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期，四肢瘫痪十多年的斌仔就安乐死议题分享，再次引发公众就此争议性课题的讨论。全球各地就安乐死已有不少讨论，正反意见均有鲜明的陈述；笔者也写过至少两篇相关的文章，分别为〈让病人活下去──安乐死的伦理探讨〉及〈死亡可否由病人自决？〉（○六年八月）。
笔者在这里要多谢黄国栋、黄刘碧霞就本文所作的回应：〈照顾临终病人的考虑：医疗决定和高风险医疗程序〉，虽然彼此观点有所不同，也为整个安乐死讨论提供了丰富的参考材料。笔者认为基督徒就公共课题的讨论，要学习聆听异见，理性地与公众人士探讨问题。
近读教宗本笃十六世所着 Values In A Time Of Upheaval，他在〈自由、法律、良善〉一文中指出当今伦理的混乱，正涉及两者之争：个人自由（individual freedom）与社群价值（community values）。支持安乐死立场的，大多强调生命属于个人拥有，因此个人享有自主与自由，无论选择安乐死或自杀，皆以个人的取向为优先考虑。无疑，医疗科技的进步，透过维生仪器与药物，延长了病人的寿命；若干原本很可能死掉的病人，陷于长期昏迷中，靠赖维生仪器与药物运作，因此病人不能自然地死亡。
基督教信仰看「生命权」是天赋的，一切伦理的发展皆源自生命的尊严，无人，包括生命的拥有者有合法权力可中止或毁坏本人或他人的性命。生命伦理的背后，反映的正是全球伦理（global ethics）或社群价值，此项基本共识成为一切伦理的基础。
随着社会的开放，极端的个人主义不断高举自由名义，而不顾社群价值。自由不是个人可选择生存或死亡，盲目地伸展个人的自由，至终会侵犯别人或公众的合理权益。自由与道德根本不能分割，这意味个人自由正受着社群价值而非法律的约制。倘若社会赞同个人自由超越社群价值，个别人士的选择权可凌驾「生命权」之上，社会必要承受社群价值（如十诫的伦理应用）失效，而滑坡效应（slippery slope effects）必引发更多的问题：人为何不能自杀？人为何不能与未成年人士有性行为或人兽交等？
我们肯定生命是一份礼物，人只不过是生命的信托人，而非拥有者；因此人不能取代上帝，有权决定个人与他人的生死。一旦我们本着同情那些面对痛苦而要求安乐死的病人，容许主动安乐死；我们便接纳了个人自由高于社群价值。
当世人否定生命是赐予（givenness of life），社会发展就会走上容许不同形式杀害或否定生命的行径。《世界人权宣言》（一九四八年）清晰表达「人人生而自由，在尊严和权利上一律平等。」（第一条），这里「生而自由」不是指向人有权结束生命；而第三条明确地宣告：「人人有权享有生命、自由和人身安全。」就安乐死课题，我们需要更多基督徒医护工作者及病人、基督徒律师、基督徒学者等，发挥「使命基督徒」（不是传福音或作见证），乃是表达更多合情合理的声音，与公众人士对话。
（http://www.christiantimes.org.hk，时代论坛时代讲场，2007.7.27）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