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婉仪在〈中秋节谈《家好月圆》〉〔下称「明文」〕中提出「《溏心风暴之家好月圆》是主流电视文化对八月六日〈维护家庭宣言〉很含蓄的反驳。」，并特别就笔者的《我们提倡开明的家庭价值──回应杜振豪的质疑》一文〔下称「关文」〕 <http://www.sexculture.
org.hk/declaration/080820_familyvalue.pdf>）提出好些批评，（见《时代论坛》○八年九月十四日）我基本上没看过《家好月圆》，所以不能就着她提到的情节回应，就我所理解，她的主要批评是我们这些「维护家庭」的人犯了道德主义的毛病，因而不能理解和帮助有血有肉且复杂的家庭，而且也对多元的家庭形式构成压力什或危害。我细心阅读明文后，有不少困惑的感觉，因为不少她批评的，也是我反对的，而不少她提倡的，也是我赞成的。为了清除不必要的误解，我首先清楚指出我们同意的地方，然后再就着一些分歧作出回应。虽然我们的观点不尽相同，但我认为明文提出很多发人深省的问题，值得社会和教会细心聆听。
我赞同明婉仪的地方
我同意「个人建立和维系家庭（doing family）的努力和面对的挑战，远比单单维护一男一女、一夫一妻的婚姻制度复杂，家庭的凝聚和个别成员的发展是众多人为和非人为结构因素的偶然成果。」明文认为以下情况是不应该出现的：「当婚姻出现问题（无论谁对谁错）离或合的个人决定，被其他人当为他们理应「关注」的道德问题，当事人不足为外人道的私隐变成所有弟兄姊妹的谈资，夫妻间的伤痕和挣扎没有人关怀。」我也同意，在「关注」别人的婚姻时，一定要尊重别人私隐，不应随意指指点点、说三道四。
明文说：「在家庭和婚姻这範畴，个人只是人际互动和社会价值里面不能完全自主的一个单元。」其实关文已明言：「我们相信任何社会重大改变通常都有多重因素：制度、法律和文化等，西方的家庭危机自然有很多制度和社会结构上的成因。」这些「制度和社会结构上的成因」当然不会轻易因着个人的意志而转移。所以明文说我「假设……人要为自己一切的行为和遭遇负上道德责任」，并非我的想法，而且我从未说过类似的话。要人为自己的遭遇负上道德责任，我认为是相当不合理的，除非那些遭遇是自招的。至于人要为自己的行为负上道德责任，则当那些行为是有意识、自主和没有胁迫成分的情况下，应大体是合理的。
明文亦说：「我不认同将同性恋看成是神特别憎恶、不可饶恕的罪，更反对将同性恋议题作为界定其他基督徒是否弟兄姊妹的标准。」我们其实也曾表达类似看法，如在《是非曲直》（二○○○，第五章）我说：「我虽然不接受……同志神学，但我也认为传统的看法须要反省：
（1）过分将同性恋单独地视为弥天大罪，也不符合圣经，圣经论到同性恋行为，都只是将它列为众多罪行其中之一。所多玛和俄摩拉的罪行，圣经说得最清楚的，不是同性恋，而是社会的不公义！……
（2）要区别同性恋倾向与同性恋行为，前者无论是先天或后天，很多时都不是同性恋者去选择的，有同性恋倾向本身不是罪过。
（3）要区别对「行为本身」与对「行动者」的道德判断，…… 若某行动者是在不能自已的情况下作的（如偷盗狂），那对她/他作道德判断是没多大意思的。
（4） 也应反省过分简化的道德範畴，如罪与义的二分法，和过分禁忌的态度，如不正视信徒有血有肉的性挣扎。」
我引这些话是表明我以上对明文的赞同，不是临时虚构出来的，而是我一贯且公开的立场。以上的话也反映我同意在作道德判断时，要小心谨慎且要考虑当时人的处境和挣扎。此外，在香港性文化学会的「反对「性倾向歧视」立法特刊」中（二○○五年五月），我们说：「我们在这里呼吁…… 以爱心和宽容对待性小众。我们也当体谅了解教会内不认同我们立场的弟兄姊妹。我们绝不赞成强逼弟兄姊妹就SODO（即性倾向歧视条例）表态，更不应把对SODO的立场简化为审查信仰的指标（SODO始终是复杂的问题，但堂会当然亦可表达集体立场）。」
所以我也同意明文对道德主义的批评：「否定道德主义不表示没有道德信念，只不过不将所有问题归类成道德问题。…… 道德主义的缺陷是看不到价值之间常有的冲突和道德两难，以及人生的悲怆性。…… 道德主义者有不想见到悲剧重演的善良愿望，但却没有面对悲剧的成熟和勇气。…… 婚姻充满风险和危机，……道德主义者以为大声疾呼就可以不用冒险，只想要婚姻和家庭最大的好处，最好避免付痛苦什至失败的代价，是自欺欺人。」例如我在一系列「基督教世界观」的讲座里也提到伦理的问题，我就批评绝对义务论忽略了「不同责任的冲突（道德两难）」，和「有过分僵化、不敏感、判官心态的危机。」而且我也强调道德抉择的困难：「有灰色地带…… 接受有道德困惑，这是堕落了的世界，在困难的抉择过程中学习敏锐、谦卑…… 若作错抉择…… 不用过份内疚。」（见讲座MP3的笔记）我从没否认道德抉择也是要冒险的，家庭亦然。
