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左起：查锡我、佘云楚、主持、劳永乐、朱耀明 |
研讨会邀得四位讲者主讲，分别为全民健康动力主席劳永乐医生、理工大学应用社会科学系副系主任佘云楚教授、香港民生医疗关注组召集人查锡我，及柴湾浸信会主任牧师朱耀明牧师。在两个多小时的研讨会中，讲者主要批评现时医疗制度的流弊，并就被外间形容为特首智囊的智经研究中心去年八月草拟的《香港未来医疗发展及融资报告书》（下称《报告书》）作出讨论，指报告书显示政府有意推卸承担负责，把医疗经费转嫁至市民身上。
劳永乐首先指出社会应有的责任是要为每一个个体给予保障，但因香港的主流群体价值是自由，这往往会产生自私的特质，可是现实中只有愈有钱的人才会有自由：「没钱的人生病也不敢请假去看医生，因担心失去了工作。」他指这类群体长此下去只会被边缘化而失去自由，因此如当我们生活经济相对较稳定时，便须致力去保障其他有需要的群体。
期后他从《报告书》列举数项内容，提醒与会者在阅读这类文件时必须小心其用字，例如《报告书》指日后公营医院服务的範围及质素不会低于市民今天获得的水平──表面看来言之成理，但问题是我们要看的并非「今天」的医疗，而是「明天」的医疗：「医学科技不断在进步，如十年后我们仍只能享受今天的医疗质素，便显出政府不愿承担这十年来的新科技经费，并转嫁至我们自己去支付才能享用。」
他建议与会者对政府发表的医疗改革报告不单只看供款多少、所供年期多少等，而是要提防政府如何借医院融资来改变医疗政策，并留意医生、保险业及政府这些持份者的利益如何等。
佘云楚教授在听罢劳永乐的分享后大表赞同，还形容上述提及的整个融资运动充满很多「阴湿」面，认为政府未能光明磊落地面对市民是可耻的：「政府一向都是『融』我们的『资』，因为都是纳税人的钱，现在政府还想减低承担。」
他个人反对以强医金的方式作为医疗制度，因这只会助长医生及受保者滥用这制度而从中获益，因此他建议政府透过库房直接拨款提升公共医疗服务，这是最简单及免却很多庞大的行政费用。在回应台下发问时，他亦补充为了避免日后医疗费用过分澎胀，佘云楚则初步认为政府可设立限额，例如每年拨款预公营医疗的经费不可多于百分之十五等。
朱耀明牧师及查锡我则分别分享多个亲身接触过的个案，指很多严重病患者均要在公营医院轮候多时才获治疗，包括有癌症病人须等候两年才能做手术，亦有精神情绪问题儿童须在儿童精神科轮候三年才可诊症，白白浪漫了小朋友这段治疗的黄金期，到三年后的病情可能已是不堪设想。
查锡我表示由于一些病人的病情都无法再拖，因此病者唯有放弃公营医疗机会，而四出筹钱往私家医院接受较昂贵的治疗，他指摘在这情况下，政府所谓「没有市民因为未能承担药费而得不到治疗」的承诺只是形同虚设。
朱耀明牧师则批评医管局并未有效运用三百亿元的经费，资源调配失衡，并经常刻意丑化病人，制造「滥用急症室」、「老人家霸着病床不愿走」等负面形象来分化市民，令社会人士觉得他们滥用公帑：「有谁没病痛硬是要去急症室？健康的人怎会想霸着病床住在医院？走都走唔切啦！」
他十分同意劳永乐谈及的社会责任，并引用申命记第十八章及利未记第十九章的圣洁法典来带出社会公义及公共责任，例如在收割时要留下一些麦穗在田间，好让孤儿寡妇可拾取维生。
在约半小时的发问时间中，发问者相当热烈，台上台下讨论打成一片，当中有与会者指本港缺乏治疗精神及情绪病患者的服务；有须轮候至二○一○年才获得排期医治的与会者表达聚会什能帮助她深入了解目前的医疗体制；而当有与会者表达不满政府未照顾港人丈夫内地孕妇来港产子的问题时，回应的查锡我则指这是因为我们还未有普选，以至政府无须向我们交代：「我们冇得拣，因为我们不是老板」，立即引来哄堂大笑，而劳永乐亦随即补充一句：「不过美国有普选都选了个布殊出来！」，研讨会最后亦由医疗谈到普选的笑声中结束。
（http://www.christiantimes.org.hk/，时代快拍，2008.1.21）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