得蒙胡牧师拨冗回应拙文〈忽然社关〉（第九五七期），十分感激！本来不宜打扰，但拙文原意是指出教会当留意的事，特别是处事手法不一，胡文〈并非忽然社关〉（第九五八期）却一一否认，本着面向教会的态度，我认为有必要把事情说得清楚一点。
胡牧提出了很多论点指回应SODO与政改手法迥异是合理的。一、在历史里，教会都是「以其道德良知间接影响政治」。二、教会要忠于宣讲圣道，就认识圣道「只提供原则，而非具体的方案」，「圣道没有交代○七普选是否合宜」，教会仍可基于从圣道引申的伦理宣讲和行动，若某些公共课题如赌博及民主等，圣道没有明确的教导，「就由信仰群体按其共识作出判断」。三、「教会不能事无大小皆要表态」。四、教会若不得不有宣言或行动，则谨记不可被外间误会以为教会是政党或压力团体。五、并且该宣言只涉及问题的道德核心。（第四、五点是胡牧引述自宣道会文件的。）至此，胡牧作小结说：「基于上述原则，就能理解为何大多福音派教会肯以教会名义反赌、反对同性人士争取『性倾向歧视立法』、呼吁『贸易要公义』等，而对于政改争拗，大多不作出如陈日君主教般呼吁。」
胡文馀下还有别的意见，包括：六、胡牧会尊重各堂会运用它们堂会名义就政改表达意见的自由。七、按巴特、潘霍华、积依路三位对「教会」的定位，胡牧仍坚持陈主教呼吁或动员教会信徒上街是有违「政教分离」原则，「这三位神学工作者不是不问世事，只选择在重要时刻发言与行动」。八、民调指出「至少有一半认为《第五号报告》可以接受」，所以教会没有必要在此事上发声。
一、前言
首先一些澄清。拙文〈忽然社关〉的正解是「忽然用教会名义来社关」，没暗示教会从来不关社。请恕本人保守，本人从不是社关前线分子，故对建道梁院长〈长安不乱〉一文（第九五八期）什有同感，但会把「吹哨子总动员」的谓词改为「是会生乱的」。诚然，不论支持或反对，SODO或政改都不应令教会内斗，本人抗拒任何欲把单一议题不断放大的举动。这几点拙文没有提及，因不相干，但读者总对此有好奇心。拙文说的，是某些流行言论在解释处理SODO和政改事件中应有不同手法时，若非本身讲不通，就是根本说不出两者有分别。但胡牧否认。现在让我们先谈共识这「理由」，不是因为它特别重要（见第三节），而是特别被扭曲。
二、究竟是多少人的共识？
胡牧在解释为何大多福音派教会愿意用其名义反SODO而不肯就政改发言时，其中说「信仰群体是按其共识作出判断」。这令人大惑不解。首先，胡牧漠视拙文提及的李鼎新和伍山河牧师，难道胡牧不把他们和他们的宗派当为福音派？好了，即使我们只看别的「福音派」堂会，也没有很大共识。胡牧于七月在教新刊物发表的〈慎防基要心态〉里已承认有人是不想反SODO的。事实上宣道会已有位黄牧师。实质数据难寻，但我们知道《时代论坛》社评早在去年二月就罕有地提醒各位这只是政策角力，不要伤感情。发展至十月，性文化学会主席关启文博士说SODO在教会「产生了什大争辩」（〈接纳「差异」与性倾向歧视立法〉）。其实《时代论坛》创刊至今只有这话题才出现如此多立场对立和言词强硬的文章，只消把二百天里的文章辑录起来，已足可成书，并且在序言里语重深长地说：「论辩至今亦只可以说是一场争论，而不可以说是对话。」足见意见之纷纭。
再说，胡牧的教新的○四年普查指平均出席崇拜人数为廿二万，但现在联署者只有一万。严格社会科学思考不容我们推论说其馀廿多万人都不赞成反SODO，但却绝对容许我们推论，万馀个签名并非大多数。即使联署的堂会可代表二万人，还是未够15%。香港教会从未试过在社关事上可以凑合到万馀支持者，人们当然亢奋不已，但请勿见树不见林，由「从未见过这么多人参与一个行动」推论到「这是大多数人参与的行动」，再推论到「这是大多数人的共识」，是双重错误。极其量我们只可以说，在福音派群体里有局部地区性的共识，但整体看来却没有。
称得上为共识，必须自愿和理智，于是一万里还要减去不真心地和不理智地的人，他们可能是人云亦云或受到群众压力影响。胡牧师自己就曾在万人登报声明的那周坦承有人云亦云的事：「部分教会人士对同性恋还未有充分理解与认识（包括笔者在内）……有部分信徒确实对事件发展尚未弄清楚，只因教牧或有团体呼吁反对，就为了反对而反对」（〈香港教会与「性倾向歧视」立法〉，四月）。群众压力呢？又是胡牧自己的话：「笔者忧心部分热心肢体不自觉地走回昔日『基要心态』，因惧怕而反应过度，因猜疑而不断自制敌人……使教会不断内斗与内耗」。蔡志森亦曾表示大家不应将策略上支持立法的统统划为敌人看待，切勿非友即敌（第九二七期，六月）。
