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徒之前于《明报》〈为什么我不是基督徒〉和〈家庭，家庭，多少罪恶假汝之名？〉文章中指出近年有关同性恋的争议是一场「文化战争」，他批评宗教及保守人士开展这场所谓「圣战」。其实有关争议是否文化战争本身已是十分商榷。就算真是一场文化战争，发动战争的人亦是同运及性解放团体，他们过去一直尝试透过改变法律来改变社会的传统价值文化，令社会一步步迈向将同性婚姻／家庭及领养等成为社会的制度。宗教、教育及家长团体近期的行动都只是希望维持现有制度，维护一夫一妻的婚姻价值，这又何来「开展」「圣战」？其实，近来有说这现象是美国进口的「宗教右派」，倒不如说，性解放运动和左派思想已随着经济和文化优势向全球各地征伐，香港也从美加进口了性革命运动，进而激发香港支持家庭价值人士的政治回应。
安徒断言维家人士的「粗滥地动员对法例一知半解的平信徒」，什至是「诉诸恐惧而非冷静政策分析的政治动员」，又批评维家人士「把这套未经解释的所谓『家庭价值』论述，和『男女异性』的婚姻制度困绑在一起」，但他没有提出理据。他抽离上文下理，只引述个别人士的说话，对明光社及性文化学会过去的文章及所提出的理据只字不提，其实过去性文化学会和明光社已写过大量有关家庭价值的文章，阐释他们的观点，其中有一篇正是关启文所写的〈超越左中右的家庭价值：理论基础与当代争辩〉http://www.scs.org.hk/publish/newsletter0611/0611_02.php，另有其他文章讨论有关议题。可见，安徒的批评不单是以偏盖全，根本就是歪曲事实。
安徒第一个思考谬误：乞求论证
其实苏颖智和蔡永球所表达的意见，虽被安徒评为不理性，但并非真的毫无道理。安徒批评苏颖智「牛头不搭马咀」地把家暴法修改扯到爱滋病增加，不过苏颖智于公听会上只有三分钟时间，可能未能详尽陈述他的理据。苏颖智于其他场合有更详细地分享他过去的经历，他过去关心的同性恋者中不少的确受到爱滋病缠扰，而事实上我们可以看见自从肛交非刑事化之后，同性性接触感染爱滋病的情况是有恶化趋势，以同性恋者约2%人口来说，男性透过同性性接触每季所感染的个案竟与异性性接触相约，可见男男同性性接触感染爱滋病的比率是比一般性接触高出数十部，所以每季衞生署公布爱滋病感染人数很多时都会于报章上看到「衞生署发现透过同性性接触感染爱滋病病毒的本港男性数目有上升趋势」、「男性透过同性性接触感染爱滋病病毒的情况令人关注」等警告，可见假如这条例会进一步肯定同性恋行为及价值的话，苏颖智的忧虑并非完全没有道理。
当然，安徒可以反对苏颖智的论点，提出理据反驳，例如：安徒大可以批评苏颖智的论证带有不当预设云云。可惜安徒没有提出任何理据，只批评他「牛头不搭马咀」、「语无伦次」，这又是什么理性的讨论？这其实只是人身攻击。
另外，维家人士所担心的，就是《家庭暴力条例》若果加入同性伴侣，而条例又没有改名，法律是会直接改变了家庭于法律中的定义，故此蔡永球讲述法律会引致父母的性别观念混淆并非没有道理，安徒又再没有提出反驳理据下，只批评「以掩饰自己探讨「家暴法」本身的无知与力有不逮…不如说只是表达了一种恐慌、焦虑和狂躁」。安徒的批评是犯了「乞求论证」谬误（Begging the question）。综观安徒数千字文章对维家人士作出不少批评，但什少直接反驳维家人士的理据，大部份在未有提出理据下断言对方「却难掩内里的辞穷理屈，底子薄弱」，尽情将异见人士扣上「诉诸恐惧」的帽子，将之妖魔化；这种自己不理性还要批评别人不理性的表现，实在叫人感到矛盾。
安徒第二个思考谬误：双重标准
试问如果香港政府于没有回应民主派的理据下，将所有反廿三条的意见和行动批评为「粗滥地动员对法例一知半解的市民」、「诉诸恐惧的政治动员」，是「激进好战」，安徒是否能够接受？
为何会提及廿三条呢？因为支持家庭价值人士当中，不少过去亦是参与和推动民主运动、反对廿三条，他们今天反对性解放、同性恋运动，其实都与推动民主运动一样，出于同一的行动方式及理由（都是作为一个社会公民，就政策表达意见），难到所有上街反对廿三条的市民都是对廿三条的复杂性全然了解？按我观察，支持家庭价值人士的公民质素和意见，绝不逊色于参与民主运动的市民，他们都是以和平手段表达意见，他们的行动亦远不比同运团体的行动及维护天星码头的人士用铁炼将自己捆绑在码头般激烈，亦没有像同运团体般于同志游行间大跳脱衣舞，他们亦没有挷纱布、淋血浆；但遍遍因着反对性解放、同性恋运动却被批评为「诉诸恐惧」、「激进好战」，受到种种抹黑，为何有如此的双重标准?（进一步讨论可参考：「家庭价值」FAQ，问题６http://www.scs.org.hk/publish/2008_09a.php#Q6）
安徒第三个思考谬误：错误二分
安徒承认「家庭危机的存在」，但他批评维家人士将同性恋视为「家庭危机的万恶根源」。其实安徒的批评不单是击打稻草人，亦陷入了「错误二分」的谬误（False Dichotomy）。对于维家人士来说，性解放思想及其他因素两者间对家庭制度的影响并非「非此即彼」。维家人士并不否认家庭危机有其他因素影响，从没有将同性恋视为「家庭危机的万恶根源」。其次，就算现今的「家庭危机」并非因同性恋文化而起，亦不代表同性恋文化不会进一步对家庭价值造成伤害。（由于篇幅有限，进一步讨论可参考：「家庭价值」FAQ，问题12 http://www.scs.org.hk/publish/2008_09a.php#Q12；〈维护家庭=道德主义？──回应明婉仪〉http://christiantimes.org.hk/Common/Reader/News/ShowNews.jsp?Nid=49890&Pid=2&Version=1105&Cid=641&Charset=big5_hkscs）
自由啊！自由！多少罪恶假汝之名而行！
就基督教而言，神学家Stanley Hauerwas曾经讲过，过去福音派忽略社关，自由派就批评教会只懂传福音，忽略关心社会，忽略先知的位份，今天福音派于参与社会政策讨论，自由派反过来就批评宗教过度参与社会，又说什么政教分离云云。当陈日君枢机呼吁教徒七一上街的时候自由派人士拍掌欢呼，当陈枢机呼吁反同性恋价值的时候却被人批评将宗教价值强加在社会上。其实我看不到维家人士的行动模式与过去的民主运动的方法上有什么不同，最大的不同就是维家人士所表达的意见与自由派人士不同，是自由派所容不下的。这只再一次反映自由派人士的相重标准。
十八世纪法国大革命提倡自由、平等、博爱，可是最终，那些不合乎那些革命分子的「自由」、「平等」意识的人，却被逐一送上断头臺，当时罗兰夫人（Jeanne Marie Roland）临上断头臺前疾呼：「自由啊！自由！多少罪恶假汝之名而行！」（O Liberty, what crimes are committed in thy name!），安徒只选择性地提出后面那句，却忘记了这句说话的历史教训。
（http://www.christiantimes.org.hk，时代论坛时代讲场，2009.2.18）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