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五年见证着香港教会对社关立场的迷惘失措，其论述亦沾上了太多权力争持。作为冷眼旁观者，我感到忧虑，欲在本文提出。
背景发展
去年上半年最热门的话题是反性倾向歧视（下称SODO）立法。那时，有好几个宗派用宗派（教会）名义登报反对该立法。在某些组织和宗派领导层的推动下，不少堂会上上下下都有讨论这立法问题，因为要在短时间内表态是否联署登报。这样的联盟和广泛研习在香港教会是罕见的，用教会名义去参与这些政治行动也是罕见的。香港教会竟会放弃以往「只可以用个人名义社关」的原则，令人詑异；更令人詑异的是，放弃的理由却不见得有什么新意。同一组理由，从前不被接纳，但今天却被视为理之所在。
到近日的政制问题，前建道神学院院长兼城浸主任牧师张慕皑牧师在《基督新报》十一月一访问里提到他不赞成用教会名义回应政改，他说：「在赌波合法化与同性恋问题上，政府要求各界出声，也接待宗教团体发表意见，教会出声的问题不大，这与『政教分离』的原则没有冲突。」继后教会更新运动总干事胡志伟牧师发表〈教会面对「政改」争论的思考〉，指陈日君主教有关游行的呼吁是政教不分。主力反SODO的明光社的总干事蔡志森亦在《基督教周报》一文说「不赞成以教会的名义支持任何一个政改方案。」一如传统答案，他们全都补充说，信徒应该多以个人名义关心社会。
问题剖析
把这两事件放在一起，我们会感到有点矛盾。虽然翻查昔日这三人在反赌波反SODO里有关教会角色的言论可会是一项很有趣的研究，但我无意这样作，因我不是要批评某些人，而是提出整体教会要反省的地方。诚然，为什么教会可以在赌波和SODO问题上鲜明地运用教会名义，但在政改问题上却坚决不作？如果昔日反赌波反SODO教会没有用她的名义在社会里表态，她今天不作，总算叫做贯彻始终，别人充其量只可以批评教会不够高调，不够积极，就连批评教会不关心社会也未必成立（因教会总可以说，她有教导信徒以个人名义关心社会）。然而，今天的故事不同了，当日有份走出来说要用教会名义反赌波反SODO的领袖们和有份决定用堂会名义登报的教牧长执，会一时要求各堂会用教会名义表态，一时却教导这是原则上不应该的吗？
理由何在
理性上，唯一出路是把政改和赌波和SODO说成是性质上不相同的东西，故此处理手法可以不同。张牧说因为在政改事上政府没有「要求各界出声」。胡牧说「教会整体就〔政制〕此难有共识，因而笔者不赞同由教会名义鼓励信徒上街的做法。」蔡志森认为「更重要的是教会应该在一些被大多数人忽略的範畴发出更多先知性的言论」，例如明光社在反SODO时常说的滥用人权，才是应该要发出先知式批判的。
龚立人博士在其专栏内已批评张牧言论（第九五一期），让我重覆其中几点：为何政府有要求会是一个理由？在赌波事上政府也没有要求过。还有，「为何教会选择在某些社会道德课题上表态，但对政治问题却沉默？」蔡志森的讲法也是奇怪的，当人们正在担心游行人数不多，他却暗示那是大多数人关注的事。另外，多人忽略可以是因为那事根本不值得投放那么多资源吗？说穿了，他早已假定了反SODO或反滥用人权是天经地义、是最优先的，将明光社社关议程视为基教督社关议程。
胡牧的讲法也是不成立的。以胡牧愿意走上电台向市民解释为何要反对的SODO为例，其实教会算不上是有共识的。首先，我们不可以轻视循道卫理联合教会会长李鼎新牧师和五旬节圣洁会香港总监督伍山河牧师在基督教界的代表性，他们都是支持SODO的。其次，其馀基督教堂会之所以有看似一致的立场，很可能只是领袖们拔苗助长，努力推销某些论述使之急促地跃升为（他们圈子里的）主流意见的结果。试问常被指为社关意识不高的香港信徒怎可能在短短三、四个月间突然上上下下变成神学和社会科学专家，高谈阔论性神学和SODO在社会里的影响，为了爱护社会和下一代而拥抱某些团体的议程和策略，坚决反SODO，且鲜明到一个地步要在报纸上刊登自己的名字？不少人只是躲在一些组织和学者的影子下，反刍他们的论点，追问之下，他们会说不明白（什至是不赞成）那些论点，然后提出自己想出来的一些不济的理由。这在网上的讨论可以见到，一些反SODO核心人士也倾向认为有不少这样的人（只是他们不认为需要因此放弃动员教会的策略）。不要忘记，这不是圣经有没有反对同性恋的神学问题，而是应否动用教会名义登报反SODO的一个社关理论兼策略问题，绝非显而易见、大是大非（很多人到现在仍分不清这个，例如今天仍有人把SODO问题说成是自由神学与保守神学之争）。若留意听去年十月份《时代论坛》有份合办的「彩虹的两端」研讨会，讲者即使没有明明地说出来，言谈之间已表露出他们对几个月前联署登报之类的策略有一种运动激情过后的保留。请问胡牧师，如此一个欠缺共识的政治运动的立场和策略，是否可以动用教会名义登报？
顺便一提，一些反SODO的主将在维护其立场时，作了很多预设，运用极多逻辑辩才，旁征博引，到一个地步什么定义和推论都质疑，其思路几乎只有学者才跟得上。当日认同他们的教会领袖们，会否觉得现在说不得用教会名义回应政改的理由和逻辑太粗制滥造，有点双重标准？最简单，「何谓政教分离」这问题就没有人去做一做逻辑分析和定义。不要忘记反SODO的主要论点之一是质疑私人伦理和公共伦理／政策的分别，当日有运用这理由的人今天会说政改与道德无关，只属公共政策吗？理由何在？
忧虑
本文无意对赌波、SODO、政改表达任何正反意见，本文什至对应否动用教会名义表态没有意见，若各位领袖觉得昔日反SODO时太冲动，决心以后不再动用教会名义，本文无意支持或反对。我也请读者不必反驳上文指出的矛盾，说是出自不同人的口，这点我知道，我多年来的文章都有提到香港基督教没有中央领导（这也许是好事），故此，不论是诚实地不用负责或有人想推卸责任，要追溯谁是始作俑者和谁要负责任，几乎是不可能的事。
本文不是为追究责任而写，而是要带出一个反省：香港泛福音派教会的社关立场愈来愈模糊，一时一样，虽然好像理性地讲圣经和什么「政教分离」，提出（或作临时凑合）一个又一个的原则，明眼人可以看出，整个问题已不再是哪些「原则」有什么神学基础，而是不同领导核心有各自的议程和它们之间的争持，合心意的就施展浑身解数去辩护和推销，不合议程的就草草打发掉（这辩才之不平衡分布，犹如香港政治里那些高明地硬销方案手法）。长此下去，若信徒不善忘，试问日后他们再听到领袖们高呼要联署，要动用教会名义，心里会想什么？如果连社关都要是服从教会由上而下的训示，这本身已是很政治化，也是很盲目的了。
（寄自美国）
