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早前，何荣汉君在讲场发表了〈下一站：三十（加一）──写于政改方案未能得到三分二票数而被否决之后〉（下称〈何文〉），笔者在「发表意见」栏问了何君三个问题（见〈何文〉）。何君一星期前已就问题回应了，先多谢何君的分享。但因笔者事忙，一直找不到时间下笔回应，故请何君见谅。
对于何君的分享，笔者也谈谈自己的看法，让不同论点给各方参考和思考，希望香港民主发展问题能向一个「深度」发展的讨论和反思，笔者相信这样的讨论（在社会上各个阶层和各类媒体渠道的公众讨论）对任何一个地方的政治体制发展都是有正面影响。
对于笔者的第一个问题，何君认为若泛民派（或称「非亲政府派」）在来届（二○○八年）立法会选举在议席上「未能过半」，「香港要进一步推进普选，难度就会更大，这是整个社会需要面对的困难。」（何君语）坦白说，这也是笔者过往的想法（认识笔者的朋友会理解这话，了解笔者一直以来在民主政治的立场和参与），但经历了较多研究、探访交谈和观察现实政治变化，笔者觉得这个看法或许要重新评估。
笔者工作之一是中华地区的政经发展研究，发现一个重要因素影响着中国的政治发展──「如何加强中国在世界的影响力，从而保障国家自身的利益。」这是中国经济改革带来的必然影响和心理变化。
中国现政府明白要在世界拥有「影响力」的发言权，除了「金钱」，还要「形象」。不论共产党是否认同民主（共产党本来是以推动民主政治起家，跟台湾的民进党相近，不知香港的民主政党是否最终一样？），他们也明白推行「民主政治」是发展自身形象必需工作。一个暴发户可以得到别人的阿谀奉承，却得不到别人的尊重，唯有建立一个文明国度，才能赢取别人的尊重，「影响力」才有发展和建立的基础。笔者相信中国现政府内部的一些知识分子明白这一点，并尝试影响政府决策。
笔者想指出的是中国共产党不一定对西方民主体制（两党或以上的选举政治和三权分立体制）出现很大的改观或重新评观（不过中国知识界对民主理论的讨论确比香港深入和全面），但中国共产党发展较民主的政治体制是有其客观因素需要和诱因，这是「形象」的考虑，也是有效「继续」管治的考虑，也是国力向外推展的考虑，这包括两岸和平统一和港澳特区有效管治的问题。
面对台湾的民主化和香港民主意识不断提高和诉求逐步升温，任何理性的执政政权都明白发展有效吸纳民意的政治体制改革必须推行，问题是「如何做」。特别是台湾的统治阶层已由普选产生，两岸统一前提必是政治上民主意识的认同，在这前提下，中国最具体表示认同的做法，就是让港澳特区发展选举政治，推行普选制度。
在这样理解基础上，香港要进一步推进普选不在于泛民派是否过半立法会议席，而是中央政府的部署进度和对香港政治情况的研判（包含对美、日、英的各样政治动作）。这已反映在汤家骅提出与商界合作推进普选和田北俊建议分阶段撤销立法会功能组别议席，到二○二○年全面撤销（笔者相信这是一个「叫价」，等交换条件提出）等政治动作，加上曾荫权承诺在二○○七年提交政改路线图和时间表，故普选进度与泛民派政治版图变化的关系会渐渐减少，什至中央可能计划在二○○八年立法会选举前，把香港「普选」议题作个了断，尝试把立法会选举议题由「泛政治」交锋（民主、普选争论）转移集中「公共政策」讨论，在民主意识日益高涨的社会气氛下，这是一个较具公平竞争的「战场」（当然多年发展下来，各政党派系都存在不同程度的「铁票选民」），然而这策略是否奏效，很大程度取决于政府提出的「普选方案」或「政改方案」是否得到大部份港人接受，特别是媒体的反应、学者的意见和不同层次「泛政治」群体的行动。
不过，「普选」议题已进入「待决」阶段，除非中国内地出现重大的政治变局，否则，笔者估计「普选」进度可能在○八年立法会选举前有个较明确的勾划。
至于笔者第二个问题，即「泛民辞职」问题。何君认为不太合适，给人过于对抗性的印象，如果胜了，泛民可能会变得骑虎难下，更难面对再一次受到阻挠的政治困境，而且没有十足补选成功的把握。
何君的意见，笔者觉得有点矛盾。泛民派议员否决政改方案目的是什么？是尽力争取尽快普选，故强烈要求政府交出普选时间表和路线图，他们认为这是绝大多数港人意愿。问题是现在特区政府最终没有交出普选时间表和路线图，也表明二○一二年之前，香港政制没有重大改革，这是他们估计和接受的结果吗？若泛民派认为「普选」是港人坚持的政治理想，借议题正是「热腾腾」，借辞职补选展示政治肌肉，把香港民主运动再加温，迫政府和其他党派谈判和协商，尽快订出普选方案，为什么会担心「给人过于对抗性的印象」？「如果胜了，泛民可能会变得骑虎难下」，这个更是难以明白的想法。如果胜了，反映民意强大支持，为什么会「骑虎难下」？不是进一步把民主运动推进，为尽快普选奠定更稳实的民意基础？他们不是一直代表多数港人争取普选形式的民主政治吗？究竟这只「虎」是指什么呢？
香港不是一个拥有政治实权的地方，重大的政治改革需要中央政府首肯，方可取得进展，对于这个政治现实，相信大部分港人都了解。故作为从政者在香港争取民主政治可以有两种政治路线的选择，其一，与中央建立良好和互信关系，逐步把民主政治推进，就是只得寸进，也要落实，再而深化，如中国经济改革般，发展到某一程度，很难受个人或执政者意志所左右，但选择这种路线的从政者与趋炎附势的政客表面上很难分别，外界多有批评和误解，而且这进程越长又或最后失败，或许只得「含冤」，就是成功了，市民也许认为你是趋炎附势的政客，这是选择这路线的从政者要有的心理准备。
其二，坚持政治理想与当权者据理力争，以尽快达到政治理想为目标。这是今天泛民派选取的政治路线，故有不惜与中央和特区政府抗争，否决政改方案的行为选择。但否决政改方案后，下一步如何？就是跟一齐政府原地踏步？走回温和路线在细节上修修改改，和其他政党协商？这是什么政党？路线左摇右摆，争取策略进退失据，最后等下届选举作结，希望这不是泛民派的想法和写照。
笔者认为选强硬政治路线，还是选怀柔政治路线，本质上不是政治道德问题，是从政者对当地现实政治判断和政治抱负问题，只要从政者的选择基于造福群众，这就是仆人心态。影响这个思考的心魔，导致政治道德问题出现是「英雄感」作祟问题，考虑到自己的得失和名声受损，最后作出不符群众利益的选择。
笔者要强调的是想作「英雄」的政客不一定被认同是政治上的英雄。作为带领群众争取政治理想实现的「英雄」，是要冒极大的风险，付出的也不是一般人所能承受，实不易为；但对于一些为政治理想、为自己同胞、为群众的默默付出从政者，笔者觉得难能可贵，因为这类政治上的仆人实在很少很少！
（http://www.christiantimes.org.hk，时代论坛时代讲场，13.1.2006）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