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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二○○六年底，中环天星码头因填海工程的缘故，逃不了被清拆的命运。纵然不少市民希望能保留钟楼，可是钟楼却在示威者的眼前给拆走、再送到堆填区当废料处置。
在目睹这令人震惊的一幕，社会舆论对政府的强硬作风议论纷纷，亦开始意识到政府在保育及旧区规划等议题上，未能与受影响的市民作出充分的讨论。发展商的利益与政府部门的方便往往是决策的首要考虑，而居民的利益及社会团体的意思则备受忽略。如此一面倒的偏听，反映了目前的决策制度，仍未够公平、公正。
可是，代议士在这次事件的表现却是强差人意。当政府提出中环填海工程的建议时，没有议员提出与天星码头去留有关的质询，而建议亦无惊无险的在议会顺利通过。而当年通过动议的议员，却在风波闹大走到台前大声疾呼。代议士「抽水」的行径，令一些社运分子大感不满。看来即使香港的民主进程大跃进，双普选即时可以得到实现，像天星事件那样的闹剧仍是会继续上演。
为什么支持民主的代议士，在天星事件中与专制的官僚同样不济？
现代社会的民主制度，都是代议政制，强调公民透过选票向政府授权、并透过选出代议士代表自己讨论政治事项。这与古希腊时代强调公民亲自参政的民主制度并不相同。在代议政制中，公民可透过选票奖励或惩罚他的代议士，从以令他的代议士能够代表自己的政见。
纵然代议制度改善了希腊式民主效率不彰的问题，它却牺牲了公民要求政府问责的能力。首先，由于选举之间往往有一段不短的任期，代议士在期间不一定要面对选民，选民亦往往只能在决策制订「秋算帐」。而选民亦只能选择代议士，而不能就议题作出表决，他们只能选择一个较佳的一篮子方案。而选举亦容易沦为代议士及选民之间的选票交易，代议士失去了理性论政的动机，而公民亦丧失了就个别议题据理力争的机会。
这样的民主政治，尽管仍然比专制政治来得理想，亦难免令人感到遗憾。现代的民主制度，仍未是一个理想的制度，民主化至今仍是一个未完成的计划。而新期关于民主化的讨论，亦已超越了代议政制，关于审议式民主（Deliberative Democracy）或参与式民主（Participatory Democracy）的研究乃是政治学界的显学。
与代议政制相比，参与式的民主比较不重视投票，亦不主张以少数服从多数的原则作为决策。反之，它主张公民参与和贴身实际事务有关的讨论，并在讨论之中理性地表达自己的观点，最终以合理性作为决策的原则。为了让每一位公民都能参与决策，这种民主模式亦主张替弱势社群充权，以确保他们不因其社会地位而丧失参与决策的机会。
代议式的民主，是透过选出政府去进行由上而下的施政。而参与式的民主，则是由下而上的，而如此则要求政府的把权力下放。这种民主模式的关注点不在全社会的宏大议题，而在于地区性或具体化的小议题。政府在其中的角色，在于为地区性及议题性的政治参与赋予权力，并协调不同地方及议题之间的分歧，而不会扮演决策者的角色。
这种深化民主的做法，至今仍未普及，亦未必能够完全取代代议政制。不过目前一些深化民主的试验，纵非完美，却仍有令人鼓舞的成果。其中以印度喀拉拉邦（Kerala）的试验脍炙人口，当地以乡村为单位进行审议式民主，有效地促进当地人的生活质素：纵然当地人均生产总值只有第三世界的水平，其人民在教育、健康等方面的生活素质却处于世界的前列。
当然，这种新的民主方式并非万能，亦不是容易做到。这种制度需要有一群受过一定教育的人民，而在推行时亦需有一定程度的社会平等。要让居民持续参与社会决策，一个强大的公民社会亦不可或决。不过，随着社区性及议题性的事务逐渐成为市民关注的焦点，现有的专制政治及代议政治将不能应付社会需求。我们有需要开始为深化民作好准备。
毕竟，民主不应该是政客与选民的政治交易、也不应该是数年一度的政治嘉年华。一个合乎公义的政义制度，当让每一位公民都有发言的机会、亦当以讲道理的方式就社会事务作出抉择。
（http://www.christiantimes.org.hk，时代论坛时代讲场，2007.2.9）
徐承恩
（基督徒民主连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