我也反对道德主义，我近期就清楚表明：「道德主义的确有不少弊端，提倡道德者应多加自省：我们会否把文化的相对标准或自我的喜好绝对化呢？我们应用道德标准时会否过于律法主义，忽略了具体情况和处境呢？我们会否只狭窄且单一地考虑单一道德标准呢？我们作道德判断时会否虚伪、自义和不体恤别人呢？我们会否只关注「道德」，但对大是大非的不公义却不理会呢？我们会否只懂从道德的角度看事物，而忽略了更重要的成因（如经济或社会因素）呢？」（〈从艺人欲照透视反道德主义〉，《时代论坛》○八年四月廿七日。编按：只限订户，须先登入。）我什至在一讲座中谈到道德主义的「七宗罪」。
明文把我定性为道德主义者，似乎是误解，然而明婉仪或许可以说：「关启文虽然口上是说不赞同道德主义，但若看他的家庭论述的内容和所反映的态度，他实际上仍然犯了道德主义的毛病。」我下面解释这种看法仍是有点武断。
我不是道德主义者
明文是如何推论出我是道德主义者呢？她先引述关文的一段话：「反对任何人在不需要的状况下，故意产生或鼓励单亲家庭的出现」。然后就下判断：「这是一种道德主义，以为自己有资格去解剖一段失败的婚姻，然后裁定它的死因是否『不需要』、是否『故意』、是否属于失德。」我并不认同这样的判断，因为这里忽略了「标准本身」和「如何在具体情况应用标准」是有分别的。
以公义战争（just war）的争议做比方，这种立场是要在两种极端立场中找平衡点，一方是绝对的和平主义，反对在任何情况下发动战争；另一方是有犬儒味道的非道德主义，它认为战争本来就是赤裸裸的生死斗争，强权就是公理，任何道德判断和分野都是无意义的。这就是「窃钩者诛，窃国者候。」然而公义战争论认为还是要区分那些战争是较合法、那些是不太合法的，于是提出一些标准，如开战的目标一定要是公正的，而且战争的手段没有使用不需要的武力等等。很多人批评这些标准是模糊的，争议又延伸到什么目标是公正，和那些武力手段是不需要云云。提倡者也承认在实际的战争中，有太多因素和灰色地带，所以不一定能在每个情况下清晰的判断，然而他们坚持某程度的判断是需要和有时是可行的。为什么有需要？因为两极的立场更明显不合理，和平主义太不切实际，而非道德主义则会纵容了独裁者发动的不义之战（如明显的侵略和大规模屠杀）。
其实我们从未否认家庭问题的复杂性，也不认为就着有血有肉的案例，我们「有资格去解剖一段失败的婚姻，然后裁定它的死因是否「不需要」、是否「故意」、是否属于失德。」并对别人指指点点，这些从来都不是我们打算做的事。关文只是一篇回应文章，就着别人的指控作点纲领式的回应，不能所有问题都提到。谢谢明文的批评，让我们可以进一步澄清立场。其实关文的说法是这样的：「配偶可能去世，也可能背弃、抛弃什或虐待其伴侣，在这些情况下产生的单亲家庭是可以预期的。我们只是反对任何人在不需要的状况下，故意产生或鼓励单亲家庭的出现，所以我们反对不忠的行为或作别人第三者，反对离弃或忽略配偶或孩子，反对家庭暴力。」
面对复杂的家庭问题，我们仍然提出一个立场，也是因为要避免两个极端，一方面是绝对的道德主义，它不作区分就把所有单亲家庭定性为有道德问题，这就忽略了例如有些情况是因为丈夫离弃妻子，才产生单亲家庭，更要命的是在这种情况，这些道德主义者还可能怪责受害人（妻子），或对她施加不必要的压力。另一个极端是把家庭问题全面非道德化：这些是私人、复杂的事情，所以是不可以加道德判断的。我们当然承认在实际的案例中，往往有太多不能事先列明的因素和灰色地带，所以不一定能下清晰的判断，然而由此推论到「任何情况都不能作任何形式的判断」却是没有需要的。
例如当妻子已对丈夫和孩子百般爱护，又从未作出对不起家庭的行为，但丈夫只是因为情欲驱动，在外面花天酒地，长年不回家，不肯供养妻儿的生活，什至对她们拳打脚踼，最后导致离婚和单亲家庭的出现。我就认为这丈夫的行为是不对的，在这种情况下也害怕下判断恐怕矫枉过正吧？事实上，那妻子应该也会下这道德判断，她也会欢迎别人认同她的判断吧？难道她希望她的好朋友告诉她：「家庭问题太复杂了，我认为不能对妳丈夫的行为下任何判断。」我认为在道德问题上，要同时避免两种极端：一，忽略具体情况和处境，太快和太武断地下道德判断；二，当情况已相当清晰时，我们因为有不堕入道德主义陷阱的善良愿望，或没有面对错误抉择可能性的成熟和勇气，于是就拒绝作出道德判断。