领袖们当天只眼开只眼闭地超越共识的规限来壮大声势，然后在表格上印上了教会图章。这不可在今天被说成广大（一万）信徒的共识呢！当长安和心灵都乱了，在争论（而非对话）和权力比拼下就总要有一方胜出有一方流血，但为什么事后还要成王败寇──把事件说成万众同心的共识，作为历史定案呢？
三、教内民意？
其实教内民意这把戏要玩到几时呢？领袖们向来做事根本不用看教内民意的，他们认定某行动是合神心意的就会去做，然后要求信众消化、接受和支持（本人无意暗示一般来说这手法是错）。今次之所以谈教内民意，全因为各组织认为须以人数来唬吓政府，而宗派堂会若要动用教会名义，好歹也要有少许教内民意基础。如此，个别信徒的取向才突然变得极其尊贵。只可惜「吹哨子总动员是难有果效的」。幸好政府和其他社会人士不知道原来万馀人里掺杂了好些非理智和非自愿反对者（严重到一个地步胡牧师、李锦洪和蔡志森要呼吁大家理性冷静），亦不为意这万馀人连全体基督教福音派十分一（极保守估计）也代表不到，再听到有堂会宗派的名称，就以为是基督教界的坚实主流共识，给吓住了。不论是否当初的精心布署，这真是好一个槓杆施压策略──成本低，时间短，回报高！
第二节的反驳并没搞错了教会决策运作和反SODO的游戏规则，而是指出即使胡牧突然用这个一般都没资格成为理由的教内民意来解释，也完全无法辩护。大家不如坦承所谓共识只是掌权的少数领袖们在争持游说后的共识而已。他们很愿意就SODO动用教会名义，于是促成一些「共识」和社会行动，他们却没有兴趣就○七普选动用教会名义，于是不肯促成一些「共识」和社会行动。胡牧第二点的共识讲法若要成立，就得承认那个有高度共识的群体根本不是指广大信徒。但这可会令很多信徒失望。
四、堂会自决？
谁是掌权领袖？跨堂会组织负责人、宗派高层、少许堂会领袖、和机构人士。后者虽然活跃，但实权很少，某学会成员就曾常在网上回应说，不能为别人的过火言论负责。诚然，在法定权力理解下，胡牧说「假若有堂会，经过执事会讨论，达成共识，然后登报发表宣言，一起上街游行，笔者尊重各堂会自由表达意见」是真确的。但更正教群体没有天主教那种中央权力阶层，并不表示没有权力和辈份压力的操作空间，那里仍有很多无形和不成文的权力分布（本人无意暗示一般来说这是不健康的）。还有，教新普查指千一间堂会里有九百间是少于二百人。资源贫乏的他们真能在短时间内消化大量资料和表态吗？他们选择跟随大队和别堂会的长辈，总会比独排众议容易得多呢。不要忘记，该普查亦「发现主动筹办活动回应社会议题的〔堂会〕仍属少数」（论坛社评，第九一六期，三月）。
五、民调、压力团体、选择性表态
第八点的理由亦是错的，因为在SODO问题上也曾有民调，理大○二年的调查发现约有七成声称更正教徒或天主教徒的受访者接受或非常接受同性伴侣组织家庭和享有配偶身分的权利。若说那民调有偏差，或人们未有醒觉，为何在政改民调就不考虑人们未有醒觉，为何教会没责任在这事上唤醒他们？若要如明光社那样指摘理大民调手法不严谨，且不论那反驳是否恰当，请问胡牧曾否研究政改民调手法是否严谨？这正是拙文所说，人们只懂在反SODO事上投放大量精力，但在别的事上草草打发掉便是了。这双重标准暴露了理性论述背后的不理性。
且说第四点， SODO事件中基督教界高调使用宗派名义对政府政策施行压力，这真的不会令社会人士误会教会为压力团体吗？如果连朱耀明牧师的个人活动都可以被社会人士说成为宗教干政，为何各宗派以其名义多番联署登报声明和胡牧师亲身上电台反对SODO就不会？在赌波事上，社会里不是一直有人认为基督教将信仰立场强加诸别人和政府决策之上么？说这点可区分SODO和政改，简直是掩耳盗铃！既然教会不能和不须事无大小皆表态，为何要选择在此事上表态（第三点）？
六、小结
以上各点解释不到为何当日教会回应SODO和政改的手法要相异，第三、四、八点非但没有指出相异处，反提出更多相似处呢。
胡牧又引用巴特、潘霍华、积依路（第七点），然而，究竟在什么意义下SODO是教会在没有违反政教分离原则下于重要时刻必须以其名义发言与行动的事？由于三位神学家都没有谈过SODO，自然地这只是胡牧的诠释，但他却不交代理由，我们无法探讨。现在，只剩下一、二、五点，其实这里有些重覆，主要只是提出道德与政治是不同的，而SODO是纯道德而非政治问题，但政改却是纯政治而非道德问题，教会要表态，只会是就道德问题表态。如此，教会就只会对SODO表态。这里有不少理论问题必须另文再议，例如所谓政教分离的原则从来不是自明的（无独有偶，与胡文同期的《时代论坛》社评正正说人们对此缺乏基本认知）。现在让我们集中看看究竟SODO是否那么与政治无关。
