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七年六月十日的《时代论坛》同时有四篇文章都谈及《中大学生报》情色版，文章讨论重点虽有不同，但都对《中大学生报》情色版持负面的看法。四篇文章分别是郭鸿标博士的〈回应《中大学生报》的歪理〉、李耀全牧师的〈从《中大学生报》事件看自由〉、罗锡为牧师的〈大学校园里的「失地」〉及许立中先生的〈有怎样的社会，就活该有怎样的大学生〉。当中尤以郭鸿标博士一文最为详尽论述有关问题。四位作者都是我尊敬的前辈，尤以自己学长郭鸿标博士，他学贯中西，在神学方面尤有专长。作为后辈，怀着同情学生的心情，只想抛砖引玉，向学长及各位长辈请益。
前文已经表明自己是同情学生的一群。我确切了解性议题在教会（什或社会）从来都是具争议性的。不同的性议题带来教会，以至社会不同的纷争及讨论。然而，恕我直言，大部份的言论（或许也包括笔者在内），都已先选取立场，然后才加上自己的论据。在教会如是，在社会上亦不见得有什么分别。因此，我宁愿先表白自己的立场，不作什么伪善的装扮，但仍愿意与各位前辈理性讨论有关事情。
大学生的社会良心
郭鸿标博士在其文中提及大学生的社会良心，他引述一位学运前辈之言：「以前的大学生谈国家大事；现在的大学生谈性」，郭博士似乎对大学生谈性并不欣赏，他直言批评《中大学生报》的情色版是推动「纵欲的思想」，并「质疑推动这种纵欲的思想是否大学生的社会良心的表现？究竟纵欲对社会道德规範带来多少冲击，破坏多少家庭幸福呢？」
郭文在此引起两个重要问题：第一、性议题是否一个社会问题；第二、大学生怎样谈论性议题才是表达社会的良心。第一个问题其实什少争议，不论左中右的观点（我不用「自由」、「保守」的词语，期望不标签任何观点），都肯定性议题有其社会意义，引来社会大众深思。随之问题是用什么角度去进入性议题的讨论。
近代的社会学讨论，大致都确认，性议题涉及性权力的关系中，这里涉及人自我价值及尊严，人是否在传统「性、婚姻、家庭」这铁三角关系，有否被压制？性议题涉及男女性权力的扭曲，涉及人对自我身体的自主问题，是人的尊严与释放的问题。若从此角度来说，大学生谈论性议题，是带有对现今社会文化的批判，是寻索人的尊严与释放，这当然是大学生作为社会良知的表达。
正如郭博士在其文章也引述《中大学生报》自称加入情色版的目的，「批判现今社会单线，扭曲的情欲想像，营造开阔讨论性的空间」。学生怀着这种赤子之心的热诚（或许有人说是「天真」），去以他们的方式表达有关的目的。即使当中的表达有多令人诧意，什至反感，但也不应被视等同如许立中先生文章所述大学生在迎新营中以性与新生开玩笑，什至涉及性骚扰的事情。
我在此不是要为《中大学生报》的编辑加上光环，说他们个个都是批判社会战士。他们部份什至亦有可能曾参与那些被外人看为无聊，什至涉及性骚扰的迎新活动，但他们的热诚也应该被尊重。罗锡为牧师在其文章中，指学生是「造反」。大学生造反，毕竟是代表一种异见，对现有文化及社会制度的一种不满，是否也应该得到尊重及体谅呢？罗牧师在其文章以大学校园里的「失地」来看此事，好像大学生校园由纯洁天堂慢慢堕落，变成魔鬼「地盘」。我们不要忘记当中部份学生，或支持这些学生当中，亦有很多对信仰认真的信徒。他们或会认为，传统的性关系是一种扭曲的关系，他们希望提出异见，期望令这罪人的社会更见美丽，更见人性，这是信仰的表达，所以他们要「造反」，与罗牧师所述可以是两种不同的意见。我们尊重罗牧师「失地」的看法，似乎也应尊重学生们「造反」的观念。
当然，怀着良好意愿不等同其表达就一定达到这种良好意愿；即使做到这目的，也不表示其他人要认同学生们的意见。郭鸿标博士直斥《中大学生报》的表达根本并非中立地去处理乱伦与人兽交的课题，并以问卷「硬」要读者作出有关的想像。
郭博士在其文中两次重覆「即使大部份大学生没有这种想法，也要对他们进行性解放」。然而，郭博士的问题还应要问现存的性关系文化及制度有否带来异化及扭曲人性。若是，即使大部份人并不感到在此关系有被压制，作为社会良知，学生为什么不可以提出异见呢？
我在劳工界服务多年，参与劳工服务的人都知道，不少劳工即使在极度扭曲的劳资关系中，也不一定感到自己有任何被压制，什至有时感到自己是利益既得者。我相信郭博士不会说，只因为少数劳工痛苦的经验，我们不应向这扭曲的劳资关系提出抗议。当然，我不会简单将性议题与劳工事务等同，但当中一些论点及疑问也是不能迴避。