我不是指控明婉仪走向另一个极端，因为我还未完全把握她的立场，或许我们的分歧不在基本的框架，只是因为道德判断由非常清晰到相对清晰到灰色地带本就是一个连续的光谱，或许我们只是不同意某些家庭问题在这光谱的位置而已。事实上明文也作出某些道德判断，例如说「难道Jo饱不知道自己错？」这些问题双方都可进一步澄清，以上分析主要是说明，不能因为我们在家庭问题上有一定立场和会在一些情况下作道德判断，就推论到我们是道德主义者。
明文另一个关注的问题是接纳，她说：「关博士往往将接纳等同认同、姑息、鼓励，那么他的「反对」又意味什么？」此外，「家庭里面最需要的就是接纳，包括接纳家人的错……，但关博士维护家庭的道德论述令这种彼此接纳变得更艰难。」我想明婉仪可能低估了我可以接纳的东西，例如我不赞成「讲粗口」，但我有一个朋友和我聊天时每句话都不离「三字经」，但我们仍然可以相谈什欢，我从不「纠正」他。多年前在英国，有一次一位基督徒女大学生问我，她在宿舍碰到一个男生，后来才发现是同性恋者，不知应怎样对待他？我就回答：「就像你以前，当他是朋友那样对待他吧！」有一对夫妇是我的朋友，他们发现儿子有同性恋倾向，问我应如何处理？我说：「我虽然不赞同同性性行为（你们也同意），但我认为你首先要向儿子表明：无论他现在或张来如何，你们都会爱他、接纳他，他都是你们的儿子！这个关系是永远不会改变的。」
我不肯定明文对我的理解从何而来，但不斟酌这问题了，让我澄清：我认为接纳一个人不等同赞同或鼓励他的某些行为，当我反对或不鼓励某些行为A时，这并不意味我们不应接纳作A的人。作为基督徒，我认同「要对人无条件接纳和爱」的理想（当然实践不是容易的），不能因为某些人的信念和行为是我们不赞同的，就否定他的尊严和基本权利，或对他采取敌视的态度等等。我完全同意「家庭里面最需要的就是接纳」，这也是我所提倡的家庭价值的内涵，只是我不明白为何我「维护家庭的道德论述令这种彼此接纳变得更艰难。」首先上面已解释，我们的价值理想不是用来随意对别人或家人作道德判断的，此外，任何道德论述都有可能令彼此接纳变得更艰难，似乎不是「维护家庭」与否的问题。假若有人反对吸烟和大男人主义，我们也可问：这不是很可能令一些子女很难接纳父亲吗？（吸烟和大男人的父亲应有不少。）难道我们因此就怪责那些反对吸烟和大男人主义的人？我重申：我心目中维护家庭的理念正正包括「家人彼此应无条件接纳。」
如何面对有血有肉的复杂家庭？
明文也问了不少「尖锐」的问题：「假如荷妈读了…… 关启文博士的《我们提倡开明的家庭价值…… 》一文，会作何回应？」「就算这[有关单亲家庭的害处的]概论可以成立，但对身处单亲家庭的人有什么作用？」「反对婚外情、反对离婚等信息，对Jo饱…… 有什么造就和益处？难道Jo饱不知道自己错？Jo饱的过错需要荷妈…… 的宽恕，不是旁人的说三道四。」我的第一个感觉是「奇怪」，关文是冗长沉闷的回应文章，较理论性，且是用来回应特定的质问，我做梦也未想过要给荷妈看，这根本不是写给荷妈看的，我也不预期会对她有什么用，但这有问题吗？其实我们也可给低下层人士看罗尔斯论证应照顾弱势群体的《正义论》，给末期肺癌病人看有关吸烟可致癌的专业医学论文，或给在极权政府中受压逼的异见人士看论证民主政制的优胜的学术巨着，然后问他们有什么感受，和问这些文字对那些人有什么造就和益处？ 就算他们没什么感受，也没什么得益，难道就可否定《正义论》、专业医学论文和学术着作的意义？（当然，我的文章不可与《正义论》等相提并论。）
明文背后的疑问似乎是：「令人费解的是关博士维护婚姻「制度」，多于关顾活生生面对家庭问题的人。」或许我稍为解释一下我们的看法：我们不认为维护婚姻「制度」与关顾活生生面对家庭问题的人可以二分。首先，一个制度的稳定需要架构的确立（如法律）和文化的支持，我们认为家庭解体的趋势的部分原因，是家庭价值的腐蚀，这也是不少「活生生……家庭问题」的根源，所以作为民间团体，我们希望在价值重建的工作上作点贡献，重提婚盟和作父母的神圣意义，并提醒夫妇彼此关心、忠诚和同心照顾子女。我们相信若多点社会人士认同家庭对整体社会的重要性，和实践家庭价值，那就可减少家庭问题的出现。预防胜于治疗，我们不能说推动医疗卫生的人不关心正被疾病煎熬的人吧？也不会说推动民主教育的人不关心被极权政府欺压的人民吧？姑不论我们的分析是正确或错误，最少对我们而言，我们去维护婚姻「制度」，正是因为我们「关顾活生生面对家庭问题的人」，我们不希望这类问题不断恶化。
