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志伟牧师在他的大作〈争取公义较民主更可取!〉里表达了他对基督徒坚持和争取公义的企盼,更认为圣经里对公义有丰富的论述,实不应为教会和信徒所漠视。这些观点,笔者都什为认同和支持。然而,令人困惑的是,胡牧把公义和民主放在一个好像是相互排斥的位置,然声称信徒理应重视公义而不应把民主 (特别是他所说的「跟着西方民主思想或本地泛民派论述」的民主)看作重点,因为「公义较民主更合符信仰的表达」。笔者的理解正好相反:民主和公义是共生关系,不可能择一而取的。故此本人冒昧写成此文,希望能和胡牧师和其他读者相确这种以为公义与民主分割的论述。
「公义」和「民主」这两个词语都包涵了很多概念和事物。谈到「公义」,胡牧师便举了三个例子:经济公义、政治公义和环境公义。当然,我们亦可以举出更多的公义,例如和平的公义、法律上的公义、程序公义等。近数十年来,政治学和政治哲学家花得最多的时间便是在研究经济公义。政治哲学泰斗约翰‧罗尔斯(John Rawls)在一九七一年出版的《论公义》(A Theory of Justice)正是当中最重要的着作。他提出的(资源分配)公义原则(Principles of Justice),目的正是希望各政治机构(主要是各地政府)能以此为本,使她们在制定分配资源(例如税收)的公共政策时能合乎公义(对罗尔斯而言,公义也就是公平)。从罗尔斯理论开始,学者们通过继承或批判他的理论来讨论各项经济公义的问题,例如资源分配的问题,又或者是国际贸易,或全球化问题等。
这些研究经济公义的背景历史和我们的讨论有什么关系呢?答案在于每一项的公义都有其独特性,但亦有与其他公义相关的地方:共通点就是都不能迴避政治体制的重要性。罗尔斯的公义原则只是用来指导政治机关的公共决策,但是不能用在个人抉择上的。即使是谈及其他的公义问题,我们亦难以只谈个人的公义而不理会政治上的体制问题。信徒不能忘掉圣经对「公共之义」的重视,但公共之义不仅需要每个人的个体参与,亦需要群体机构—特别是政治机关—的公义公共政策。
谈及政治体制问题,又或者是政治公义的问题时,民主政制这一选项是不能迴避的;更什者,民主政制是我们现存的政治制度中最能维持公义的选项。试看民主理论大师罗伯特‧达尔(Robert Dahl)在《论民主》(On Democracy)一书中谈及民主政制会带来的好处,例如:避免暴政、保证民众基本权利、普遍的自由、政治平等、令得民众更能充分发展自己,和提供最大机会让民众履行道德责任 (见其书的第五章)。罗尔斯在发展他的公义理论时亦是以自由社会为蓝本的,而自由社会的其中一项核心元素便是民主政制(可参考他的《政治自由主义》一书)。
诚然,学者之言只作参考之用,不代表我们要对他们的学说照单全收(事实上,很多学者都有质疑达尔或罗尔斯的理论)。我也不是说民主政制本身便完全等于公义的制度;但公义的政治制度在实践上不能离开民主。除去背的复杂政治理论不谈,我们可简单概括民主和公义的关系为互补共生(complement)的关系。我可以借用经济学来比喻此一关系。在经济学里,不是所有货物在市场上都是互相的竞争者来的,例如汽油和车辆一般都是互补的货物,其需求量都是一起成长(或下跌)的。其道理很简单:因为两者有密切关系,人们不会择此弃彼,而是需要两者得兼才能发挥最大的功效。民主和公义亦可以如是看待。在没有民主制度的社会里,争取各种公义是事倍功半的;也正是为了公义,争取民主的道德基础才不会缺少一角。民主和公义不仅并非冲突,而且更应该是共生的。胡牧师说的「教会可对民主不理睬,但不能对政治公义漠视。」似是难以成立;我们应该反过来说,若要重视政治公义,便不能对民主不理睬。
当然,人力有时穷,我们不能要求每个人都全力投入争取民主的运动。社会需要分工合作,主内肢体亦要各尽其职,谨守上主赐给我们的职份和使命,然 各人再以不同的方式和程度支援其他人。胡牧师叫信徒要多留意各项公义的问题,是信徒十分重要的使命,这点笔者是十分支持的。就个人层面而言,每个人都可以找寻最适合他们的岗位作盐作光;但在社会层面而言,争取公义不能忽视争取民主,因为民主制度更能带来公义的社会。所以,即使顺着争取公义的思路来说,我们亦不能没有人负责争取民主,其他信众亦不应忽略或者攻击这些争取民主的主内肢体。总括而言,公义和民主不只是共容的,更应该是共生的。不只民主和公义并行不悖,争取公义和争取民主的弟兄姊妹亦不应该有所冲突,而且更应该互相扶持和支援对方。笔者相信,争取公义和争取民主都是可取的;热衷争取公义的信徒(如胡牧师)和那群「热衷民主的基督徒」其实或多或少都站在同一战线上,只是岗位有所不同吧了。
(寄自美国。作者为美国马里兰大学〔University of Maryland, College Park〕哲学系博士生,研究範围为政治哲学。)
(http://www.christiantimes.org.hk,时代论坛时代讲场,2006.12.2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