谁操控「主流价值」？
郭博士批评《中大学生报》现时的表达没有鼓励多元的讨论。这可看为对学生有良好意愿，但表达却没有达到目的的批评。然而，郭博士似乎想说是更深层的问题，郭博士批评学生们受「现代性别及文化研究在自由主义和后现代主义思想带动底下，进行对社会主流价值的颠覆。」
郭博士批评《中大学生报》是受自由主义影响，是「冲击道德标准及挑战社会建制的行为」；「摇动传统家庭婚姻价值」；「颠覆主流价值」。笔者多次直接引用郭博士的文字，意欲指出在郭博士文章中，《中大学生报》情色版的重心问题就在于颠覆主流价值及社会现有制度。然而，「主流价值」、「传统道德价值」均是浮动的概念，当中的意义都会随时变动。戴耀廷教授于二○○七年六月廿四日在《时代论坛》的文章〈如何在多元社会为「不雅」设界线〉，指出以社会普遍价值（即主流价值）去处理《中大学生报》情色版及圣经是否「不雅」是有问题：
第一，社会普遍接受性的标准是会转变的。原先的标准可能与基督徒信念相符，但随着社会潮流的转变，结果就可能与基督徒信念相违。
第二，「社会普遍接受的标准在不同的议题上未必与基督徒所要求的一致。」在一事上（如处理色情问题）可能与现今教会一致，但在另一事上（如同性恋）则可能与教会信念矛盾。
第三，确认社会普遍接受的标准的程序未必能准确掌握真正社会普通接受的标准。这程序及机制视乎给谁人操控。
戴耀延教授没有明说第三点的危机，就是所谓确认社会普遍接受的标准程序及机制，很多时会成为统治者的统治工具，他们什至用这些程序及机制去制造一些「社会普遍接受的标准」。举一例子来说明，今天政府大力宣传「和谐社会」，政府什至宣传这是香港的核心价值。政府用着不同的途径去宣传这种「和谐」的信息，背后的政治目的，只是想指出，那些企图想改变现状，追求一个更民主、更公义的社会的人是一群「搞事份子」，「破坏安定繁荣」。
「社会普遍价值」本身并不中立，其本身有着极重的政治意义，近代社会学家纪登斯（Anthony Giddens）定义「常识」（common sense）就是个人慢慢将社会普遍接受的价值、文化及规範在个人自我生命常规化（rountinization）。人在这内化常规的过程，也内化巩固这些常规的社会制度及政权。从这观点而言，对社会普遍接受标准提出异议，是对现有政权及现有社会制度的抗议，这些事情难道不是社会良知的表达呢？
「普遍」、「正常」、「正确」及「唯一正确」？
即使我们不以政治的角度去了解社会普遍接受的标准，「主流价值」、「普遍接受标准」、「传统道德」最多只是提出一种「多数人接受」的意思。然而「多数」、「普遍」（common）不等于「正常」（normal），更不等于「正确」（right），更谈不上是「唯一正确」（the only right）。举一个例，不少基督徒批评现时数份极度畅销的报章的风月版或畅销的「八卦」杂志，若以「普遍」等于「正常」（normal），什至「正确」（right）的原则，那么我们不但不应该批评这些报章或杂志毒害我们的青少年，反而更要大力宣传这些刊物才对。
「普遍接受」并不等于「正常」，什至「正确」，然而郭博士整篇文章，却将「主流价值」，这普遍多人接受的标准，看为「正常」、「正确」，什至「唯一正确」。郭博士整篇文章指斥《中大学生报》的情色版冲击「主流价值」及「传统道德」，除了这点，我看不到郭博士再用其他标准去检视《中大学生报》的问题。问题是这些「主流价值」及「传统道德」怎样通过由「普遍」转向「正常」，进而「正确」，什至「唯一正确」则没有交待，似乎任何冲突「主流价值」就是错。但问题是这些「主流价值」是否也应被检视呢？
当然，「主流价值」及「传统道德」不单是「普遍接受」的标准，也是经过长年累月社群的经验，是适合现存社会的生活。从这角度而言，「普遍」是可以视为「正常」，什至「正确」，然而这绝不等于「唯一正确」。《中大学生报》编辑们只是在现时的社会价值外，表达或寻问另一类价值及看法。若然「主流价值」并不是唯一正确，是否也可容许学生们有另类的价值（笔者没有将这些另类价值或意见加上「普遍」、「正常」、「正确」等有价值判断的语言，只期望有更多空间去讨论这些「异见」）？