再者，究竟我们要如何「关顾活生生面对家庭问题的人」，才能满足明婉仪的期望呢？在态度上我不认为我们有什么巨大差别，在实质行动上，我也会在能力範围关顾好朋友的家庭，但我有个相当繁忙的全职工作，也要照顾自己的家庭，其他工作都是义务性质。香港性文化学会只有三个全职同工，我们坦承实在没有专业资格、也没适当的身分和足够的人力物力，以社工或辅导的身分去关顾成千上万「活生生面对家庭问题的人」，我们感到遗憾，我们希望可以多作一点，但这是批评我们或否定我们的微小努力的好理由吗？
第二方面是我们如何看待有血有肉的家庭问题呢？关文中陈述了我们对单亲家庭的立场，这也反映我们一般的态度：「当我们面对任何单亲家庭，不用拘泥于其成因，都应采取聆听和支持的态度，而邻居、亲朋、社区和政府，都应尽最大的努力扶助单亲家庭。」正如我们可提倡不吸烟是最促进健康的，但若有人因吸烟患了肺癌，那当然我们还是要全力关心，这只是基本的人道主义。我们从未说过「「破碎」家庭……「危害」家庭制度。」我们只是认为某些因素（制度或文化）会危害家庭制度，而这直接或间接导致破碎家庭。破碎家庭是受害者，不是我们道德谴责的对像，反而是我们应该去聆听和帮助的。当我到教会讲家庭价值时，也会强调我们虽然有理想，但也要正视往往出现不理想的情况，那时我们就要多点谅解和提供援助，在这个程中当然最重要的是了解真实家庭的实况，和具体帮助他们「克服个人的困难不幸、家人之间的矛盾张力。」我做梦也未想过，假若我辅导有问题的家庭时，我会向他们宣读〈维护家庭宣言〉，或逼他们研读我的理论文章，或整天在那里申述反对离婚和单亲等立场。1 明婉仪真的认为我们会这样做吗？
再婚真的能解决问题？
明文提到再婚的问题，质问我：「他只看到离婚率上升，却看不到再婚的数字同样增加……一般人真的对婚姻制度完全失去信心？」她认为「一般人容易将「家庭」理解为同一屋檐下的同住人，…… 但这是错误的。难道Jo饱跟荷妈离了婚，又不跟阿好他们一齐住，他就不是仔女的父亲？」她同意「离婚和再婚的现象无疑令家庭关系复杂化和多元化」，但问：「再婚家庭（step-families）的出现真的是道德灾难？」
再婚的问题是复杂的，我三年前已稍为论及：「离婚对子女的坏影响其实很多人都承认，但有些人会这样回应：不用过分担心，离婚后再婚的情况也相当普遍，所以离婚的影响很快就会消除。后父母的出现，很快就可弥补亲生父亲或母亲的不在场。然而不少研究指出，子女在有后父母的家庭（stepfamilies）中的适应什为困难。如Martin Daly和Margo Wilson分析了大量数据，得出这样的结论：后父母对子女的关怀，比亲生父母的低很多；在那些家庭里，致命的虐儿机会率大一百倍，不致命的虐儿机会率大四十倍。《仙履奇缘》（Cinderella）和香港的粤语片经常描写杀气腾腾的后母（黄曼莉），原来也有事实根据的！
另外，Sara McLanahan和Gary Sandefur的研究指出，被后父母养育的子女，比对起完整家庭的子女，有行为与情绪问题的机会大二至三倍，有成长与学习问题的机会大二倍，有更大机会不能高中毕业，有更大机会成为单身青少年妈妈，而且更难维持稳定的工作。其实这也不难理解，以前也提过，就算是照顾亲生子女也有吃不消的时候，何况是与自己没有血缘的「子女」？而且现代人往往再婚超过一次，那时家庭中的关系更形复杂，有时孩子什至要跟着两个完全没有血缘关系的父母──如亲母嫁了后父，之后过身或出走，后父又再婚，就会如此。当然，不能一刀切否定后父母，但总体而言，有大量再婚家庭的社会是难以保障孩子的幸福。」2
这里说的不单是冷冰冰的数字，而是一些活生生的孩子的挣扎，明文可进一步思考「家庭关系复杂化和多元化」对一个正在成长的孩子有什么影响，要知道孩子在成长的过程中不单是学懂知识和技能，更需要建立对世界的信任和自信，这些都和他有没有一些可信任且稳固的重要的他者（significant others） 息息相关，我们固然可以轻描淡写地谈到「离婚和再婚」，但对那些亲身经历这些变动的孩子而言，这却意味着亲密关系的破裂，和突然面对一个完全陌生的「父亲」或「母亲」：这些人在法律上是他们的监护人，在身分上是与他们最亲的，但在真实关系和感受上却与陌生人无异，还有他们的孩子又如何呢？当然有不少都能克服这阶段，重新投入新的再婚家庭，但我们又能否漠视亦有不少人在过程中感到混乱、变得退缩，不单是心理上的痛楚，还有可能走入歧途和面对更高的虐待风险呢？有些情况不是再婚，而是一妇女离婚后与男友同居，一学校社工就告诉我，不少小孩对她说，感到很混乱，不知道跟谁、要听谁，那家里的男人对他而言究竟是什么？若抹杀这些同等真实的经验，不也是以偏盖全吗？