七、SODO是纯道德而非政治问题？
什么是道德的事？什么是政治的事？主力反SODO和反同志运动的组织多年来孜孜不倦地教育我们不要天真地以为道德问题与社会无关，他们认为很多社会政策等事都是道德的事，或至少不能缺乏道德层面的考虑，所以，即使投票选立法局议员这类很政治的活动，都要高调地列出参选人对同性婚姻的看法，在争取民主为大前提的七一游行这类很政治的活动，也要高调地因其中有同志组织领头而杯葛。政治的事，不管如何定义，皆是牵涉广大市民生活福祉的事，很难说是与道德无关，看看宗教伦理学博士罗秉祥教授的众多着作谈了多少社会政策和政治，就可以一班。事实上历代绝大部分传统哲理里，包括伟大的基督教传统，都是把政治视为道德伦理的一部分（这令我们怀疑「政教分离」根本不是说教会只能就道德课题采取社会行动）。
反观SODO，这作为一个政府欲提出来提高社会公义的具体法律方案，其实正是胡牧师在第二点所说的圣道里没有交代的具体方案。圣道没有交代○七普选是否合宜，只有交代社会要有公义，同理，圣道没有交代SODO是否合宜，只有交代同性恋不是神喜欢的生活方式。把SODO看为社会政策而非纯道德问题，是很多人的见解：
旧约教授李思敬：这个问题很复杂，我们太轻易将之简单化了，因为我们现在参与的是一场民主的游戏（游戏这辞并非贬意），就是要将事情简单化，从而令最多的人来投一票支持你，倾向将所有的问题来个黑白分明。（第九三八期，八月）
法律教授戴耀廷：反性倾向歧视与其他有关同性恋的社会讨论一样，是涉及公共政策和法律的制定，也涉及人权和道德的争议。在面对反性倾向歧视的立法建议，香港教会应采用什么策略呢？（第九二六期，五月）
伦理教授罗秉祥：这牵涉到法律和道德关系这复杂议题。（第九二七期，六月，转引自明光社八周年纪念研讨会的发言稿）
《时代论坛》社评：在政策角力之馀，莫忘彼此原是主内一家互为肢体。（第九一二期，二月）
明光社的蔡志森：对同性恋的看法是真理层次问题，但如何回应、应否定立反性倾向歧视法是策略问题，不要绝对化，亦不要将赞成立法的信徒当作敌人看待，这纯是大家对形势评估的分别。（第九二七期，六月）
性文化学会的关浩然：明光社企硬的重点是针对采用「歧视法」的方式去处理性倾向歧视是不恰当的。（第九四○期，九月）
明光社和性文化学会还有很多文章解释他们的论点是出自社会法制、自由、公平、政治形势、及小政府与自由市场（参关浩然，第九二三期，五月）等政治考虑，后来关博士什至在灵风讲座声称，在他对世界人权宣言的研究里发现，真正支持人权的人是不用支持SODO的。虽然两组织不否认SODO立法会助长同志运动是他们最大忧虑，它们口头上和理论上均没有把问题说为反对同性恋或歧视同性恋者。这点正是他们常觉得社会人士误解他们的地方，误说他们单单从道德和宗教立场出发。胡牧师作为反SODO的热心领袖之一，与明光社和性文化学会合作，理应很熟悉上述言论，并且认同其中大部份，为何现在突然改口，把法制、自由、公平、策略、政治形势、及小政府与自由市场等政治问题说成是纯道德而非政治问题？
由于SODO不是纯道德问题，胡牧师提出的「道德核心」与「具体方案或政治」区分就不适用。因此，胡牧师说，即使教会要发声，也只可在有关道德核心的事上表态，并不能解释为何可以在SODO事上动用教会名义。（值得一提的是，由于性文化学会和明光社基于反SODO和反同志运动的理由坚持连选举和游行也是与道德有关，什至可被某种道德考虑凌驾，而胡牧师在反SODO和反同志运动上与它们站在同一阵线，胡牧师理应不会把政改问题看为纯政治而非道德。如此，两者分别就更小了。）
八、结语
胡牧师在〈并非忽然社关〉里解释处理SODO和政改手法之不同，论点全都讲不通。教会动用其名义社关，的确忽然。胡牧师愿意回应的诚意和承担责任的态度十分值得欣赏，但是道理无眼，理亏就是理亏。冒犯之处，万望见谅。借用性文化学会带挂在咀边的话作结束：我忙碌得身心交瘁，几乎病倒，乐于竭下来不参与辩论，这样不讨好和危险的事，真的不想多作，绝无意做烈士，只是总要有人淌这浑水。
（http://www.christiantimes.org.hk，时代论坛时代讲场，11.1.2006）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