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一年，马礼逊的名字忽然活跃起来。一些宗派、福音机构及学术机构，都趁着马礼逊来华二百周年，相继举行大大小小的活动。无疑，我们对于马礼逊在报刊印刷、在教育、在中西文字文化等交流、圣经的翻译上，都有一定的贡献。只是，从基督教的角度来看，我们真的有必要为「他」大肆铺张吗？我们对马礼逊的重视在哪里？我们要纪念他什么呢？笔者尝试将自己一点点的思绪，整理如下。
马礼逊是第一位来华的传教士……
这个观点常见于好些中国基督教会史的课本中。但是，这个观点有他可议之处。事实上，台湾作为中国的一部份，早在十七世纪初期，便有荷兰宣教士进入台湾传教。约在一六二七年，新教传教士甘迪究士（George Candidius）抵达台湾，算是新教最早来华的第一位宣教士。在一六三一年，在新港建立了第一所教堂。由一六二七年至一六六二年的卅五年间，荷兰总计约派出了卅七名传教士在台湾传教。后来郑成功入台，传教的事业才一度终止。打从荷兰人入台湾计起，相比一八○七年才来华的马礼逊，早了约接近二百年。若我们不把郑成功之前的来华宣教士计算入内，那么，在一八六五年由英国长老会差派来的马雅各（James Maxwell）及一八七二年由加拿大长老会差派来的马偕（George Mackay），他们来华所作的宣教事业，总不能置若罔闻吧！
我们要将马礼逊作为第一个来华传教的宣教士而颂扬，我们便是莫视历史，莫视台湾作为中国一部分的史实。
圣经翻译的贡献方面……
谁都知道，中文圣经的翻译，并不始于马礼逊。马礼逊对圣经的翻译，不仅不是唯一的，也不是普及的。唐朝景教的《尊经》，十三世纪罗马天主教的《圣经直解》（一六三六）、《巴设译本》（一七○○）及《古新圣经》（十八世纪）等，都姑且不论。在马礼逊之前的《马殊曼译本》（一八二二），及比马礼逊稍晚的《新遗诏书》（一八三七）、《救世主耶稣新遗诏书》（一八四○）等，俱有它们存在的历史意义。马礼逊所译的《神天圣书》（一八二三），实在很难在历史中专美呢！无疑，我们对于马礼逊翻译圣经所付出的努力，的确应记一功。但是，对于马礼逊翻译圣经之功，说得过大，这未免超过历史事实所容许。
马礼逊在华的工作……
每当翻开《马礼逊回忆录》，从马礼逊的自述中，他对中国人的感情，对于传教的热情，的确很令人欣赏。但是，随着他所参予的东印度公司愈久，他在传教的事业上，就受到一定的影响。在马氏给予伦敦传道会的信函中曾表示，进入东印度公司，「这项任命有其不利之处，因为这将占据我短暂生命中的大部分时间，并与我的第一个目标即传教的目标是毫无关联的。」（同上，页59）马礼逊在进入东印度公司之后，逐渐吃重，后来更成为公司唯一的翻译人员，深得公司重用。马礼逊不可能不知道公司走私鸦片的情况，但他对此似乎保持缄默。特别在他担当翻译的角色上，多少成为了「买手」。而鸦片的买卖过程中，若触及到翻译的问题上，马礼逊不仅不能置身事外，他更需要从中为公司交涉，以替公司取得最大的利润。
事实上，马礼逊的确「打好呢份工」，他深得公司的肯定。起初，他进入东印度公司每年年薪为五百英镑，不多久，他的年薪倍数上升，至一千、千五镑等。东印度公司为表对这位忠诚雇员，还特别地厚待他。比如《英华字典》的翻译，就获得公司斥资一万二千英镑的金额协助。而马礼逊传教上的大量印刷品等，都由公司的印务机构所承担。当马礼逊和米怜筹办英华书院之时，公司又慷慨拨地作开办英华书院之用。
马礼逊深得公司器重，无可置疑。而公司贩卖鸦片，也是无可置疑。两件无可置疑的事加在一起，便成了相当可疑！
传教上的贡献……
马礼逊在华的二十多年期间，既没有建立教会，也没有让太多人的受洗。据汤清《中国基督教百年史》所指出，马礼逊仅为十位信徒受洗。从今人常谈「教会增长」的观点来看，马礼逊可能是「失败」的。但是，我们今日却要感谢马礼逊的「榜样」。原来一个传道人的贡献，不在于开一（数）间的教会，或不在于教会如何多人信主及领受。一个传道人的贡献，不是从「人数」及「教会大小」来决定的。笔者窃下以为，这是马礼逊对现代基督教会（特别对传道人们），一个不能不提的贡献！
以上拉拉杂杂地谈了一些与马礼逊相关的事情，笔者以此作为另类纪念马礼逊来华二百周年的方式，希望各位马礼逊的「Fans」们笑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