现在有一些社会科学家认为要谈后离婚的家庭，强调离婚后的父亲仍然可以与子女保持良好的关系，明文也提到「一般人容易将「家庭」理解为同一屋檐下的同住人，…… 但这是错误的。难道Jo饱跟荷妈离了婚，又不跟阿好他们一齐住，他就不是仔女的父亲？」当然我同意Jo饱永远都是仔女的父亲，因为我的家庭理念认为家庭关系是无条件的。然而关键不是已离异且不同住的父亲的身分，而是究竟他能否发挥父亲培育儿女的功能？常识告诉我们：这不是不可能，但相当困难，按一些调查，「假若父亲不与母亲和孩子同住，那他们在孩子生命中往往只有边缘的位置，纵使一些父亲有一段时期相当积极，但他们后来也倾向退缩。」3 另一个调查显示，「若一些年青的成年人从未与他们的生父同住，那只有13%会说他们与父亲有强的关系。」4 作者也指出就着孩子的成长而言，「大多数学者的结论是，除了经济的贡献外，父亲在心理和社会层面也有重大的贡献。」5 我不会把再婚家庭的出现简化为「道德灾难」，但也不认为这是无关痛癢的问题，因为我们希望「尽量避免和减少孩子受到不必要的伤害和威吓。」当然，我们不是要提出禁止再婚或去道德谴责再婚家庭，假若这些家庭出现问题，我们当然要无条件的关注和支援，但若能用非强制的办法减低伤害的出现，例如使更多孩子在稳定的亲生父母共同抚育的环境下成长，岂不也是美事吗？[当然我不是说，再婚的家庭一定不比原初的家庭好，因为原初的家庭真的可能是一个地狱，我赞成在这样的情况下当事人有权利保护自己和重新追寻自己的幸福。我说的不是绝对的定律，而是概率的关系。]
离婚的问题
明文问：「他们要维护婚姻的「制度」，但离婚根本是婚姻制度本身所容许的，为何离婚率上升就代表婚姻制度的败坏？」这是因为婚姻这社会制度不单有法制的元素，也有文化和规範性的元素，代表着对一种一生一世（最少是长期的）关系的追寻。然而我们对人性有现实的估计，知道有些婚姻会弄得非常糟，所以又要在这些不成功的情况下，容许离婚。既然终身的关系是理想（假若结婚的配偶都没有这种理想，大可选择同居或其他短期关系），所以离婚虽然是制度所容许，仍然不是理想的，也带来当事人和孩子的伤害，久而久之也为社会带来问题，使婚姻制度不能发挥当有的社会功能（如孩子的社化）。这几方面都是显示婚姻制度的失败。
明文又问：「当女性发现丈夫有外遇，关博士会否「鼓励」她们离婚？维护家庭往往变成「宁教人打仔、莫教人分妻」，有教会仍然僵化到惩罚因不甘被虐而离婚的姊妹，为什么关博士不去关注？」她又问：「一个「不鼓励」离婚的社会对不幸的婚姻一样有伤害，为什么关博士不去关注？」这些「为什么关博士不去关注」的问题我不详细回答了，只简单解释我的立场。我认为当女性发现丈夫有外遇时，原则上她是可以离婚的，但在这处境下，我不会贸然鼓励或反对她离婚，而同意应「容许和支援有问题夫妇作出成熟而痛苦抉择（无论离或不离婚）。」
先简略交待我的伦理框架，我尝试在绝对主义与相对主义中找一条中间路线，我认为大多道德律令和价值虽然是客观的，但并非没有例外。特别是当它们互相冲突时，一个律令或价值是可能要为着更高律令或价值去舍弃的，道德规则有的是「初步责任」（prima facie duty）的身分。有些时抉择是相当困难，我们只能尽量权衡两害取其轻（Choose the lesser evil）。这些情况都需要判断，也可能没有清晰的答案，我们要接受道德也有一定的多元性。
回到明文的问题：我不认同「宁教人打仔、莫教人分妻」，无论打仔和分妻都是有充足理据才应做的事。假若「有教会…… 惩罚因不甘被虐而离婚的姊妹」，那我是不赞同的，因为婚姻是一个客观价值，但关心别人的人身安全是另一个客观价值，我认为若两者冲突，后者是更重要的。若单单高举一个价值而忘却其他，并非一个全面的基督教伦理，而且那姊妹是受害者，若反而惩罚她，岂不是在伤口上灑盐？我个人同意在教会面对离婚的问题上，在牧养、辅导和关顾上还有很多改进和反思的空间，然而我认为在呼吁教会更新和改革时，也要体谅「每个堂会有本难念的经」，有她的限制和独特处境，不然岂不只是另一种针对教会的道德主义吗？我以上说法与我的家庭价值没有冲突，关文已指出「家庭非常重要，但一个美好的社会当然也需要其他质素。」我们反对的只是在没有与其他客观价值冲突时，一个已婚的人可随意按照自己的情欲、喜好等，轻率否定婚盟的客观价值。
同性恋社运与维护家庭
