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年在香港，有不同的宗教人士（主要是来自包括了天主教和基督教的基督宗教）在两方面涉及了公共事务的讨论，公众的舆论却对他们的言论有相当不同的反应。一是关乎香港的民主发展，舆论对宗教人士的发言大体是正面的；但另一是关乎反对制定反性倾向歧视立法的问题，舆论却对他们的发言大体是负面的。
为何公众的舆论会有那么不同的反应呢？这可能是基于以下几个原因：
宗教论据与公众讨论
第一、有部分宗教人士在参与反性倾向歧视的公众讨论时，所提出的论据是宗教的论据。所谓宗教的论据是指这些论据是建基于一些宗教的前设（如宗教经典的权威性、宗教团体的传统或宗教的经验），并不是非宗教人士或其他宗教人士所认同的。这不是说宗教人士在参与公共事务的讨论时，不能和不应提出宗教的论据，只是在一个多元的社会，因有不同的宗教共存，亦有人不持有任何宗教信念，故若宗教人士单纯以宗教的论据来支持其观点，那在讨论公共事务时是难以取得公众认同的。
有一些宗教人士可能认为正正因为多元社会背离了他们所认为是真理的宗教信念，故他们必须清楚向社会表述以其宗教信念为根本基础的论据。当然他们可以这样做，因那是他们的宗教自由，但这些宗教论据对公共事务的实质影响将不会太大。
第二个原因是有部分宗教人士在参与反性倾向歧视的公众讨论时，提出了立法就会使宗教人士再难自由地宣讲其宗教信念的忧虑。当然提出这种观点亦是他们的宗教自由，他们是有权亦有理由去提出这种观点的。不过，宗教人士在参与公共事务的讨论时能发挥强大的道德感召力，能影响不单是同一宗教的人，也能影响其他宗教和非宗教的人，是在于他们能超越个人的利益。若是提出一些「利己」而非「利他」的论据，那就严重削弱了宗教人士的观点的道德感召力，只能得到那些认同他们需受保护的人的支持。相反在民主发展的讨论时，宗教人士的论据都是以「利他」为出发点，因此他们的发言就能发挥出强大的道德感召力，成为推动社会的动力。
第三个原因可能是公众觉得宗教人士在反对制定反性倾向歧视的法律时，是以有组织的社会力量去胁迫同性恋人士这弱势社群（至少公众认为他们是弱势社群）。基于锄强扶弱的心态，公众自然对反对立法的宗教人士产生负面的看法。相反在民主发展的讨论，宗教人士争取普选是为了那些还未享有平等选举权的人（也就是弱势社群）争取权利和挑战既得利益，那自然赢得公众的认同。同样这不是说宗教人士不可以发表针对某一少数群体的意见，而是可预见这种意见是必然会引起某种负面的回应的。
为何他人不信你在「为他」？
第四个原因是关乎到宗教人士参与公众讨论的动机。虽然有些宗教人士在反性倾向歧视的讨论时，所提出的论据都不是宗教的论据，但他们给公众的印象是他们是基于宗教的动机来提出这些观点的。宗教的动机是指宗教人士在参与公众的讨论时，主要是为了实践其宗教信念而不是为了整体社会所共同认同的公众利益。对宗教人士来说，要他们区分宗教动机和非宗教动机或许是不可能的，他们也可能认为其宗教动机就是为了社会的整体利益。但由于公众未必认同宗教人士的具体宗教信念，所以当他们感到宗教人士主要是因宗教的动机来参与公众讨论，那自然会有较强的抗拒。
问题同样不是宗教人士不可以有宗教动机，因宗教人士有宗教动机是理所当然的。问题是他们是否让公众看到他们同时是有充分的非宗教动机去支持他们参与公共事务的讨论。若他们缺乏了充分的非宗教动机（至少若公众是如此认为），其宗教动机就会使公众觉得他们的观点只是为了达到他们自己的宗教利益，他们的观点就变成了只是为了「利己」而提出了。
但若宗教人士除了宗教动机外还让公众看到他们同时有充分的非宗教动机，那他们的宗教动机会反过来让人觉得其非宗教动机的超越性而得到更大的尊重。民主发展的讨论就是最好的例子。宗教人士支持普选并不纯然是基于宗教动机，至少公众的印象是有关的宗教人士即使是有宗教动机，其非宗教动机亦足以支持其推动普选的行动和言论。宗教人士因着其宗教动机，并不会如一些政党人士般会直接从实践全面普选中得到实质的政治利益，因此他们的宗教动机反过来使公众感觉到他们的观点的超越性，因而产生了强大的道德感召力和政治影响力。
讨论，是否为了殉道？
当然有些宗教人士可能认为他们参与公众讨论的目的不是要赢取公众的认同，而是要完成其宗教使命，故此公众的意见是负面或正面是不重要的。可能更多的负面意见会更强化他们的殉道者情意。但若宗教人士参与公共事务的讨论是不单为了见证其信仰，而也是要影响公众舆论，什至塑造公众舆论，那宗教人士就必须认真考虑上述的几个原因了。
因此，在参与公共事务的讨论时，宗教人士要避免使用宗教的论据，也要以「利他」而非「利己」为出发点来建构论点。为弱势社群执言能使宗教人士发挥其超越性的道德感召力。在宗教动机外，宗教人士也必须让人觉得他们有充分的非宗教动机来支持其行动和观点。其实最重要是透过参与公众的讨论，把宗教信念所支持的观点（如生命的价值、人的尊严、家庭的宝贵、保护青少年、或社会公义），塑造成为公众（包括了非宗教人士）也能明白和认同的观点。这不是说宗教人士要透过参与公共事务的讨论来传道给非宗教人士，把他们也改变成为信徒（可能有此客观后果），而是要争取把宗教信念所支持的观念（只是那些信念但并不必然包括其宗教前设），也纳入成为整体社会所共同认同的公众利益的範围内。那么当他们提出宗教的论据时，其实也是提出了非宗教的论据了。当他们以宗教动机去参与公共事务的讨论时，也是以非宗教的动机去参与了。那样宗教人士就可以发挥更大的社会影响力。
（本栏逢每月第四周刊出。分题为编者所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