代化，谁能保证悲剧不会重演呢？」又指出︰「腐败的制度所导致的必然失败，并不能靠技术来挽救。」
《河殇》这种借批判中国文化来探索文化出路的努力，其实跟一九一九年「五四运动」前的「新文化运动」有许多很相似之处。有学者形容「新文化运动」是中国的「启蒙运动」，旨在破旧立新，批判中国旧有文化。他们把所针对的现实危机，置于更深的层次去反省，企图在思想、观念和文化上带来改变，希望借着西方文化来更新守旧的传统。只要旧有中国文化被否定，要走向「蔚蓝色」，流向大海就是出路。
研究「新文化运动」的学者指出，「五四运动」的发生，标志着「救亡压倒启蒙」。同样，二十年前的「文化热」，亦引申了八九年的民主运动。随着政府镇压民主运动，整个思想文化的讨论空间亦被窒息，「文化热」遂无疾而终。
今天中国大陆的学术界，虽然已摆脱学术上的封闭及教条，但却没法再现类似二十年前的「文化热」氛围。二十年前的中国知识份子，在忧患意识和危机意识的驱使下，积极探讨中国文化往何处去。一九八九年，正值「五四」七十周年，中共建国四十周年，改革开放十周年，知识分子借着《河殇》表达「中国现代化及改革的呼喊」。毋庸置疑，《河殇》进一步刺激了知识分子对改革的诉求，成为八九民主运动重要的思想背景。在六四二十周年之际，回顾及认识《河殇》所反映的时代精神，是饶具历史意义的。
（作者为香港中文大学崇基神学院副教授。本文为作者于四月廿六日在六四廿周年影像分享会──《河殇》〔上〕之影前分享。原文由基督教善乐堂整理，后经作者润饰，标题为本刊编者所加。该影像分享会由基督教善乐堂和《时代论坛》合办。）
（http://www.christiantimes.org.hk，时代论坛时代讲场，2009.6.1）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