明文问：「关博士建议有同性恋者成员的家庭应怎样维护自己的家庭，免受外人的指指点点？」我上面已初步解释我的态度，更详细的回应可参我们已出版的资料。6 她也问：「我真的看不到假如法律上对同性恋者有更平等的保障，婚姻制度会因此而崩溃或社会要付上沉重的代价。」因此她反对「维护家庭」的目标「被骑劫变成单一化的反对同性恋。」
我不太清楚「法律上对同性恋者有更平等的保障」是指什么，假若这是指同性婚姻的话，那关文其实已有初步回答，或许明婉仪可看完后进一步追问，那时再作回应。若她是指性倾向歧视法的话，那我们亦已有详细分析，7 一方面此文已很长了，另外这些问题我都谈得有点倦了，所以不赘了。我们认为同性恋社运是会对最优良的家庭制度带来巨大冲击，所以我们为了维护家庭，也反对同性恋社运，对我们来说，这是理所必然，绝不是什么「骑劫」。假若有些人不认同我们这前设，当然不赞成，这也是可以理解的，但假若他们仍然认同「维护家庭」的其他目标，那我们就求同存异吧。
社会科学与多元化家庭
明文说：「当代的社会科学家已经放弃定义家庭（defining family），因为他们发觉现实上很多家庭都几乎有或多或少的「不正常」成分。高举某些价值将家庭的理念规範化就会可能打击了多样化组成的家庭，令某些真实存在的家庭受到歧视或得不到公平的支援。」我不能肯定明文所说的「放弃定义家庭」是什么意思，但若这是指「不能再区分较正常或较好的家庭形式」，那我怀疑这真的是社会科学家的共识。的确有一些前卫人士和学者提倡多元的家庭模式，认为若单方面抬高某种形式的家庭（如一夫一妻制）为正常，那就会对其他形式的家庭（如单亲家庭）构成歧视，抹杀那些家庭成员（如单身母亲）的平等权利。由六十到八十年代，这种家庭平等论在西方相当流行，他们认定所有家庭形式都不相伯仲，无论对男性、女性和孩子都一样好，只要社会接受、不作出歧视就没有问题。家庭存不存在都不打紧，一些英国社会科学家什至预测婚姻在三十年内就会消失。
这种前卫思想有其优点：它重视个人（特别是女性）的权利，刻意提防把不公平和压逼建制化，而且督促政府不可逃避照顾单身母亲等弱势社群的责任。然而亦有不足之处，它提出的方案未必足够解决家庭破裂带来伤害的问题（特别在全球化的处境下），在有高离婚率的社会里，女人和孩子的身心健全往往受到威吓，女性愈趋贫穷化。家庭破裂的痛苦很多时对当事人产生长期的身心困扰，在大多数人都不是致命的，但那种痛苦却是非常真实的。前卫主义通常对人类的痛苦相当敏锐，但有时也有盲点，倾向淡化因社会建制解体所产生的痛苦，因为他们恐怕一旦重视这些痛苦，就会给保守派借口，去合理化建制，和借建制否定他人的权利。
在七八十年代，仍有不少社会学家认为婚姻的解体和离婚普及化不是问题，但有愈来愈多的社会科学数据已质疑这种乐观主义，例如Linda Waite和Maggie Gallagher列举不少研究，指出正式婚姻有助结合的稳定性，并且对健康和经济都有利。八十年代初期Judith Wallerstein有关离婚负面后果的研究就被不少人攻击，因为这与很多学者先入为主的概念矛盾，但到她在八十年代后期出版她的追踪研究，她的成果就开始广为肯定。8 在同一时期，就算一些女性主义学者的研究都指出离婚大多削弱女性的经济能力（Weitzman; Mason） ，而Sara McLanahan和Gary Sandefur则指出在美国，不与亲生父母同住的孩子的困难。最重要是父亲与孩子的距离愈来愈远，孩子因而失去财政支柱和父方的社会资本，他们也缺乏良心塑造的典範，容易对世界和父母失信心。（参Blankenhorn） 这样的后果可以是严重的，例如：「由一九七○到一九九五期间，在犯了重罪（major felonies）的少年或青年罪犯中，有超过三分二是来自单亲或没家长的家庭。」9
在数据不断累积之下，不少社会科学家开始对家庭的破裂持更现实的看法，如 Michael E. Lamb是剑桥大学社会科学院的心理学教授，他这样总结近年的社会科学研究：「虽然三十年来，对于相关研究结果的诠释存在相当大的分歧，但有一个基本的共识是，在父母亲关系健全的家庭中长大的小孩，比在单亲家庭中长大的小孩，心理上与发展上会比较健全」。他接着说：「丰富的文献显示……在无父的家庭中长大的小孩，相较于在双亲家庭中长大的同侪，是比较不利的。尤其，这些文献也被复制在心理与之适应研究、在学校的行为与成就研究、教育成就研究、就业情况研究、收入研究、反社会与犯罪行为研究、建立并维持亲蜜关系的能力研究上」。10