郭博士批评《中大学生报》编辑们在表达方面，没有让学生有多元空间的讨论。然而，郭博士自身亦将一些不是绝对的检视标准看为唯一标准，这也不是一种容让多元讨论空间的做法。
李耀全牧师及罗锡为牧师的文章也反映与郭博士类似的观点，只不过他们将「社会普遍接受的标准」缩至「教会的标准」而已。李牧师认为《中大学生报》情色版及投诉圣经「不雅」是「把情色版事件刻意由一大学小众的讨论化大成为社会大众议题，并且以打击基督教的伦理道德观为目的。」笔者不知李牧师如何作出这结论？不过，即使真如李牧师所述，然而「基督教的伦理道德观」本身也是一个含糊、多变的概念。不同神学流派及宗派对「基督教的伦理」都有不同的定义、了解及进路，当中可以有很大的分歧，什至矛盾。
举一个例子，传统教会处理性议题是与婚姻及家庭连在一起。在农业社会，「性、婚姻、家庭」的重点在家庭，因为当中有经济及传宗接代的需要。婚姻制度确保性关系的合法性，而性行为就是以传宗接代为目的，而让家庭制度可以维持下去。因此，性行为本身没有自身价值，亦不是爱情的表达。简单而言，性行为就是为了繁殖，让家庭得以维持。即使今天我们已确认性行为本身是有其独立价值，是表达夫妇二人的爱情。然而到今天，天主教及东正教会仍然不接受任何人工避孕的做法。
在这方面基督新教却有不同立场，新教教会普遍接受人工避孕的方法，但是仍然将性与婚姻连在一起，变成婚姻是性行为唯一合法的场所。今天，普遍教会都会说婚姻是夫妇二人爱情的高峰，是男女二人向对方许诺终生盟誓的时刻。这与传统「性、婚姻、家庭」的关系是不同的。
然而，当我们仔细检视教会看待「爱情与婚姻」时，又不是我们所想像那么美好。教会似乎巩固婚姻制度的热心远超过对夫妇爱情的维系。今天，香港有不少男士到内地娶妻。不少新移民妇女亦有参与教会活动。部份妇女投诉整段婚姻没有爱情，什至遭到虐待。教会对这些夫妇关系的态度，多是鼓励夫妇继续沟通，好像婚姻是有一种魔法，不管当中有否爱情，婚姻仍然要维系。而在当中，即使没有爱情，性行为也因婚姻制度变得合法及合理。
婚姻制度固然有促使夫妇爱情的滋长，但我们亦必须正视婚姻制度并没有确保夫妇的爱情，什至婚姻制度有时可以被用作向对方（多是男方对女方）的合法及「合理的性欺压。
「基督教的伦理道德」本身是一个多变而不精确稳定的概念，更加重要，当中某些内容及所坚持的制度是需要检视。即使这些观念及制度适合现今社会及教会生活，可以将「普遍」多人接受视为「正常」，什至「正确」，但这绝不等于「唯一正确」，事实上，当中是有值得检视的地方。
李耀全牧师指《中大学生报》情色版及投诉圣经不雅事件是「以打击基督教的伦理道德观为目的」，好像「基督教的伦理道德观」本身就是一个稳定的标准去衡量事情。任何人或事挑战教会的伦理观念就是错误，但殊不知「基督教的伦理道德观」不但不是唯一的判断事情的标准，它本身还需要被检视。是否有令人性扭曲及压制？
罗锡为牧师提及大学校园里的「失地」，背后也假设了年青教会的教友在伦理道德的观念有所退后，因此，变到「失地」。然而，诚如前文所述，教会的伦理观不但多变而不稳定，更重要其本身也需要被检视及批判。
再思民主的意义
郭博士、李牧师及罗牧师同样是以多数人接受的标准（「普遍」）看为「正常」、「正确」、什至「唯一正确」。这里也涉及一个我们常常谈及的概念──民主。今天，因政治争拗，我们很容易将民主变成「多数人认同」的事情（普遍）。不论政府或不同党派都以不同数字或人数来表示自己所述是正确。民主制度处理方法无可避免是「少数服从多数」，但民主概念及文化并不是只着重多数人的意愿及利益，反之，确保少数的权益不受忽视，也是民主社会基本原则。民主社会是要确保即使是一个个人，其基本权益也不会因多数人的意愿而剥夺，法律仍要为这少数的个人伸张正义。当然，个人的「基本权益」本身也是一个变动的概念，但至少我们不会将多数人的意愿与民主等同，更不会简化将多数人意愿（普遍）等同正确及正义。更重要的是，我们不会因多数人普遍接受的标准，就剥夺少数人的信念及表达的权利。