对家庭问题素有研究的美国社会学家帕伯农（David Popenoe）（他是Rutgers University的社会学教授）这样说：「家庭衰落的负面后果是真实而深远的，差不多每个人都同意，是孩子们承受最大的负面后果。……实质的证据（就算并非绝对）显示，最少有部分是因着家庭的衰落，过往廿五年孩子的生活质素恶化了。」11 当然坚持前卫观点的还有不少，但他们也只是多社会科学多元典範的一元。我的印象是 ：很多人对八十年代后那些较支持传统家庭的社会科学研究还是闻所未闻，当然我不是说这些看法必然对（也不一定与我们的意见完全一致），大家还是要权衡所有正反论据然后下判断，但若说所有社会科学家都已摒弃家庭价值或拥抱多元家庭论，则并非事实。12 我们也鼓励大家看《婚姻与公众利益：十大原则》（可到网页：http://www.scs.org.hk/），这本小书就是以理性和社会科学的论据支持家庭价值，联署学者的名单就有很多社会科学家和哲学家。
结论──开明的家庭主义
平心而论，明文所提的问题是很好的，的确有一群提倡家庭价值的人有强烈道德主义的倾向，当我近年思索和钻研家庭的议题时，亦曾细心考察特别在美国的争辩，例如有些人把家庭价值与「男主外，女主内」的角色定型或激烈否定福利的政策挂钩，但我从来都不接受这些看法。其实我几年前已批评「保守主义阵营内部良莠不齐……，有一些思想的确过于绝对化和简化」，13 所以我的态度是把保守主义的糟粕去除，再加上一点灵活性，但仍保留一些可取的重点，如要巩固家庭制度，和强调父亲的责任等。我较认同布朗宁（Don Browning）的开明或批判家庭主义（critical familism），而不是保守主义的翻版或道德主义，我恳切期望别人对我的诠释能多点建基于我真正说过的话，而不是基于某些「保守派」的角色定型，或片言只语而生的联想。然而我不是为开明而开明，也不是为了讨好别人，但假若真的一些批评能站得住脚，那我当然不应抱残守缺。对明婉仪或很多其他人，或许我仍是不够开明，或骨子里仍是彻头彻尾的超级保守派。或许如此，或许不是，我愿意接纳有效的批评，但最少明文的批评还未能说服我需要改变立场，因为里面最少有一半是误解，其他的也不见得很有力。然而还是要谢谢明婉仪，她多次强调要关心活生生家庭的问题，我想这是对的，也是对我自己很好的提醒。
（编按：本文为长版本。短版本见本报第一一○五期印刷版众议园。）
|
参考书目 Blankenhorn, David. 1995. Fatherless America. New York: Basic Books. Browning, Don S. 2003. Marriage & Modernization: How Globalizatoin Threatens Marriage & What to Do about It. Grand Rapids, Michigan: Eerdmans. Daly, Martin & Margo Wilson. 1988. Homicide. New York: Aldine de Gruyter. Gairdner, William D.1992. The War against the Family: A Parent Speaks Out. Toronto: Canada. Gallagher, Maggie. 1996. The Abolition of Marriage: How We Destroy Lasting Love. Washington, D.C.: Regnery Publishing. Lanahan, Sara & Gary Sandefur. 1994. Growing Up with a Single Parent. Cambridge, Mass.: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Mason, Mary Ann. 1988. The Equality Trap. New York: Simon & Schuster. Popenoe, David. 1988. Disturbing the Nest: Family Change & Decline in Modern Societies. New York: Aldine de Gruyter. Post, Stephen G. 2000. More Lasting Unions: Christianity, the Family, & Society. Grand Rapids, Michigan: Eerdmans. Waite, Linda & Maggie Gallagher. 2000. The Case for Marriage. New York: Doubleday. Weitzman, Lenore. 1985. The Divorce Revolution. New York: Free Press. |