事实上，有时要维护这种少数人的信念及权利，是会令大多数人不以为然，「为何这样也可以？」，然而，这就是民主的基本价值及信念。若然民主是等同普遍接受的标准，民主随时会变成多数人的暴虐。举一个例说明，今天或许大多数的香港人仍支持死刑，我们是否接受这大多数人的标准，而剥夺少数人生存的权利？若然民主意指少数人的权益得以确保，在我们普遍接受的道德标准外，大学生提出另类的标准，他们的权益是否也应该得到尊重呢？若以此角度来了解，郭鸿标博士问「为什么其他中大学生不能反对这种（《中大学生报》编辑的）性观点呢？为什么中大校方不能反对这种思想在《中大学生报》出现呢？」
笔者的回答是，任何中大学生都有权批评《中大学生报》编辑的观点及做法，这包括中大校方。中大校方固然可以公开不认同及批评学生的做法，但以权力及制度令这些表达不出现在校园，乃是以权力（即使校方代表大多数人）去剥夺少数人的表达自由，这也是为何《中大学生报》编辑将之放在言论自由去抨击校方的缘故。
「多数」？「少数」？
当然，谁是「多数」？谁是「少数」？有时也是因时、因事而不同，这也是戴耀廷教授所述三点问题的意义。「多数」有时会变成「少数」。反之，「少数」有时成为「多数」。在政治上，「少数」及「多数」更加不一定指向人数，而是指向权力所在。香港人在普选的事情看得很清楚，多数人赞成普选不是「多数」，北京政府「一言堂」就变成了「多数」。
在《中大学生报》情色版事情上，事实上，「多数」、「少数」游走于不同团体之间。郭鸿标博士指学生挑战「主流价值」，理论上学生是「少数」。郭博士亦指出《中大学生报》情色版背后指导思想乃当代性别及文化研究，当中特?「标榜小众文化」。李耀全牧师亦指《中大学生报》情色版及投诉圣经「不雅」是「由一大学小众的讨论化大成为社会大众的议题」。明显地，《中大学生报》编辑应是「少数」。而在教会圈子里，罗锡为牧师指出「有支持学生『造反有理』的言论，但主流声音仍是『谴责』」。支持学生言论也是「少数」。然而，若是「少数」，为何罗牧师会说大学是一个「失地」？而李耀全牧师关心「基督徒在外界自由（解放）派的压力下该如何看自己的个人自由」，好像校园里，自由解放派是「多数」，坚持「履行圣经的道德」的信徒是「少数」。而许立中先生的文章更指出「学生幼嫩的『出位』行径，讽刺地反照出这个社会道德新衣」，似乎学生「出位』行径是社会的「大多数」的道德观念。
究竟谁是「多数」？谁是「少数」？部份所述作者一下子表示自己所维护是「普遍」社会价值，但一下子又表达自己是「少数」，受人欺压，因而强力维护自己的道德价值，那他们的道德价值是「多数」人的价值，还是「少数」人的价值呢？
笔者欲说，若是四位前辈认为自己维护是「主流价值」，是「普遍接纳的价值标准」，那容让一小点异见的声音有什么大不少了呢？若他们认为自己的意见是「少数」，难道他们期望别人以权力压制他们的表达吗？什至设立「纪律委员会」限制有关言论，或告上法庭呢？
容让我诚实地说，今天部份教会机构，常常将自己游走于这种「多数」与「少数」之间，一下子将自己与所维护普遍接纳的道德标准等同，一下子又说自己被大多数自由解放道德风气所欺压，什至出现所谓「逆性歧视」，自己突然不再代表普遍接纳的道德标准的「多数」，而是受欺压的「少数」。
不过，被这些教会团体批评的「少数」，有时亦会游走于这种「多数」与「少数」之间。很多时，他们是批判现有性文化及性关系的「少数」，但有时亦会是社会「大多数」期望更多讨论空间的支持者，说别人是歧视自己。
似乎双方都在有利自己的情况下称自己是「多数」或「少数」，当中不少情况涉及某种权力的关系。今天的少数，可以是明天的多数，反之亦然。对笔者来说，不论是「多数」或「少数」，基本两个重点仍需持守，第一、「多数」（普遍）不等同「正常」、「正确」，更不会是「唯一正确」。第二、少数的声音不会因「多数」的决定而不能表达。
性议题从来都是具争议性，当中涉及个人成长的经验及价值，亦同时涉及个人对自我身体及尊严的自主权。很多时，当中的议题很容易激发人的情绪。不同的「少数」期望与某些力量结合，成为议题的「多数」。然而，具争议性亦代表有多元的看法，而且，也不应只是「有」与「无」，「赞成」或「反对」，而忘记中间可以互相包容，互相聆听，互相成长，从而更成熟，更理性与不同自己意见及生活方式的人士共处，什至可以继续反对对方，维持自己信念的空间。
香港基督教工业委员会副主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