- 明文也问：「难道勾人老公的红姨和负心男人Jo饱组织的新家庭就不值得我们维护？」我只简单答：当然值得。
- 关启文，〈教会需要维护一夫一妻制吗？〉，《校园》，四十七卷二期，二○○五年三、四月，页8-18。Martin Daly & Margo Wilson, "Discriminative Parental Solicitude: A Biological Perspective," Journal of Marriage & the Family 42 （1980）: 277-88. Sara McLanahan & Gary Sandefur, Growing Up with a Single Parent （Cambridge: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94）
- Linda J. Waite & William J. Doherty, "Marriage & Responsible Fatherhood," in Steven M. Tipton & John Witte, eds., Family Transformed: Religion, Values & Society in American Life （Washington, D.C.: Georgetown University Press, 2005）, pp. 143-167 at 157.
- 同上，页158。
- 同上，页160。
- 如康贵华，〈当你发现儿女是同性恋者的时候……怎么办？〉，载《平权？霸权？审视同性恋议题》，香港：天地图书，二○○五，页124-131。
- 关启文，《「是非」、「曲直」──对人权、同性恋的伦理反思》，增订版，香港：宣道出版社，二○○五年五月。关启文，〈性倾向歧视法与古典自由主义：是友？是敌？〉，载《平权？霸权？－审视同性恋议题》，页252-292。关启文，〈支持性倾向歧视法的九个谬误〉，载《平权？霸权？-审视同性恋议题》，页293-311。
- Judith S. Wallerstein & Joan Berlin Kelley, Surviving the Breakup （New York: Basic Books, 1980）; Judith S. Wallerstein & S. Blakeslee, Second Chances: Men, Women, & Children a Decade after Divorce （New York: Ticknor & Fields, 1989）
- Steven M. Tipton & John Witte, "Introduction: No Place Like Home" in Steven M. Tipton & John Witte, eds., Family Transformed: Religion, Values & Society in American Life （Washington, D.C.: Georgetown University Press, 2005）, pp. 1-18 at 3.
- Michael E. Lamb，〈没有监护权的离婚父亲及其对小孩的影响〉，载Ross A. Thomson、Paul R. Amato编，《后离婚的家庭》，台北：韦伯文化，2002，页127-128。
- David Popenoe, "Family Decline in Family," in Laurence D. Houlgate, ed., Morals, Marriage, and Parenthood: An Introduction to Family Ethics （Belmont, CA: Wadsworth, 1999）, pp.112-118 at p. 116.
- 我以前一篇文对多元家庭论等有更详细的讨论：关启文，〈全球化趋势中的家庭与基督教伦理〉，收卓新平、许志伟主编，《基督宗教研究》第七辑，北京：宗教文化出版社，二○○四年十二月，页267-94。
- 同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